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11月8日凌晨,蔡鍔在日本福岡縣的九州帝國大學醫院去世,享年34歲。而他的死因正是喉結核。
在他臨終前,他被人扶著,站在窗邊,看著窗外的日軍飛機,眼睛里滿滿都是悲傷。
他對一邊的老同學蔣百里說:我們建設國防尚未著手,而現代戰爭已經由平面轉立體,我國又不知落后多少年。
他的神情悲切,滿是戚戚然之色。這是他臨終前說的最后一段感懷的話。不是關于自己,不是關于家人,只是關于自己身后的那個國家的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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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后,他叫人錄下來了自己的四條遺囑:愿人民與政府協力一心,采有希望之積極政策;愿為民望者以道德愛國,不爭權利;在川陣亡及出力人員,懇請核實恤獎;自己以短命未能盡力民國,應行薄葬。
說完這段遺囑,他終于滿含不舍地閉上了自己的眼睛。年僅34歲。
蔡鍔出生在湖南邵陽一個貧寒的農家,到了6歲的時候,家里人咬緊牙關送他去讀了私塾,他也是爭氣,9歲的時候就把四書五經背得滾瓜爛熟,在當地博得了不小的名氣。
實際上,歷史上有不少關于少年神童的故事傳說。蔡鍔也不例外。相傳他曾在當地知府衙門口巧對對子,知府寫下上聯“中秋月不明,掛一盞燈,替乾坤增色”,蔡鍔當場對出下聯“驚蟄雷未動,擂三通鼓,代天地回春”。這個對聯,上下工整,嚴絲合縫,相當看出他的不凡來。
然而他也是不負神童美譽,13歲的時候就考中了秀才,震動鄉里。
可是當時甲午戰爭的失敗,讓全國震動,所有人在反思這個國家的出路,到底應該怎么走。年輕的蔡鍔也不例外。他放棄了傳統的仕途,改投到了新學的門下。
15歲的時候,他考入了梁啟超還有譚嗣同等維新黨人的創辦的長沙時務學堂,接受到了系統的新思想教育。對于這個聰慧能文的少年十分賞識,把他當做自己得意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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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好景不長,戊戌政變之后,時務學堂解散,老師殺的殺,逃的逃,學生也是四下流落。蔡鍔當時也是轉去了上海考入南洋公學,并在1899年東渡日本尋求救國之路。
然而這條救國之路,走得異常艱辛。
當時在日本留學的時候,他聽說唐才常發動自立軍起義,當即趕回國內參加。
可是起義失敗了,唐才常等師友被害,蔡鍔躲過搜捕重返日本,并且在老師梁啟超幫助下考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三期。
1904年他以優異成績畢業,與蔣百里、張孝準并稱中國士官三杰。
回國后他先后在江西、湖南、廣西等地訓練新軍。李宗仁、白崇禧后來回憶,他們在廣西陸軍小學堂讀書時,蔡鍔就是他們的教官。
終于到了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的一聲炮響,震驚全國,起義軍在全國紛紛揭竿而起。蔡鍔也不例外,他在昆明和李根源還有唐繼堯等人發動起義,并在前線擔任總指揮。
經過一夜的激戰,起義軍成功攻克了昆明城內除了五華山外的所有要地,云貴總督舉著白旗投降,云南順利光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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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蔡鍔也因為在這次起義中的突出表現被多數人推舉為云南軍政府都督。他也不負眾望,在主政期間,裁撤綠營、整頓吏治、厲行節約、發展教育、興辦實業、刷新軍備,把云南治理得頗有新氣象。
可也是他做的實在是太好了,終于引起了袁世凱的猜忌。
而原因就是他不是北洋軍的嫡系。
1913年,袁世凱以調京任職為名將蔡鍔調入北京,先后給他安了陸軍部編譯處副總裁、全國經界局督辦等一堆頭銜。這些職位聽起來光鮮,但沒有一個帶兵實權,袁世凱的目的很簡單,就是要把這只西南猛虎關進籠子。
對于自己的處境,蔡鍔心知肚明。他知道自己被袁世凱監視,哪怕袁世凱天天召見他,說是磋商政要,實際上說白了就是想要把控制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
