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信任崩塌之后——江南與知音公司爭議的本質與啟示

這起案件之所以值得深究，是因為它觸碰了中國出版業一個長期被回避的核心問題：當作者與出版方之間的信任徹底瓦解，法律究竟能做什么？或者說，法律愿意做什么？

作者：李揚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一

不只是“加印”的問題

近期，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以下簡稱“文著協”）組織的“出版單位超期加印法律責任專家論證會”，以及《從4個月到18個月：“龍族”仲裁久拖未決背后的版權困局》等媒體報道，將作家楊治（筆名江南）與知音雜志社之間關于《龍族》系列版權合同的爭議推向了法學理論與實務研討的前沿。該爭議表面上看是一個再尋常不過的版權糾紛：合同到期后出版方繼續加印。但如果我們僅僅停留在“侵權成立”“應當賠償”的層面，就完全錯失了這一案件真正的制度性意義。

這起案件之所以值得深究，是因為它觸碰了中國出版業一個長期被回避的核心問題：當作者與出版方之間的信任徹底瓦解，法律究竟能做什么？或者說，法律愿意做什么？

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已經認定知音公司構成侵權，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駁回了其再審申請。然而，仲裁程序卻已耗時十八個月，遠超法定期限。一個在法律上看似清晰的問題，為何在實踐中變得如此糾纏？這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國著作權合同救濟體系的深層困境。

二

被誤讀的“合同”

要理解這起爭議的本質，首先要回答一個前提性問題：作者與出版單位之間，訂立的究竟是一份什么樣的合同？

在傳統的合同法視野下，著作權許可合同往往被歸入“普通商事合同”的范疇，適用的是買賣、承攬、委托等一般規則。這種定性本身就是對創作活動本質的誤讀。

創作不是生產。作品不是單純的商品。

一篇小說、一部系列作品的形成，依賴的是創作者的心境、靈感、持續的投入，以及——一個常常被法律忽略的因素——對合作方的信任。當作者將作品交給某家出版單位時，他交出的不只是復制權、發行權這些法律術語，而是將自己的勞動成果、聲譽、乃至未來的創作生涯，托付給了對方。

這種信任不是道德上的虛飾，而是合同得以履行的實質性條件。出版方能否如實申報印數、按期結算版稅，決定了作者能否獲得應有的回報。而在現行制度下，作者幾乎無法有效核查出版方的申報是否真實。換句話說，作者的經濟利益實現，完全建立在“出版方會誠實”這一前提之上。這是一種極為脆弱的制度安排。

江南案的核心事實是：知音公司在合同到期后繼續加印銷售。這意味著，即便在合同有效期內，作者也無法確信出版方是否如實申報。當違約行為已經發生，當信任已經被事實證偽，法律還能要求作者繼續信任下去嗎？

三

合同解除的法理與政策

從教義學角度分析，這起案件適用《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條“合同目的無法實現”的規定，邏輯上是完全成立的。但問題在于：什么是“合同目的”？

如果我們將合同目的狹隘地理解為“出版方支付版稅、作者獲得報酬”，那么隱瞞印數似乎只是一個“履行瑕疵”，可以通過補繳版稅來彌補。這也是許多出版方在爭議中慣用的抗辯邏輯。

然而，這種理解恰恰是對創作活動的最大不尊重。

作者簽訂一份為期數年、涵蓋多卷冊的出版合同，其目的絕不僅僅是獲得一筆版稅收入。更重要的是，他期待一個穩定、透明、可持續的合作關系——只有這樣，他才能安心地將時間和精力投入后續創作，而不必時刻擔憂自己的勞動成果被隱匿、被侵占。

當出版方被證實存在隱瞞印數的行為，這種期待就已經落空。不是部分落空，而是根本性的、不可逆轉的落空。

為什么不可逆轉？因為信任一旦被事實證偽，就無法通過事后賠償來修復。即便出版方補繳了版稅，作者也無法確信未來不會再發生同樣的問題。而著作權許可合同恰恰是面向未來的：作者需要在授權期內持續交付新作、配合宣傳、授權衍生開發。在一個缺乏信任基礎的關系中，這些義務的履行將變得極其困難，甚至不可能。

這正是《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條“合同僵局”條款的適用場景。當雙方已經陷入對抗，當合作的基礎已經崩塌，法律繼續強制維系合同關系，不僅無益，反而有害。對于作者而言，這意味著創作自由被凍結、版權資產被鎖定；對于出版方而言，這意味著無法獲得作者的合作與高質量內容；對于社會而言，這意味著有價值的作品可能被長期擱置，無法進入市場。

沒有人受益，所有人受損。

四

創作自由的憲法之維

江南案中還有一個被普遍忽視的維度：創作自由。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公民有進行科學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這一條款不是宣示性的裝飾，而是具有規范效力的憲法原則。當一份合同的履行要求創作者在已經喪失信任的合作關系中繼續交付新作時，我們是否在實質上限制了創作自由？

