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書房 || 走進莫伸的書房——從“窗口”望見時代

三月末的西安，春意盎然。記者敲開莫伸家門時，他正坐在書房的電腦前敲字。書房不大，書架上、桌面上，甚至墻角的地板上都堆滿了書。他笑著自嘲：“不好意思，太亂了。 ”

兩個書房，兩種人生

莫伸

“ 城里的書房，好處是隨意和方便。”他說，“有好多書籍和資料，是我按照自己的習慣堆放的，查找很順手，再就是瓶瓶罐罐、刀刀剪剪，生活中一些細微的需要可以隨時填補，包括長時間坐在那里，對溫度的冷熱感知特別細膩，可以隨意添減衣服，這是城里書房的方便之處。 ”

方便的背后也有煩惱。書越積越多，沙發下、床底下、餐廳柜子里，塞滿了書。更讓他頭疼的是，家里經常有人拜訪，對他的寫作造成了很大的干擾。至今他都記得：2001年，方方面面催著他把電視連續劇《郭秀明》的劇本寫出來，他只好跑到寶雞的電力賓館，與世隔絕般地在那里埋頭苦干。那時候，他總是想：能不能有一個能夠靜心寫作的地方呢？

這個心愿一直持續到2020年寶雞十二盤村的“莫伸書屋”落成。

說起這個書屋，莫伸的眼里有了光：“那是我當年插隊的地方，地址就在老房東的家里。 ”

當年莫伸插隊來到這里，又從這里招工出去，半個多世紀中，他每年都要回村去看看，也照例住在老房東家里。非常自然地，他和老房東家結下了深厚的情誼，來來往往，完全是一家人。

書屋的真正誕生，源于一次偶然。時任天王鎮黨委書記高文濤目睹了他與十二盤的常來常往，對老房東的兒子劉文忠說：“咋不在這里幫莫伸老師建個書屋呢？”劉文忠從此放在心上，當又和莫伸見面時，他提起了這話，這恰好碰到了莫伸心上。于是老房東一家人把樓上三間房和一個大平臺全部騰了出來，“莫伸書屋”從此在村里落地。

“那地方山清水秀，推窗就是景。 ”莫伸說這句話的時候，充滿了感情。他告訴我們，他在那里寫作的時候，每天都沿著村路散步，村路修得很好，傍河而行，兩邊是田園風光。空氣清新，環境安靜，在他看來，“莫伸書屋”不僅是單純的書屋，它還給自己提供了一個深入生活的基地和十分愜意的寫作空間。

那些刻骨銘心的書的記憶

1961年，他上小學三年級時，假期去了江蘇常州的外婆家，又和弟弟去了上海的叔叔家。叔叔和嬸嬸白天要上班，他就和弟弟從新華路（當時叫法華路）步行到外灘。對他來說，上海吸引人的地方太多了，但是最吸引他的還是書店。于是，父母給他的零用錢，他拿去買了一套《杜工部集》。

“ 為什么會買這部書呢？因為上面的介紹寫著，杜甫是中國最偉大的詩人。”莫伸笑著說，“當時心想，這樣一部偉大的書，買它肯定錯不了。誰知拿回家后，父母全笑了，問我‘看得懂嗎？’其實看不懂。后來這套書在輾轉中不知所蹤，但我對書的迷戀可見一斑。 ”

莫伸書房一角

真正讓莫伸后怕的，是初中時代的偷書經歷。那時學校里的書都被封存起來，堆在三樓一間屋子里，門是暗鎖，沒有鑰匙打不開。他和幾個同學看來看去，發現這間屋子與廁所緊挨著，如果從三樓的廁所窗戶爬出去，腳踏著下面凸出來的一道水泥橫條，就可以進到堆書的屋子。

“ 那確實危險，一旦失手，掉下來不說丟命，起碼得斷腿。”莫伸說，“我也猶豫，也害怕，不過還是經不住誘惑，硬是扒著墻沿順過去了。 ”

