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務侵占罪應當區分股東還是雇員

【內容梗概】

職務侵占罪與挪用資金罪均源于1995年《關于懲治違反公司法的犯罪的決定》，1997年納入刑法。長期以來，立法層面存在重大認識誤區，致使法律規則未能區分股東侵占公司資金與雇員侵占公司資金的不同性質，司法實踐只能依照既定條文適用，甚至參照貪污罪量刑邏輯處理，導致民營企業家蒙冤受屈。股東作為公司財產的終極所有者，其侵占“屬于自己份額”的資金，本質上屬于公司內部治理與股權糾紛，應回歸民事渠道解決；僅對非股東雇員、侵占他人份額資金的情形，才有必要以職務侵占罪予以規制。建議從立法層面完善規則，明確區分主體身份與資金權屬，對股東堅持慎刑、謙抑立場，切實保護民營企業家合法權益，持續優化營商環境。

【正文】

?產權保護是市場經濟的基石，也是優化營商環境的關鍵所在。當前涉民營企業刑事案件中，職務侵占罪適用爭議突出，不少民營企業股東因公司資金使用、內部財產處置等行為被不當追究刑事責任。究其根源，問題主要出自立法層面的認識誤區，未能對股東與雇員的身份屬性、責任基礎作出科學界分。

今天，我們直面這一立法底層邏輯，試圖剖析職務侵占罪在誕生之初即存在的先天瑕疵，論證“區分股東與雇員”并非對民營企業的法外開恩，而是基于產權邏輯的立法回歸，更是優化營商環境、防范冤假錯案的必由之路。

一、職務侵占罪的源流和立法目的

職務侵占罪的設立，與我國公司法發展、國企改制進程深度綁定，其立法初衷重在彌補國有資產保護的法律漏洞，而非全面規制民營企業內部財產糾紛。梳理其立法源流不難發現，該罪名從誕生之初，就存在針對民營企業的先天立法缺陷，根源在于立法層面的認識偏差。

（一）公司法發展與職務侵占罪的立法淵源

我國公司法制度發展歷經曲折，而職務侵占罪正是伴隨公司法實施、國企改制推進而設立的罪名，二者立法初衷高度契合，即以保護國有資產為優先導向。

新中國成立前，清政府、北洋政府、國民政府先后出臺《公司律》《公司條例》《公司法》，構建了近代公司制度。隨著新中國成立，上述法律體系隨之廢止。1956年全行業公私合營完成后，私營經濟退出歷史舞臺，我國長期以國有企業、集體企業為主體，既無需專門規范民營企業的公司法，也無需設置針對非公有企業財產的刑事罪名。

改革開放后，為適應市場經濟發展需要，1979年《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1986年《外資企業法》、1988年《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逐步構建起有限責任公司制度；1988年《私營企業暫行條例》正式確認私營企業合法性，個體工商戶可依法升級為公司。1992年國企改制全面推進，《有限責任公司規范意見》《股份有限公司規范意見》為1993年《公司法》出臺奠定基礎。1993年《公司法》頒布并于1994年施行，歷經五次修正，已成為市場經濟的基礎性制度支撐。

1995年2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出臺《關于懲治違反公司法的犯罪的決定》，增設職務侵占罪，與挪用資金罪、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共同構成違反公司法的刑事規制體系。1997年刑法修訂時，該罪名被納入刑法典，定名為“職務侵占罪”并沿用至今。

（二）職務侵占罪的立法源流

1. 1995年《關于懲治違反公司法的犯罪的決定》

決定第十條規定：公司董事、監事或者職工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侵占本單位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數額巨大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處沒收財產。國家工作人員犯本決定第十條規定的行為，依照《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處罰。同時明確，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以外的企業職工亦適用該規定。

2. 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款規定：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本單位財物非法占為己有，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數額巨大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第二款規定：國有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國有單位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和國有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國有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以及其他單位從事公務的人員有前款行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條、第三百八十三條的規定定罪處罰。

3. 《刑法修正案（十一）》（2020年12月26日通過，2021年3月1日施行）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二十九條對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款作出修改，調整量刑梯度，增設“并處罰金”刑種，強化財產刑適用，但仍未糾正原有立法誤區，繼續沿用不區分股東與雇員的統一規則。

（三）職務侵占罪的立法初衷及重大隱患

職務侵占罪的立法初衷，是保護非國有單位財產安全、規范單位人員職務行為。1995年立法之時，國企改制全面展開，原有貪污罪僅適用于國家工作人員，難以覆蓋非國有單位人員侵占單位財物的行為，立法機關遂借鑒貪污罪結構設立本罪。

但簡單借鑒貪污罪結構復制設立職務侵占罪，存在重大隱患：國有企業工作人員無論職位高低，本質上均為基于勞動關系的雇員，并非企業財產所有者；而民營企業人員結構截然不同，既有提供勞務的雇員，更有投入資本、承擔經營風險的股東。股東和雇員的法律地位、風險承擔、利益關聯差異顯著，立法卻未作區分，為后續司法適用埋下制度隱患。