出版合同不是賣身契。出版方獲得的是作品的傳播權，而非對創作者本人的支配權。如果法律允許出版方基于合同條款強迫作者繼續交付作品——或者變相地，通過凍結版權歸屬、拖延爭議解決來達到同樣效果——那么這種合同就已經超越了民事交易的邊界，介入了憲法所保護的人格自由領域。

上海知識產權法院在溫瑞安案中的裁判思路值得借鑒。法院明確指出，著作權許可合同涉及作者的人格利益，不能簡單等同于普通商事合同，在解釋合同條款時應當尊重作者的創作自主權。這一立場雖未直接援引憲法，但其精神指向是清晰的：創作活動有其不可被合同完全規約的內在自由。

江南案中的仲裁程序已耗時十八個月。在這段時間里，作者無法自由處分自己的版權，無法與其他出版方合作，無法推進作品的其他衍生開發。這實質上構成了一種“程序性的創作限制”。即便最終裁決對作者有利，這十八個月的損失也是無法彌補的。

五

遲到的正義還是正義嗎？

江南案暴露的另一個深層問題是知識產權爭議解決的程序效率。

從公開信息看，這起仲裁案件的審理期限已遠超法定時限。我們不知道具體原因是什么——是案情確實復雜？是仲裁庭效率低下？還是存在其他因素？但無論原因如何，一個基本事實是：作者的權利在被持續凍結。

著作權資產不同于實物資產。一件設備被查封一年，其價值可能不會顯著減損；但一部暢銷作品的版權被凍結一年，可能錯失最佳的市場窗口，其衍生開發價值可能大幅縮水。對于系列作品而言，這種損害還具有累積效應：一部作品的延遲會影響整個系列的開發節奏，進而影響品牌價值和讀者期待。

這就是所謂的“制度性成本”。當爭議解決程序本身成為一種負擔，當權利人即使最終勝訴也無法彌補程序拖延造成的損失，法律的激勵功能就發生了逆轉。創作者會意識到：維權成本太高、周期太長、結果不確定，不如放棄。這種理性計算的結果，是對整個創作生態的侵蝕。

仲裁和司法機構在處理此類爭議時，不能僅僅將自己定位為消極的裁判者。在已有生效侵權判決作為先決事實的情況下，后續程序應當更加高效。程序的反復、對違約方拖延策略的縱容，本質上是在懲罰守約方、激勵違約方。

六

出版業轉型中的制度命題

江南案不是孤立的個案。它是中國出版業從粗放經營向法治化治理轉型過程中的一個典型樣本。

過去幾十年，中國出版業經歷了高速增長，但在增長背后，合同履行的不規范、版稅結算的不透明、作者權益保障的薄弱，一直是長期存在的沉疴。許多作者選擇沉默，不是因為問題不存在，而是因為維權成本太高、收益太低、過程太痛苦。

江南案之所以值得關注，是因為它觸及了一個制度性的命題：當信任崩塌，法律能否提供一條體面的退出路徑？

目前的法律框架并非沒有答案。《民法典》第563條和第580條提供了根本違約解除和僵局終止的雙重機制。問題不在于規則缺失，而在于這些規則在實踐中能否被順暢適用。仲裁程序的長期拖延，本身就是答案的一部分。

一個健康的出版生態，不能建立在作者“不得不忍”的基礎上。只有當作者擁有真正有效的退出權利，只有當違約成本足夠高、維權成本足夠低，出版方才有動力去誠實履約。法律的作用，不是維系已經死亡的合作關系，而是為失敗的合作提供干凈利落的退出機制，讓資源重新配置到更有價值的地方。

七

尊重創作者，就是尊重創作本身

江南案最終的裁決結果如何，我們尚不得而知。但無論結果如何，這起案件提出的問題已經超越了勝負本身。

中國正在從知識產權大國向知識產權強國邁進。這一轉型的核心，不是知識產權的數量，而是創作者能否在一個公正、高效、可預期的法律環境中安心創作。

尊重創作者，不是道德上的姿態，而是制度設計的起點。著作權許可合同的裁判邏輯，應當回歸到對“人”的尊重、對創作規律的理解、對契約信賴的守護。當信任已經崩塌，法律應當果斷地承認失敗，而不是勉強地維系形式上的合同關系。

這不是對契約精神的背離。恰恰相反，這是契約精神的真正內核：契約的價值不在于形式上的存續，而在于當事人真實意愿的尊重和合理預期的實現。當一個契約已經失去了存續的基礎，承認這一點并干凈利落地終止它，才是對契約精神的最大尊重。

文化創新之源，從來不是法律條文，而是創作者的安心與熱情。法律能做的，就是守護這份安心。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知產力立場）

封面來源 | 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