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有個風(fēng)俗,叫"吊柳七"。每年清明,大批歌妓穿著素衣,帶著酒菜,浩浩蕩蕩跑到郊外一座墳前祭掃。這事年年如此,持續(xù)了將近七十年,民間甚至流傳一句話:不來這里拜一拜,都不好意思說自己踏青了。
而這座被萬人祭掃的墓,主人死的時候,家里窮得連棺材都沒地方放,只能寄在寺廟里,一放就是二十多年。
柳永本"不該"變成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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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出身官宦世家,父親做過工部侍郎,相當(dāng)于今天的建設(shè)部副部長級別。家里兄弟幾個,號稱"柳氏三絕",父親、叔父、哥哥,清一色進(jìn)士出身。這樣的家庭背景,擱在北宋,正常劇本是:讀書、考試、當(dāng)官,順理成章。
結(jié)果柳永偏偏在科舉這條路上翻了車,而且翻得非常徹底。
他第一次進(jìn)京趕考,大概二十五歲,落了。第二次,三十出頭,又落了。第三次,他哥哥跟他同場考試,哥哥考上了,他沒有。第四次,四十一歲,還是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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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十六年,考了四次,一次沒過。
但奇怪的是,柳永并不是沒本事。他的詞在當(dāng)時已經(jīng)傳遍大街小巷,連皇宮里都在唱。問題出在另一個地方——他寫的東西太"市井",太直白,太不像一個想當(dāng)官的人該寫的樣子。
當(dāng)時的皇帝明確下過詔令,說這種"靡靡之音"會帶壞風(fēng)氣,要嚴(yán)格管控。考官看到柳永的名字,看到他寫過"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心里大概已經(jīng)有數(sh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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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絕的是仁宗皇帝。 據(jù)說他親自劃掉過柳永的名字,批了幾個字,大意是:你不是想喝酒唱歌嗎,那你就去唱吧,要什么功名。柳永聽說這事之后,也沒哭天喊地,反手給自己起了個外號——"奉旨填詞"。皇帝叫我去寫詞,我就寫詞,合法合規(guī)。
這種勁頭,算是一種倔強(qiáng),也算是一種自我保護(hù)。
后來他還去求過當(dāng)時的宰相晏殊。晏殊問他,你會寫詞嗎?他說,我會啊,您不也寫詞嗎。晏殊冷冷回了一句,我寫詞,但我寫的不是那種"彩線慵拈伴伊坐"。這話說得非常難聽,翻譯過來就是:你寫的是下九流的東西,我們不是一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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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碰了一鼻子灰,出門走了。
事情的結(jié)局是,他在五十一歲那年,趕上了一次皇帝開恩的特殊考試,終于考上了。改了名字,從"柳三變"改成"柳永",想跟過去劃清界限。但仕途依然一言難盡——做了十幾年官,最高只做到一個從六品的閑職,比他父親當(dāng)年的位置差了不知道多少級。
科舉這條路越走越窄,但柳永在另一個地方越混越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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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汴京是那個時代最繁華的城市,瓦舍勾欄鱗次櫛比,做娛樂生意的地方多得數(shù)不過來。教坊里的樂工每次搞出一個新曲調(diào),第一件事不是別的,是去找柳永——沒有他填詞,這首歌就沒法推向市場。
歌妓也明白這個道理。柳永的詞一旦寫進(jìn)某個人的曲目里,這個人的身價立刻能翻好幾倍。所以對她們來說,得到柳永的一首詞,是實實在在的投資。她們用錢、用吃住、用各種物質(zhì)供養(yǎng)換柳永寫詞,雙方心知肚明,各取所需。
這事聽起來有點(diǎn)"嫖客被包養(yǎng)"的意思,但放在當(dāng)時那個語境里,更像是一種職業(yè)合作——柳永是她們最重要的內(nèi)容供應(yīng)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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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跟很多歌妓都有真實的情感,不只是交易關(guān)系。蟲娘、謝玉英、陳師師……他寫過她們,陪過她們,也被她們養(yǎng)過。
他那首《雨霖鈴》,"執(zhí)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就是第四次落榜之后,離開汴京時寫給情人的。科舉給了他一道傷,這首詞給了后來所有失戀的人一個出口。
他的詞傳播到了什么程度?有人當(dāng)時問過一個從西夏回來的官員,對方說了一句讓人至今印象深刻的話: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人在唱柳永的詞。不是汴京,不是江南,是整個宋朝的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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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荒誕的反差是,嘴上罵他"浮靡"、好幾次親手把他踢出科舉名單的宋仁宗,私下場合喝酒開宴時,點(diǎn)的也是柳永的詞。侍從們一遍又一遍地唱,皇帝聽了還不夠。
這世界有時候就是這么擰巴。那些說你不入流的人,背地里是你最忠實的受眾。
柳永最后定居在潤州,也就是今天的鎮(zhèn)江,在那里度過了生命最后幾年。死的時候,家里幾乎什么都沒有留下。沒有后代守靈,沒有親屬料理,棺柩只能暫寄在附近的寺廟里。
這一放,就是二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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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后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禮在潤州做官,想起這里還停著柳永的棺柩,四處打聽他的后人,找了一圈,一個都沒找到。最后是這位官員自己掏錢,把柳永正式下葬了。
一個宰相的弟弟,為一個連自己墓地都沒著落的窮詞人操心身后事。 這件事本身,就已經(jīng)是某種形式的認(rèn)可了。
但真正的故事,是那些歌妓做的事。
她們中有人從很遠(yuǎn)的地方趕來,為柳永守靈,哭得站不住。據(jù)說謝玉英在柳永死后沒多久也隨之而去,臨終前說要葬在他旁邊,后來真的實現(xiàn)了。這些細(xì)節(jié)有多少是歷史、有多少是后人的寄托,已經(jīng)很難說清楚。但它們被記錄下來,被一代代人傳述,本身就是一種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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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一生寫了兩百多首詞,在宋代詞人里算不上最多,但他做了一件改變游戲規(guī)則的事:在他之前,詞大多是短小的,像彈弓,射得近;他把詞寫長,像投石車,能裝進(jìn)更多東西——山河、離別、市井、欲望。后來蘇軾讀他的詞,說有幾句已經(jīng)達(dá)到唐詩最好的水準(zhǔn)。
這個評價,來自一個同樣科舉高中、官途順?biāo)斓娜恕?/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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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考了一輩子的試,最終沒能走進(jìn)他以為的那扇門。但他其實早就在另一面墻上,鑿出了一個洞。后來穿過那個洞走進(jìn)去的人,數(shù)都數(shù)不清。
那些每年清明來哭他的女人,大概比任何一塊功名碑都更誠實地告訴了我們:一個人究竟值不值得被記住,從來不是考官說了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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