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壇山南麓北宋崇寧“摩崖題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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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文哲

摘要：山東省棗莊市嶧城區仙壇山南麓發現一處摩崖題刻，鐫有“崇寧三年八月一日”紀年及同游者題名。本文在實地考察與文獻梳理的基礎上，對該摩崖題刻的文字內容進行粗淺釋讀，對其年代、人物身份、題刻性質進行初步考證，并結合北宋崇寧年間嶧縣（承縣）的行政區劃、經濟社會與文化教育背景，探討該石刻的歷史文化價值。筆者認為，該石刻應為北宋徽宗崇寧三年（1104年）文人登臨題記，是魯南地區罕見的北宋紀年摩崖題刻，為研究宋代士人游歷文化及嶧地歷史文化積淀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嶧城古稱嶧縣，亦稱蘭陵、承縣、嶧州等，有著四千余年的州縣沿革，是春秋戰國以來的歷史文化名城。仙壇山在歷次城池變遷中始終是縣治的天然屏障與地理坐標，歷來為文人雅士登高游賞、賦詩留題的勝地，發揮著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作用。《嶧縣志》載：“仙壇山，縣東北一里許。山巔石壇，傳有仙人曾隱此云。山腰有痕如帶，亦名玉帶山，又名鳳山。”山體因仙人設壇煉丹的傳說而得名，海拔約275.8米，雖非崇峻，卻以“孤峰嵷秀，居城之隈，朝露濃沾，巖石?（原文繁體：?，筆者注）翠，如染如滴”聞名，被列為清代“嶧縣八景”之首。正是在這座“仙壇曉翠”名山南麓，近期發現了一處摩崖題刻，其文字涉及“崇寧三年”年號及多人題名，引起較多學者的矚目。抖音平臺“南山散人逍遙游”曾對“棗莊壇山大宋崇寧摩崖題刻”作了較為詳細的介紹與釋讀。“劉金歲月”近日發布《摩崖石刻》指出：“仙壇曉翠，古嶧勝景。山南巨石，裂若劍分，俗傳李白試劍，實為附會。石存北宋題記，刊于崇寧三年八月一日。因石質風化，碑已不存，僅殘字可辨：同游士龍（以下簡寫為“龍”，筆者注）、李酉嵗（以下簡寫為“歲”）、德輝、得士全等十人，登臨題刻，寄懷抒興。此為魯南少見有紀年宋刻，足證仙壇山宋代即為文人登臨勝地，存史彌珍。”此段描述為石刻的地理位置、地貌特征及文字內容提供了重要線索，其釋讀較為允當。

一、石刻概況與文字釋讀

（一）地理位置與地貌特征。該摩崖石刻位于仙壇山南麓稍西南山腳處。據“劉金歲月”描述，刻石所在為“山南巨石，裂若劍分”，有人附會為李白試劍處，實為自然風化或地質裂隙所致。此石正對古縣城方向，位置略有隱蔽，既便于登臨留題，又不至于過分喧鬧。筆者在《考〈仙壇山吊古〉中的“荒城”》一文中曾提及：“文史記載中，比較出名的仙壇山有兩處，浙江平陽仙壇山、山東嶧縣仙壇山。成壇且名仙者，以霧兆云，浮云系山，泉聲新雨，春鳥自鳴，都有著迷人的勝景、美麗的故事。”元代王遹《仙壇山吊古》詩云：“古鄫已邱墟，喬木搖秋風。蘭陵亦荒廢，滿目荊榛豐。”明代嶧縣知縣王瑛亦曾登臨賦詩，贊曰：“仙壇曉色映朝暉，翠柏蒼松鎖翠微。”從歷史文化語境來看，此山具備留下摩崖題刻的環境條件。

（二）保存現狀。石刻鑿刻于紅砂巖之上。紅砂巖質地疏松，極易風化，加之長期暴露于自然風雨侵蝕之中，石刻風化嚴重，部分字跡已模糊難辨。“南山散人逍遙游”對此作了較為細致的分析，認為石刻在歷史上可能經歷過人為破壞或后期改刻，其原始面貌已遭到一定程度損毀。“劉金歲月”也明確指出：“因石質風化，碑已不存，僅殘字可辨。”此處“碑已不存”應指曾有獨立碑碣，而今僅遺碑座（碑槽尚存）。