爬進屋子后，那些被封存的書像寶藏一樣等著他。他快手快腳地塞了滿滿一包書，從里面開鎖出門。

莫伸回憶，在寶雞火車站當裝卸工時，很多工友都是知青，大家對書的渴望是一致的。西安的知青們休假回來，總會帶來好多書，大家都爭著讀，最后只好排隊。“就是在排隊中，我讀了《美國的悲劇》《德伯家的苔絲》《馬丁·伊登》《悲慘世界》《紅與黑》等等。厚厚的一本書，你必須夜以繼日地讀，因為給你的時間只有兩三天。 ”

提起那段時光，莫伸很感慨：“用如饑似渴來形容當時的讀書狀態，不過分。 ”

與書籍最傳奇的一次聯系，發生在從上海回寶雞的火車上。那年他16歲，從常州大舅舅家帶了一大提包書——實際上大多是各種小報、油印資料等，塞得滿滿當當。當時他的父親去上海出差，是給單位修顯微鏡，順便帶全家人回家鄉探親。返程時從上海上車，這個大提包就放在火車座位下。

車到鎮江，父親發現座位下的提包不見了，印象中顯微鏡裝在包里，所以急忙下車去追。當時社會上很亂，莫伸不放心父親獨自一人，給母親打過招呼后也下了車，沿著鎮江火車站前的馬路，挨著旅店尋找父親，始終無果。他只好進站搭了另一趟到南京的車，下車后想繼續坐開往寶雞的車，卻被列車員擋住了。手里有車票，卻已經過時。他只好沿著鐵軌步行到南京貨運車站，扒上西去的貨車。莫伸說，那是冬天，他踡縮在貨車的守車上，凍得渾身發抖。那一年直到三伏大熱天，他還止不住咳嗽。

唯一讓他欣慰的是：由于大提包里塞滿了報刊書籍，所以顯微鏡裝不進去，改裝在另一個包里了。父親感慨：多虧你這些書，不然丟了顯微鏡，沒法交代呀。

莫伸告訴我們，去年他去江蘇開會，特意去了一趟鎮江，火車站前早已物是人非。他沿著車站前的路朝前走，一直走到路盡頭，那些被時光包裹著的記憶，讓他唏噓不已。

“ 你這樣拼命地讀書，是喜歡文學，還是有其他原因？”記者問。

莫伸想了一下：“首先是喜歡吧。小時候我喜歡聽別人講故事，后來就喜歡讀故事書。再就是我覺得自己有比較強的求知欲。現在回想，那種對知識的饑餓感，對我有好處。 ”

從“莫伸”到“一號文件”：寫作要走向生活

說起這個筆名的由來，他笑道：“ 純屬偶然。1977年，我的第一篇小說《人民的歌手》投寄《延河》，編輯部通知說：‘寫得還不錯，但最好能再改一下。’我趕到西安，根據編輯老師的意見改完后，得到肯定，并決定在下一期刊發。當時編輯部里有五六個人，其中一人提議署名‘革命工人伊伊伊’。那時候作者署名比較流行展示特殊身份。比如貧下中農某某某、解放軍戰士某某，我覺得這樣署名距離文學太遠，又不便直接回絕，所以問能不能起個筆名。 ”

得到首肯后，莫伸第一個想到的是“田野”，老師們笑了，說這個名字已經有了。正好前一晚，他和畫家修軍同住一間屋，正好讀到了陳毅的詩，于是就問用“莫伸”行不行？沒想到大家一致說好。從此“莫伸”就固定下來了。

莫伸說：“人的欲望是無止境的，不要伸手，這是一種警戒，我覺得挺好。 ”

莫伸書房一角

《窗口》是莫伸于1978年發表的短篇小說。小說以鐵路售票為背景，通過描寫售票員的職業操守與人性光輝，回應了改革開放初期社會對真誠、優質服務的強烈呼喚。以后，莫伸又寫出了《大京九紀實》《一號文件》《王院紀事》等多部關注現實、關注底層的作品。

“ 嚴格來說，關注現實、關注底層這八個字，在書房里我只有朦朧的想法，覺得應當這樣。真正讓這種想法落地，并且成為一種書寫的自覺，還是在寫作的過程中。 ”莫伸說，有些作家是從底層走出來的，后來到了一定的位置，寫底層寫不像了。“原因在哪里？我覺得是因為缺乏底層生活了。 ”