可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面對這種險境,蔡鍔知道自己一著不慎,就可能滿盤皆輸,不但自己的小命不保,自己苦心經營的云南恐怕也要落入到袁世凱的手里。
所以為了麻痹袁世凱,蔡鍔開始頻繁出入北京知名的紅燈區八大胡同,裝出一副沉迷酒色,樂不思蜀的樣子。
實際上,他是在苦思對策,伺機逃跑。
也就是在這時,他結識了16歲的小鳳仙。
后人一直在盛傳他們之間的愛情故事,但是實際上,經過后來的歷史學家的考證,蔡鍔對于小鳳仙并沒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僅僅是把她當做麻痹袁世凱的工具人而已。
事實上,蔡鍔的逃跑計劃絕不是歷史演義中說的那么臨時起意,而是經過周密的計劃和部署的:先裝病、再到天津、轉日本、經香港、繞道越南,最后回到云南。這一圈兜下來,實際上靠的是梁啟超的暗中協調和各地舊部的接應,一個16歲的風塵女子根本做不到。
1915年8月,袁世凱正式推翻共和,準備公開稱帝,并建立中華帝國。這時候,他需要各省的長官在勸進表上簽字。說白就是要他們集體上書,請求他袁世凱當皇帝。而在當時蔡鍔作為被囚禁在北京的云南省督軍,就在袁世凱的脅迫下簽了字。而在這也成為了后世人,最為詬病蔡鍔的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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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只看到了這一點,罵他你不是革命元勛嗎,不是擁護共和嗎,怎么還跟著擁護袁世凱做皇帝。
說這話的人,實際上完全不懂蔡鍔。
實際上,就在簽字的前一天,蔡鍔就偷偷坐火車去了天津,和梁啟超在房間里密談了一整夜。梁啟超后來回憶,那天夜里蔡鍔告訴他:袁世凱安然登基,在全世界的眼里,中國人是什么東西?為四萬萬人爭人格起見,非拼著命去干一回不可了。
這段話翻譯起來就是說,如果真的讓袁世凱做了皇帝,那么共和就真的完蛋了,這樣一來,在外國人的眼里,中國人就是沒有骨氣,沒有人格,可以被獨裁者肆意玩弄的奴才了。所以為了四萬萬中國人的尊嚴和人格,蔡鍔說什么也要拼出去反抗一回。
那么既然如此,蔡鍔為何還要返回北京簽字呢?
實際上這就是蔡鍔的算盤打得好,因為他知道自己一直在被軟禁,倘若自己不簽字就會被殺掉,那么就真的是萬事皆休了。所以只有簽了字,袁世凱才會放松警惕,自己才會有一個脫身的機會!
果然,簽字之后的蔡鍔終于等來袁世凱放松警惕的機會。1915年11月,蔡鍔以赴天津治病為由擺脫監視,在梁啟超及友人幫助下秘密離開北京,經天津、日本、越南,于12月19日輾轉回到云南昆明。
而此時,袁世凱已經接受了帝位,悍然復辟。
于是就在6天之后,12月25日,蔡鍔與唐繼堯、李烈鈞等人聯名通電全國,宣布云南獨立,武裝討伐袁世凱。
護國戰爭正式爆發。
蔡鍔任護國第一軍總司令,率約8000人入川,準備對川邊敵軍發動突然襲擊,奪占敘州、瀘州等地,再北攻成都、東取重慶,最后揮師東下會師武漢。
但實際上,很少有人知道的是,當時的蔡鍔已經身患重病。從1915年的12月開始一直到第二年的7月,他一直拖著結核病在川南一線喋血苦戰。
在寫給夫人潘蕙英的家書中,他多次提到自己的喉疾在指揮作戰時逐漸加重,嚴重時已經達到了竟日緘口不言的程度。
當時朱德就在他的麾下做支隊長,后來他回憶見到蔡鍔時候的情形說,說瘦瘦的臉上兩眼相距甚寬,雙頰略像女性,口角卻顯得嚴峻剛強,他雖然命在旦夕,但整個人的精神依然像一把出鞘的劍。
在全國的聲討之中,袁世凱終于被迫取消了帝制,沒過多久就病死了。
護國戰爭之后,蔡鍔被任命為四川督軍兼省長。可是他沒有接受,反而把所有的職務全部都辭掉了。
為什么這么做?在寫給妻子的信中,他說道:大局稍定,爭權奪利者必蜂擁以出,予素厭見此等傷心慘目之情狀,不如及早避去之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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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蔡鍔的這個選擇真的是人間清醒,或者也可能是無奈。世人皆說他是倒袁的第一功臣,但是他知道自己只是真的厭煩了這個爭權奪利的世道,等到共和恢復,肯定會有內亂,他向來討厭這種同室操戈、生靈涂炭的慘狀,不如及早歸去,才是上策。一個投機的人是不會在打贏了了戰爭之后主動放棄自己所有的權力的。
而且,他之所以這么做,還有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的身體真的承受不住了。他的結核病已經感染到了喉部。
1916年9月他前往日本治療,福岡醫科大學的醫生診斷后說喉部已經不能手術,只能用藥物保守治療。