（三）文字釋讀。筆者從現場觀察，“摩崖題刻”文字排列大致為右起豎刻，石壁南向“士龍德輝書明崇寧三年八月一日同游”等題字相對集中且清晰易辨，其右側部分字跡則模糊難辨。“南山散人逍遙游”的現場辨識較為全面，其釋讀功底扎實。如前所述，“劉金歲月”整理的摩崖題刻為：“同游士龍、李酉歲、德輝、得士全等十人，登臨題刻，寄懷抒興。”人名序列有其內在邏輯，文意亦較順暢。從“寄懷抒興”來看，此次游歷應是文人雅士的休閑活動，并于巨石之上鐫刻姓名日期以志此游。需要指出的是，在古代特別是北宋時期，“士”并非直接加在姓名或字號前面的身份、官職或德行的前綴，史書中不會出現“士王安石”或“士介甫”這類稱呼。從書法風格觀察，殘存字形屬宋代流行的楷書刻字風格，筆畫剛勁，結構嚴謹，與北宋中期士人書法風貌基本一致。在文字釋讀上，仍需遵循碑刻文獻輯校的基本原則，注意利用不同角度與光照條件下的圖像材料進行比較、區分同形字、考證相關人物與典制等。

二、年代考證

（一）宋代說的主要依據。由于歲月流逝與史料傳承的空缺，有必要對“摩崖題刻”進行嚴謹的錄文輯校考辨，這也有助于研究宋代承縣地區社會文化及文學史的相關問題。目前相關考證者普遍認定該石刻為北宋崇寧三年的摩崖題刻，主要依據有三。其一，年號明確。“崇寧三年”系北宋徽宗趙佶的年號（1102—1106年）。年號鐫刻于石，是最直接的斷代證據。石刻文字雖因風化部分漫漶，但“崇寧”二字仍可辨識，這對于判定石刻年代具有關鍵意義。其二，宋代摩崖題刻風氣相符。宋代士大夫游歷山水時留下摩崖題名頗為盛行。尤其是在北宋中晚期，士人出外宦游或歸隱期間，常于名山勝跡鐫刻題名以記游蹤。仙壇山作為承縣名勝，正是文人雅士登高游賞的理想場所，在此留下題記具有時代文化背景的合理性。北宋摩崖題名從北方擴展到南方，主題也發生了“由人文到自然”的轉向，仙壇山這一題記正是文人游歷、寄懷自然的典型代表。其三，地理沿革吻合。《嶧縣志》明確記載：“宋因之”——北宋沿襲唐代區劃，屬沂州瑯琊郡，為承縣。仙壇山在宋代即屬承縣境域，石刻發現地點與宋代行政區劃完全吻合，為石刻的地望判斷提供了有力的文獻支持。此外，2024年棗莊市市中區夾谷山發現了“靖康二年”摩崖石刻，表明魯南地區的宋代摩崖題刻并非孤例，宋人于此地留下石刻足跡具有地域文化傳統的連續性。夾谷山摩崖的發現，為本處石刻的存在提供了重要的地域參照。

（二）質疑與存疑之處。該石刻亦存在若干疑點，需在考證中保持審慎。其一，傳世方志失載。清代修纂的《嶧縣志》對境內金石碑刻多有收錄，但縣志中未見直接記載此摩崖題刻。《嶧縣志》（〔清〕忠璉纂訂，乾隆二十六年刻本）關于“石刻”的記載共三處，分別為滄浪淵西（卷一）、氶縣舊嶧（卷二）和青檀山（卷十），關于“仙壇山”的記載共九處，然此崇寧摩崖題刻未見著錄，“崇寧”“摩崖”等關鍵詞在縣志中亦無匹配記錄。其原因可能有多種：一是石刻位于山麓僻靜處，舊志修纂時未及發現；二是清代修志時該石刻已風化嚴重，難以辨識，故未著錄；三是舊志中的相關記載散見于不同卷次，需進一步查閱歷代《嶧縣志》方可確認。正如清初學者顧炎武訪碑考證所體現的“多聞闕疑”態度，對于舊志失載的碑刻，既不能因史籍無征而徑判其偽，也不可因傳聞新奇而遽信為真。其二，巖石質地的限制。紅砂巖質地疏松，極易風化。即便確為宋代原刻，在近千年的風雨侵蝕之下，文字剝蝕嚴重，已難以完整呈現其原貌。“劉金歲月”所述“碑已不存，僅殘字可辨”，正是這一地質特征的直觀反映。這一特征本身并不構成否定宋代原刻的理由，反而可以解釋為何文字辨識困難、傳世方志可能漏載。其三，人為破壞痕跡。石刻區域存在人為鑿平痕跡，疑似原有字跡被鑿去后重刻。這一現象引發了兩種可能性：一是確為北宋原刻，后遭破壞性改刻；二是晚近時期有人利用舊石面重新刻字，托名“崇寧”以增其古意。對此，可借鑒古代石刻考證中對“原刻”與“后刻”的辨析方法，通過刻痕形態、書風比對和風化層分析等多種手段進行綜合判斷。

