文 | 周天

周天財經 原創出品

《晚點》近期專訪汪滔，非常有看點，是今天少見的創始人極其剖析其內心世界的大篇幅訪談。

我捕捉到一句話，讓我感覺到汪滔的內心思索已經觸及到某種境界，這也是我覺得全文最重要的一句話，這句話汪滔是這么說的：作為孫悟空性格，看見妖怪就想一棒子打 「死」，試圖用強對抗來追求一個理想的干凈狀態，但其實孫悟空是一個更大的 「妖怪」。

過去的汪滔，和世界的關系有些怪異，他喜歡批判世界，喜歡戲弄現有的體系和制度，比如他要自己設計辦公大樓，他融資的時候，要自己定規矩，讓投資機構往里鉆。

汪滔以前在批判整個世界的同時，也把自己藏起來，不露面，用一個假人代替自己的形象制作宣發材料，還包括，他前后兩次采訪的間隔是以十周年計。乃至，影石劉靖康和拓竹陶冶深知汪滔不愛出面的特點，整天指名道姓地想把汪滔炸出來。這一次，劉靖康終于得逞了。

不過，如今的汪滔一反往常的自己，居然收起了優越感和批判性，并展現出大量的反思與同理心，汪滔說，「你不能因為上天給了你某個天賦，就挑剔別人」，他還說，「后來發現，人的感受也很重要，他有他的自洽，我不能破壞了別人的自洽」。

在2015年福布斯專訪汪滔時，他辦公室墻上掛著的標語還是：只帶腦子，不帶情緒。顯然，那時候的汪滔忙著贏，沒空理會眾人情緒。

這一次的汪滔在晚點專訪里，終于顯現出他已經完成社會化，他說終于找到了自己的missing part——人與人的關系，還說自己創業20年最驕傲的事情是「學會了反思」。盡管他早已百億身家，但我發現汪滔的社會化、成熟化其實來得比較晚，大約發生在他的40歲前后，他三十歲的初期，收獲大量的正反饋，想必是春風得意，正忙著向世界擴展，而無瑕審視自己，也就沒有機會實現直男開悟。

所以，今天的汪滔不再說「我要改變世界」，轉而說「發現真理，并用真理去活」時，我感覺汪滔往上走了一個level，汪滔今天看著劉靖康和俞浩時，有一些惺惺相惜，他說俞浩珍貴。就仿佛看到了年輕版本的自己，或許我還能補全一些潛臺詞：劉靖康和俞浩現在要贏、要改變世界的心智階段我老汪已經走過，人生這場修煉，你們或早或晚也會領到各自的課題。

人的反思，來自于痛苦，汪滔的痛苦集中在2018年到2019年。那時候他下重手反腐，把數十位同事送了進去或是開除掉了。

那是因為汪滔當時認為「大疆是一方凈土，只有純粹的創業和為夢想而生的藝術家」，汪滔把「純粹」設定為入場的門檻和持續存在的條件——你必須純粹，否則你不配在這里。而當現實中不可避免地出現不純粹（腐敗、懈怠、私利）時，汪滔此前的結論是：凈土被污染了，必須清除污染源。

那時年輕的汪滔，用二分法來理解世界。腐敗的員工是「妖怪」，必須一棒子打死；不夠優秀的人是「平庸者」，不值得浪費時間。這種道德清晰感讓他在做產品時決策極快——好設計和壞設計之間確實存在清晰的高下之分——但搬到人的世界里就成了災難。

如今，汪滔口中的話變成了：「農民在打谷子，鳥飛下來叼幾口，鳥其實連‘偷’的概念都沒有?！?/strong>汪滔不再假設人應該是純粹的，開始把自利行為視為人性的默認設置。從埋怨鳥，到自己想辦法升級防護，這是汪滔基于人性的管理認知在升級。

年輕的汪滔是工程師版的盧梭——他相信「純粹的人」是存在的，大疆的使命是把這些人聚在一起、隔絕污染。后來的汪滔轉向了麥迪遜——人不是天使，制度存在的意義就是讓不完美的人產生盡可能好的結果。

