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對伊目標‘爛尾’！鄭永年：伊朗成美國無法收拾的爛攤子！

鄭永年教授在由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主辦的“北大深圳論壇2026”上發表主旨演講指出，面對全球地緣政治沖突頻發等外部不確定性，中國要在變局中掌握戰略主動，關鍵就在于以自身發展的確定性有效對沖外部風險。他特別強調，美國“離岸平衡”政策疊加周邊部分國家在中美之間投機周旋，使中國外部環境更趨復雜，中國需有所警惕。

鄭永年教授認為，盡管當前世界充滿巨大不確定性，但對中國而言，外部環境并非全然不可把握。就中美關系來說，其確定性在于雙方互動愈發體現為一種實力政治的邏輯較量——中方在稀土等關鍵領域的優勢，使兩國得以在經貿問題上進行對等談判，并為進一步從經貿互動走向政治互信、再逐步延伸至安全議題的對話創造了可能。

中美關系的不確定性主要源于美國推行的“離岸平衡”政策，即通過扶持區域內“支點”國家來投射影響力。這無疑加劇了中國周邊外交與安全環境的復雜性。其中，一定要小心日本成為“東亞的以色列”，挾持和綁架美國，甚至使美國淪為他們的“代理人”。此外，越南正成為美國針對中國的支點，我們需要警惕。

轉向內部應對層面，鄭永年強調，面對外部亂局，中國最核心的策略仍是堅持改革開放。他特別指出，APEC是推動對內與對外開放的重要契機：對內應借此推進宏觀開放政策的切實落地；對外則需借助這一美國仍高度重視的平臺，堅持“經濟第一”原則，以“亞太”概念對沖“印太”敘事，以經濟合作對沖地緣政治爭端，從而進一步深化開放格局。

4月12日，美伊代表團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舉行的談判，未能達成協議，反映出雙方嚴重缺乏互信。這也使得戰事隨時可能重啟。

鄭永年教授在接受《解放日報》上觀新聞專訪時指出，特朗普的國家戰略有兩條。一條是鞏固西半球。一條是“離岸平衡”。

他表示，特朗普不喜歡以前的盟友體系，盟友太多了，都是吃美國的飯，美國承擔不起。相比之下，“離岸平衡”，就只要找幾個支點，不需要那么多盟友。以色列就是它的中東的支點。

在其看來，美國打伊朗，更多是為了解決美國自己的問題，他們以為對付伊朗像對付委內瑞拉一樣容易，但并非如此。很可能，伊朗成為美國的又一個爛攤子。

鄭永年：美國對伊戰略目標已經爛尾

目前，美伊雙方正處于脆弱的停火狀態。戰事究竟何時才能真正結束？未來是否仍有發生地面正面交火的可能？針對這些問題，鄭永年教授接受了人民日報海外版《俠客島》欄目的專訪。

鄭永年教授指出，對照美國開戰之初設定的目標，沒有一個是完成的，全是“爛尾樓”：

第一，美以宣稱擊殺伊朗領導人后會引發政權更迭，但他們對伊朗政教合一的體制缺乏先見；第二，消滅伊朗海軍——美國可以擊毀或擊沉伊朗軍艦，但只要其海軍體系還在，戰后就能恢復；第三，根除伊朗核能力——目前無論是運走核原料、派地面部隊還是刺殺科學家，都難以實現；第四，消除伊朗對美國周邊盟友的打擊能力——美國的長臂管轄根本管不住，霍爾木茲海峽和曼德海峽的封鎖使得“美國保護不了盟友”的局面更為突出。

戰事能否結束，首先需要看以色列是否參與談判。外媒分析內塔尼亞胡有擴大沖突的動力。如果以色列堅持軍事沖突甚至“獨走”，美國不一定能脫身。在鄭教授看來，目前各方提出的條件差距很大，即便是要取得一點最小的共識都需要很大努力。就像在擂臺上交戰，雙方都筋疲力盡沒力氣了才會妥協。

鄭永年：美以伊沖突的走向，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華盛頓的抉擇

鄭永年教授指出，美國并不打算像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那樣，通過軍事占領伊朗來重塑其政治秩序——那些教訓已讓美國付出慘痛代價。若伊朗局勢失控，考慮到其龐大人口，極端勢力可能乘勢而起，制造更多不穩定。這種局面不僅對中東、對美國也將難以應對。

伊朗局勢走向，根本上取決于其內部演變。多年通脹與經濟困境，使圍繞對美關系的爭論更趨復雜。短期內，伊朗政權會保持反美立場，但中長期看，也可能趨于溫和。但如果美國繼續破壞伊朗的政治結構，導致其制度崩塌，后果將十分嚴重。正如阿富汗和伊拉克所示，舊政權瓦解后未能建立穩定新秩序，不僅損害這些國家，也殃及整個地區。

接下來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華盛頓的抉擇。一種可能，是效仿老布什在海灣戰爭中的策略：達成目標后迅速抽身。這對現任美國政府而言是最理想的結果。但另一種可能是美國很難干凈利落地退出，因為伊朗似乎正是要阻止美國順利脫身。

鄭永年：防止日本成為“東亞的以色列”

4月6日，日本、美國、菲律賓等聯合實施的“盾牌”軍事演習在菲律賓啟動，日本陸上自衛隊首次正式參加，派遣了約420人的部隊。此外，高市早苗政府計劃本月內修改“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及其運用指南。