（三）綜合判斷。綜合以上信息，筆者目前傾向于認定該石刻為北宋崇寧三年的摩崖題刻，但這一判斷仍需更多證據支持，并有待于有關方面或專家學者通過以下途徑進一步驗證：其一，制作高質量拓片，借助專業金石學方法辨識文字；其二，文史學者及研究人員查閱其他版本如光緒版（1904年）《嶧縣志》的“金石志”或“藝文志”部分，看是否有相關記載；其三，請文物考古機構進行專業鑒定，從地質學、考古學和書法史學等多角度開展綜合考察。

三、人物身份與題記性質

（一）人物身份的文獻學考察。石刻中可辨的若干人物——士龍、李酉歲、德輝、得士全——目前在宋代正史與方志中均未見明確記載。這一情況并不意外，因為此類摩崖題名多為普通士人或地方文士所留，其姓名未能進入史傳是常態。宋代數以千計的摩崖題名中，絕大多數題名者都是名不見經傳的普通人。“士龍”，居首者。此名或為字號而非本名。宋代士人喜以“龍”字為號，寓意高遠，不排除其為當地有一定聲望的文人或鄉紳。“李酉歲”，姓名完整。“酉歲”含義特殊，可能與其生辰有關（酉年出生），或為其表字，目前在其他文獻中暫無跡可尋。“德輝”，省略姓氏，符合宋代題名中同游者常省略姓氏而僅書其名或字的習慣。一說“龍”姓當時在魯南地區較為少見，或為外來游歷者。“得士全”之名較為獨特，“得士”有“得天下之士”的典故意味，可能是其父輩寄寓期望而取。石刻中提及同游者十人，表明實際參與者為十人，但因石面殘損，僅四人留名。這十人很可能為當地士人、書院師生或路過承縣的宦游者。崇寧三年正值“崇寧興學”高潮，地方教育興盛，不排除此次登臨為書院或縣學組織的雅集活動。

（二）題記性質與“寄懷抒興”的文化意涵。“劉金歲月”的釋讀中特別提到“登臨題刻，寄懷抒興”八字。這八個字精準概括了宋代摩崖題名的核心精神——寄懷于山水，抒興于文字。與唐代摩崖題刻多具官方紀功性質不同，宋代題名更強調個人情感的表達與自然山水的審美體驗。仙壇山作為承縣名勝，其“曉翠”之景正適合“寄懷抒興”。秋高氣爽的八月一日，十位士人雅聚登山，俯瞰縣城，遠眺原野，感物吟志，分題賦詩，最后于山南巨石上鐫刻姓名日期以紀此游。這種活動方式，與宋代士大夫“與山僧野老游，徜徉山水間”的生活理想高度契合。該石刻屬于典型的宋代“摩崖題名”——文人游歷山川后，在天然石壁上鐫刻姓名、日期及簡短記事，以志游蹤。此類石刻不追求文辭的華麗與碑版的莊嚴，而以自然質樸的紀游文字為主，恰是宋代士大夫“游于藝”精神的物質呈現。與夾谷山“靖康二年”摩崖題刻可能在國破背景下寄托悲憤不同，崇寧三年的仙壇山題刻處于北宋全盛時期，其情感基調是閑適與曠達。

四、崇寧三年時的承縣社會文化

（一）行政區劃歸屬。崇寧三年時，承縣隸屬于京東東路沂州。《宋史·地理志》載：“沂州，上，瑯琊郡”，屬“上州”級別。沂州治所位于今臨沂市區，轄臨沂、費、沂水、承、新泰五縣。金明昌六年（1195年）方改承縣為蘭陵縣。這一時期，承縣是魯南地區重要的行政、文化和經濟中心。