可是這種治療,只能治標不能治本,再加上后來好友黃興去世的消息傳來后,蔡鍔悲痛欲絕,病情更是急劇惡化,最終在11月8日走到了生命的終點。
蔡鍔死后,北洋政府為他舉行了國葬。這是民國歷史上的第一次國葬,規模之大號稱民國史上國葬第一人。他的靈柩安放在長沙岳麓山白鶴泉左后方的山腰上,至今還在那里。孫中山為他撰寫了挽聯:平生慷慨班都護,萬里間關馬伏波。
蔡鍔死后留下了四個孩子。長女蔡菊蓮出生于1906年,是蔡鍔與發妻劉新英唯一存活下來的孩子,后來嫁給了父親好友石陶鈞的兒子石潮白。石潮白從事外交工作,兩口子先后去了德國、日本等地。1957年蔡菊蓮帶著家人定居美國,1985年病逝,終生未能回國。長女這一支從此留在了大洋彼岸,子孫的蹤跡很難再追尋。
蔡鍔和第二任夫人潘蕙英兩人生了三個孩子。潘蕙英受過西式教育,思想開明,蔡鍔病逝時她只有二十出頭,發誓為丈夫守寡一生,此后確實再未嫁人。大女兒蔡淑蓮1912年出生,1941年畢業于浙江大學病蟲害系,新中國成立后進入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工作。
她在南京金陵大學讀書時結識了同班同學周家熾,兩人在大學相戀,周家熾留學回國后兩人結婚,結婚時一個38歲一個37歲。蔡淑蓮的兩個女兒后來都在北京大學教書育人,算是繼承了母親的書香門第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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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子蔡端1914年出生,畢業于北平輔仁大學史學系。畢業后他進了國民政府外交部情報司工作,還被派往南非從事外交工作。
1949年解放后他進入《光明日報》做編輯,后來調到全國政協文史辦公室工作。蔡端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習慣:他愛下棋,五個女婿進門之前都要先和他對弈一局。他說這既能聯絡感情,又能看出對方的智力水平和思維方式乃至性格特點。
他平時話不多,笑瞇瞇的模樣,但絕對精細、透辟。蔡端于1997年在北京病逝,享年84歲。他的五個女兒中,大女兒蔡安慈定居日本,其他三個女兒留在北京。長孫蔡協則在吉林工作,成為吉林省政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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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子蔡永寧1916年出生,是蔡鍔生命最后一年的禮物。抗戰爆發前他在北平輔仁大學經濟系就讀,后轉學至西南聯大。畢業后在滇西銀行南京分行謀得第一份工作,解放后在東北人民大學經濟系從事教育工作,后調到北京體育學院。1968年蔡永寧逝世,終年52歲。
實際上,回看蔡鍔的這一生,他真的的是一個非常有爭議的一個人,而且我覺得他真的是死得非常恰如其時。也就是死得很是時候。有研究者在分析蔡鍔后人現狀的文章中提過一個觀點:如果他晚死幾年,他的歷史評價可能就不一樣了。
這話聽起來好像非常反常識,但實際上,在他軍事生涯的最后時刻,他已經控制不住手下的云南軍隊了。在給朋友的信中,他抱怨麾下的云南軍隊已經完全不聽從他的命令。所以如果蔡鍔身體更好一些,他很可能會被麾下的云南軍人驅逐,那樣他的歷史評價一定會大打折扣。
另外他在二次革命時選擇了中立,沒有支持孫中山,袁世凱還覺得他不可控。這些選擇在今天看來都很難評。但正因為他34歲就死了,死在了護國運動的光環最耀眼的時候,這些不太好看的細枝末節就都被蓋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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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拋開這些很有爭議性的東西,,蔡鍔又是一個十分純粹的人。他可以為了心中的那個救國夢想,拋棄別人夢寐以求的官職、地盤、財富,這些東西他一個都不要。他要的東西只有一樣:人格。他說要為四萬萬同胞爭人格,他自己先做了一遍。一個窮得叮當響的人,告訴全中國什么叫骨氣。這種人放在亂世,結局只有一個:累死。蔡鍔必然知道自己的這種結局,但是他還是毫不猶豫選擇了這種結局。而這,或許就是我們到現在還在懷念他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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