鄭永年教授指出，當前的伊朗局勢也給亞洲敲響了警鐘。世界需要防止日本成為“東亞的以色列”，或菲律賓成為“東南亞的以色列”——也就是借助美國的支持，追求自身的戰略目標。

3月24日，一名日本軍官翻墻進入位于東京的中國駐日本大使館院內，并威脅要殺害中國外交人員。嫌疑人被確認是日本陸上自衛隊現役軍官村田航大，后因涉嫌非法侵入被移送檢方。這起罕見而令人震驚的事件，再加上日本政客近期在臺灣問題上發表的一系列鷹派言論、干涉中國內政的做法，都應當成為對世界的警示。

日本新軍國主義的回潮，正日益成為地區安全的一項重大威脅，并可能像中東近期沖突那樣，再次把美國拖入亞洲的又一個泥潭。

《國際問題研究》創刊于1959年，雙月刊，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主管、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主辦的學術期刊，是國家社科基金資助期刊

鄭永年教授在接受《解放日報》上觀新聞采訪時表示，特朗普第二任期以來，經過一年洗禮的中美關系，已經展現“實力政治”的特點。這種邏輯下，中國對大國間相處、大國與世界的相處、大國與自身的相處，都需要有新的認知方式、新的行事風格。

鄭永年教授指出，從特朗普政府宣布對等關稅到現在，中國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進行反制的國家。如今，中美關系發生了本質性的大變化，從技術發展水平、經濟規模、軍事、消費等方方面面來看，中美“G2”格局已是一個無需避諱的既成事實。即便可能存在不同的呈現方式，但G2結構總體上將會維持二三十年。

他進一步指出，與拜登時期“三條戰線”圍堵中國不同，特朗普2.0時期，中美主要戰線從地緣政治、意識形態、經貿三條轉向了經貿這一條戰線，同時轉向了“實力政治”，這反而讓人對中美關系更有信心。

鄭永年教授同時也指出，特朗普可能在進行一場“無意識的地緣政治革命”。無論在拉美還是中東的行動，特朗普客觀上針對的是與我們經貿關系比較緊密的國家，因而可能在更大范圍內對中國形成了一個包圍圈。

在這種情況下，對于受到波及的海外企業，我們實質性的保護還不夠。前段時間發生的巴拿馬港口收購事件，顯然不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可見我們的企業在海外可能面臨巨大風險。在這方面，我們仔細看看歐美和日韓是如何保護本國利益的。

在大國博弈回歸“實力之爭”的背景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海外投資與貿易網絡遍布全球的中國，應如何把握“硬實力”與“軟實力”的關系？如何回擊部分國家炒作所謂“中國產能威脅”？中國又該如何更積極、更有效地保護自身利益？

鄭永年教授指出，在實力政治時代，“硬實力的軟用才是軟實力”，例如美國的航母就是硬實力；中國要善用硬實力維護國家利益，不要過度道德化，避免陷入自我道德綁架。

鄭永年教授進一步提出，對中國而言，要“以產能改變世界”。他精準駁斥了部分國家以“產能威脅”攻擊中國的說法。他表示，“產能改變世界”是最和平的方式，解決發展不均衡問題，也有助于國際社會逐步走向和諧。

同時，在這一過程中，我們要發展“不干預主義2.0版”。面對拉美、非洲國家政府更迭引發的協議承認問題、美國的長臂管轄，以及跨境電詐、毒品走私、人口販賣等問題，我們需要積極的干預來保護海外利益。

在鄭永年教授看來，在中美競爭的大局中，我們抓住了制造業和實體經濟這一硬核經濟基本盤，對此一定要有定力。我們不要被美國帶節奏，同時要盯著美國的長板和短板，來優化我們的策略。目前，我們自身的短板在“活力層面”，這方面可以學習特朗普政府時期的去監管和分權的做法，激發地方政府的活力，構建“有為政府、有效市場、有活力的社會”三位一體的格局。

他表示，這得益于中國龐大的工業基礎和強大的供應鏈，而美國已難以匹敵，尤其是在造船能力方面存在巨大差距。

鄭永年教授應邀到訪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并作“事實上的G2格局與國際大趨勢”學術講座。

鄭永年教授分析了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在當前國際形勢下的競爭力及其未來可能的政策走向，并指出當今國際體系事實上已形成以中美為核心的“G2格局”。

他認為，中美兩國在經濟結構與市場規模上具有高度互補性，在全球領導力、金融業、服務業、制造業、實體經濟以及農產品供給等方面各具優勢，事實形成當今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兩大超級大國。他進一步指出，中美“G2格局”既非傳統意義上的兩國集團，也非簡單的對抗性結構，而是一種相互成就的關系。鄭教授還以特朗普的個人背景、經歷為切入點，剖析其第二任期的施政邏輯。他認為，特朗普的二代移民身份、商人背景及其宗教觀念，很大程度上塑造其對國內國際政治以及內政外交政策的認知。

鄭永年：從中等收入到高收入，必須基于技術進步之上

鄭永年教授認為，我們國家現在也是往這個方向走的，一定要實現居于技術進步之上的產業升級。 近年來提出的高質量發展、新質生產力，以及把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放在一起論述，這個方向是對的。宏觀層面的這些都沒有問題，問題在于如何實現微觀層面的落地，這需要從多學科、多視角來透視和分析，提出不同的解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