（二）經濟社會情況。北宋時期，承縣農業經濟較為發達，以小麥、粟米為主糧，兼種水稻。當地農民主要從事糧食種植，同時兼顧桑蠶養殖。手工業方面，尤以紡織業最為突出，“沂州的‘沂布’是北宋著名的麻織產品”，廣泛用于繳納賦稅和民間消費。《宋史·食貨》記載：“登、萊端布為錢千三百六十，沂布千一百”，表明沂州麻織品在北宋手工業體系中占據重要地位。此外，承縣地區還有采礦業和釀酒業，沂州地區盛產紫石英、仙靈脾等礦產，作為貢品上繳中央。承縣位于泗水流域，雖大運河全線貫通在元代以后，但宋代泗水—汴水航道仍是重要水路，水陸交通較為便利，是區域性的商品集散地。城中店鋪、酒肆、茶館鱗次櫛比，商業活動頻繁。總體而言，崇寧三年時的承縣作為沂州屬縣，其經濟規模在京東東路應屬中等偏上水平。

（三）文化教育發展。承縣的文化發展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戰國時期，荀子曾在此傳道授業十八載，其思想對當地影響深遠，承縣作為荀子文化、蘭陵文化的重要傳承載體，文化積淀深厚。北宋時期，儒學復興，科舉制度完備，承縣縣學具備較強的教育功能，為當地士子提供了科舉考試的培訓。更為重要的是，崇寧三年正值“崇寧興學”運動的高潮期。崇寧興學是北宋徽宗年間由宰相蔡京主導的全國性教育改革運動，為宋代三次興學之一。崇寧元年（1102年），徽宗采納蔡京建議推行興學，核心措施包括下令州縣普遍設學并推行“三舍法”，擴建太學并增設容納三千人的外學“辟雍”。崇寧三年更是關鍵之年——是年正式詔罷科舉，規定“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實現了學校與科舉的接軌，同時恢復設立醫學，創立算學、書學、畫學等專科學校。這一教育改革運動，對承縣地方文化教育的繁榮產生了積極影響。北宋末年，徽宗皇帝還曾封荀子為“蘭陵伯”并建祠祭祀，表明當地對荀子思想的尊崇已上升到官方層面。在這種文化大背景下，崇寧三年八月一日，仙壇山“孤峰嵷秀”，時近仲秋，葉染紅黃，“邑人士咸游賞焉”。士龍等人登上仙壇山，在飽覽曉翠景色之后，于山南巨石上鐫刻題名，寄懷抒興。這一行為既體現了“崇寧興學”背景下地方文人雅集的活躍，也反映了宋代士人“游于山水、寄情于石”的時代風尚。

五、石刻價值與保護建議

（一）文物價值。該摩崖石刻若確認為北宋真跡，將具有歷史、書法藝術和地方史志等多重價值。在歷史價值層面，摩崖題刻為研究北宋時期魯南地區的社會文化、士人游歷活動提供實物資料。石刻中“同游十人”的記載，反映了當時文人雅集的組織形式與規模。在書法藝術價值層面，宋代楷書摩崖在山東地區較少見，殘存字跡筆畫剛勁、結體嚴謹，具有書法史研究價值。在地方史志價值層面，可補充《嶧縣志》等地方文獻中關于仙壇山古跡記載的不足。“劉金歲月”所稱“足證仙壇山宋代即為文人登臨勝地”，確為的論。

（二）保護現狀與建議。目前該石刻風化嚴重，且存在人為破壞痕跡，亟需采取保護措施，主要包括：盡快由專業機構對石刻進行全面調查、拓片制作和文字辨識，尤其是對“李酉歲”“得士全”等尚存疑的姓名進行確認；根據相關規定，將其納入棗莊市或嶧城區文物保護名錄，落實“保護為主、搶救第一”的原則；對摩崖題刻周邊環境進行綜合整治，在石刻周圍設置保護設施（如圍欄等），防止進一步人為破壞和自然風化加劇；結合“仙壇曉翠”的生態建設，將摩崖石刻作為文旅宣傳內容，使公眾了解其歷史價值。

最終的學術定論尚需進一步的專業鑒定和文獻印證。正如金石考證所貴者，不在倉促定論，而在扎實求是。仙壇山這方摩崖題刻，無論是真跡還是后刻，其所承載的歷史文化信息都值得深入挖掘。或許，它真正的價值不在于證明某年月日的登臨，而在于啟示我們：在山川與文字的交匯處，始終存在著研析歷史文化傳承的無限可能。

以上初考，陋者以椎拓叩石，竭其鄙誠。爰記于此，并望珠玉賜教，以矯偏倚。愿仙壇曉翠之千年勝景，永續嶧州文脈，薪火相傳。

附記：本文撰寫過程中，參考了抖音平臺“南山散人逍遙游”“劉金歲月”發布的現場影像與釋讀文字，謹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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