二、職務侵占罪的立法認識誤區及成因 （一）立法認識誤區

1. 主體混同：將股東與雇員等同評價

立法最突出的誤區，是未對股東與雇員作出身份界分，將兩類主體侵占公司財物的行為納入同一罪名、同一標準規制。

從法律身份看，股東是公司的出資者與所有者，對公司財產享有終極所有者權益；雇員是受股東雇傭、提供勞務的人員，僅享有勞動報酬請求權。股東占用自身份額資金，本質上多為對自身財產權益的處分或內部股權糾紛；雇員侵占則是直接侵害他人財產權益。立法未作區分，統一適用刑事追責規則，明顯違背產權邏輯。

2. 標準參照：借鑒貪污罪設計職務侵占罪，導致追責邏輯偏重公權保護

職務侵占罪在立法構造上高度參照貪污罪，未能充分考慮民營企業產權特點。貪污罪針對國有財產與公職人員，天然具有從嚴底色；而民營企業財產歸私人股東所有，責任基礎與危害程度均不相同。立法簡單移植貪污罪結構，未根據民企產權屬性作出差異化安排，致使規則天然偏向嚴苛。

3. 權屬模糊：立法未區分“單位財產”與“股東份額財產”

立法僅籠統保護“單位財物”，未認可股東對公司財產的對應份額權益，混淆了法人財產獨立與股東終極所有的關系。根據公司法原理，公司財產與股東財產相互獨立，但股東依法享有對應財產份額。僅占用自身份額資金、未侵害他人權益的行為，本無需刑法規制，但立法未作例外安排，一律認定為侵害單位財產，導致規則與現實脫節。

4. 脫離現實：立法未充分考量民營企業經營特點

立法在設計規則時，對民營企業經營現實缺乏足夠認知，簡單套用適用于國企的監管邏輯。民營股東往往以個人及家庭財產為企業兜底，經營中又普遍存在財務規范難題。立法未顧及此類現實困境，采用“一刀切”刑事標準，客觀上造成對民營股東的過度追責。

（二）立法誤區產生的深層原因

立法之所以出現上述認識偏差，主要原因除了受傳統管理思維、偏重公有主體的慣性觀念影響外，更重要的是，不少立法人員并不真正了解民營企業，也缺乏深入體察市場經濟運行實際的有效渠道。

現實中，相關制度明確規定領導干部不得經商辦企業，其配偶、子女等親屬也被嚴格限制從事營利性活動。這一制度初衷在于防范利益輸送、維護廉潔從政，具有正當性。但客觀上也導致許多承擔法律政策制定職責的人員，缺乏經營企業、直面市場競爭的親身經歷，對民營企業在生產經營、融資發展、市場競爭中面臨的真實困難與實際處境不夠熟悉。

由不熟悉企業運行、不了解市場生態的主體設計法律規則，難免出現制度與現實脫節、對市場主體理解不到位等問題。而法律條文一經確立，司法解釋不能與立法相沖突，只能照此執行。實踐中出現的諸多問題，本質上是立法誤區的傳導與延續。

三、職務侵占罪應當區分主體與權屬 （一）主體區分：立法應明確股東與雇員的不同規則

1. 雇員

作為非股東，且受股東雇傭從事具體工作的人員，雇員利用職務便利侵占公司資金的，應當以職務侵占罪規制。

2. 股東

作為出資者與所有者，股東占用公司資金應嚴格區分“自有份額”與“他人份額”：侵占其他股東份額資金的，可構成本罪；僅占用自身持股比例對應份額、未侵害他人權益的，不應作為犯罪處理。

（二）權屬區分：立法應厘清單位財產與股東份額邊界

公司財產雖具有獨立性，但股東依法享有對應財產份額。立法應明確：股東僅在占用資金超出自身持股份額時，才具有刑事可罰性；未超份額的，屬于公司內部治理問題，排除刑事適用。

四、完善職務侵占罪的立法修改建議 （一）修改刑法條文，明確“區分主體與權屬”規則

建議修訂《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增設第三款：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股東，侵占本單位財物，未超出其持股比例對應份額的，不構成職務侵占罪；超出部分，可以依照前款規定定罪處罰。

作此修改后，就從立法層面明確了股東行為的出罪標準，從根源上解決了主體混同、權屬混淆問題。

（二）立足民企現實，完善配套規則設計

在立法及相關立法釋義中，充分考慮民營企業經營特點，合理界分民事糾紛與刑事犯罪的界限，減少因規則剛性過強導致的不當追責。

五、結語

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保護民營企業家就是保護民營經濟、保護市場經濟、保護社會生產力。職務侵占罪從立法之初即存在認識誤區，未能區分股東與雇員、未認可股東財產份額、簡單參照貪污罪設計，帶有明顯的計劃經濟思維與公有制優先印記。在民營經濟蓬勃發展的今天，這一立法模式已明顯滯后于時代發展，嚴重侵害民營企業家合法權益，制約經濟高質量發展。

法律條文一經制定，司法機關必須嚴格執行，司法解釋亦不能突破立法框架，因此實踐中出現的諸多問題，本質上是立法誤區的傳導與延續。大量司法案例表明，不少民營企業家并無犯罪惡意，多因立法規則未予區分，致使正常經營行為、內部股權糾紛被錯誤納入刑事評價。

職務侵占罪必須從立法層面區分股東還是雇員、區分自有份額還是他人份額，這并非對民營企業家的特殊優待，而是法律回歸本質、回歸情理、回歸公平正義的必然要求，是依法保護私有財產、優化營商環境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