為了避免這種“懸空”，莫伸敦促自己：腳踏實地，走向生活。從1990年寫出第一部長篇報告文學《中國第一路》開始，至今他寫下了7部長篇報告文學，全是實實在在走出來的。

“生活無法虛構，真正要寫出有質感的作品，就一定要重視在生活中體驗和攫取。 ”

重視生活帶給莫伸的，不只是搜集到寫作素材，而且是一種認知的提升。他指著書架上那本《一號文件》：“寫這本書的時候，我跑了不少地方，陜南、陜北、關中，全跑了。 ”

采訪的線索往往是“摸著石頭過河” —— 采訪了甲，牽涉到乙，又順著線索帶出丙。就這樣，線索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為了采訪，莫伸住過陜北農家的窯洞，也住過陜南農家的屋舍。他說：“只有住進農民家里，你才能切身感受到農村的變化。”他為我們講了一個細節：從前去農村，跳蚤和臭蟲咬得人睡不成，也注定會染上虱子，如今這些東西在農民家里已經絕跡。他住了那么多的農民家，沒有一次染上虱子，“這最有力地說明了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我擔心對真善美的弘揚太少”

莫伸說：“批評邪氣是促進正氣的一側，表揚正氣同樣是促進正氣的一側，兩者不可偏廢。歷史上，連封建帝王都懂得‘高臺教化’。現在不少人懷念傳統道德中好的一面，好的傳統道德從哪里來？父輩的言傳身教當然不可少，但‘高臺教化’同樣不可少。文學作品直面現實，發揮批評的功能，完全應當。但是只有批評的聲音，同樣會對大家產生一種屏蔽，覺得這個世界黑透了爛透了，既然自己無力改變這一切，那就壞下去爛下去吧，看誰更壞更爛！ ”

莫伸講起自己親身經歷的一件事。11年前，他去西安鐵路局，途經祭臺村路口時，看見一位70多歲的老人抱著樹，表情很痛苦。他上前詢問，又把老人扶到路邊躺下。剛躺下，老人便渾身抽搐，他急忙撥打120。誰知救護車趕到時，老人已經逐漸緩解，并堅決不去醫院，說自己好了。醫生現場為他檢查，反復確認沒事后，才同意他自行回家。當時莫伸一直等在旁邊，因為需要有人在救護車的出車單上簽字，簽完字后他主動表示：“是我打的電話，出車費用我來承擔好了。”誰知救護人員很認真地說：“怎么能讓你來付錢呢？你已經獻了愛心了。”一句話說得莫伸心里暖暖的。

莫伸說：“其實那一回我也嘀咕，大家全在說老人不敢扶，但是真正扶了，一切正常。由此想到，文學確實需要批判，文學也確實需要歌頌，需要鼓勵大家敢于去扶老人。人的道德靠濡染，濡染需要教化，需要氛圍，需要向上的大環境。我現在最擔心的是許多作家狹隘地理解文學的批判，進而一味地表現人性的骯臟，這太不正常了。你可以說人之初性本惡，但你不能否認人之初，性也本善。文學需要鞭撻假丑惡，文學也需要歌頌真善美，否則我們的精神朝哪里安放？文學又怎么能成為引導國民精神前進的燈火？ ”

莫伸曾給作家翁志軍題字：“斂氣靜心”“攀登是一輩子的事”。在碎片化閱讀成為習慣的現今，對于創作，莫伸有著自己的理解：“人的時間有限，事業的高度無限。你想達到自己希望達到的高度，就需要用一生的精力去攀登，攀登需要心靜下來，要專注地走路。 ”

走出莫伸的書房，已近午時，想起他說的一句話：“書房對我來說，既是工作的地方，也是學習的地方。 ”

對于莫伸來說，書房從來不只是放書的地方，它是一塊土壤，讓他的文字生根；它是一座燈塔，讓他的方向不偏；它更是一個靈魂的安放處，讓他在這浮躁的時代里，守住內心的寧靜。在那里，他與文字對話、與現實對話，也與自己的靈魂對話。

文化藝術報全媒體記者 宋光

實習生 趙若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