汪滔對自己2018-2019年反腐行動的反思，是整篇訪談中方法論層面非常有價值的段落之一。他說：「反對腐化和組織架構調整不要一起搞。更正確的做法是，先招人、重構組織、削弱山頭，再擇機處理腐敗問題。但我沒經驗，也沒人提醒我?！?/p>

波普爾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把這種「看到問題就要徹底解決」的思維叫做「烏托邦社會工程」（Utopian social engineering），與之對立的是「零星社會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

烏托邦工程師的思維是：我設計了一個完美藍圖，現實必須一步到位地變成藍圖的樣子。零星工程師的思維是：我不知道我的方案會產生什么所有后果，所以我每次只改一小部分，觀察結果，再決定下一步。汪滔的反思是——「先招人、重構組織、削弱山頭、再擇機處理腐敗」，這意味著，他思維習慣，完成了從烏托邦工程到零星工程的轉型。

承認人性的有限與不完美，對激進變革保持警惕，主張在既有秩序的基礎上漸進改良，尊重經驗和傳統中積淀的隱性智慧，這些保守主義的特質，開始在汪滔身上顯現。

告別激進主義的汪滔，需要重新找到自我，我們來看看他是怎么尋找自我的，晚點在這一點上，留下了難得的史料，汪滔說：「我要世界第一、我要贏——這些不重要嗎？我前半輩子都是靠這個東西驅動的。但后來你發現，我創造、我產生，那個‘我’字是毒藥?！?/p>

年輕時他讀喬布斯傳，最喜歡的是早期在公司升海盜旗的段落——「很自我的勁兒，看完覺得我就該是那樣子」。他讀安·蘭德的《阿特拉斯聳聳肩》，被約翰·高爾特擊中——一個天才工程師率領精英創造者建立只屬于強者的烏托邦。這兩個精神模板的共同特征是：自我是英雄敘事的絕對中心，世界因為有「我」而改變。

這套敘事在創業早期提供了巨大的心理動力——它讓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在沒有資源、沒有經驗、沒有團隊的情況下堅持做一件所有人都覺得不靠譜的事。

但這套敘事有一個內置的陷阱：當「我」成為意義的唯一來源時，任何動搖「我」的證據都會變成生存威脅。他后來發現，「很多看起來‘偉大’的創新，本質上是一種拿來主義……我們很多人只是‘搬運工’，不是憑空造物的天才。」

一個曾經把「我創造」當作身份支柱的汪滔，多少視自己為一個天才發明家，如今把自己重新定義為「搬運工」——這個承認顯然是痛苦的。他緊接著描述了這種痛苦：「想明白這一點，原本讓我上癮的驅動力一下被拆掉了，你會感到虛無，感覺something is wrong，但你不知道wrong在哪里。」

汪滔這位數千億身家的企業家，他流露出自己站在頂峰的苦惱：當你發現塔頂沒有 「更高的意義」，只有更復雜的平衡和分配，就會感到迷茫和虛無。

這是典型的「意義危機」（meaning crisis），是人在失去既有意義框架后的存在性真空；汪滔讀榮格的書，榮格就談到，人在人生上半場依靠的驅動力（成就、競爭、自我證明）在下半場會自然失效，必須尋找新的意義來源。汪滔的經歷印證了榮格的判斷——他自己引用榮格有一句廣為流傳的話：「真正的人生是從 40 歲開始，在此之前只是在做市場調研?！雇籼险f看到這句話「就覺得他是自己人」。

這句實際上是榮格的表述的簡化版，更為確切的論述收錄在《現代人的靈魂問題》（The Spiritual Problem of Modern Man）里面：

人生上半場（roughly到35-40歲）的心理任務是ego development：建立身份、發展能力、在世界中立足、追求成就和社會認可。

人生下半場的心理任務是individuation：整合人格中被忽視和壓抑的部分（陰影shadow、阿尼瑪/阿尼姆斯anima/animus），從ego的狹隘同一性走向self的更大整全性。

汪滔在訪談中說：「現在我想再demo一種可能性——創業者不只是向外求索、征服世界，也向內探索、戰勝心魔?！?/strong>

這句話，我覺得是汪滔最值得和整個科技與創投圈分享的一句話。

*本文如有提及上市公司，僅作為研究交流用途，不構成推薦股票或相關金融產品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