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零年春，國民黨保密局特務楊靜帶著活動經費和密電碼潛入上海。他的具體任務是聯(lián)絡一名前國民黨少將專員，協(xié)助建立地下電臺，并伺機破壞上海市政供水與供電設施。楊靜按照上線給出的地址找到了聯(lián)絡對象。兩人完成接頭后，楊靜離開。幾個小時后，上海市公安局干警在老北站將正準備轉移的楊靜抓獲，其隨身攜帶的密件全部被繳。隨后，潛伏在上海的多個特務及爆破器材窩點被公安機關悉數查獲。出賣楊靜的，正是他剛剛接頭的聯(lián)絡對象。派楊靜執(zhí)行這次任務的，是潛伏在香港的國民黨軍統(tǒng)特務陳恭澍。陳恭澍一直認定，這名聯(lián)絡對象是他最可靠的舊交。

這名聯(lián)絡對象名叫范紀曼。范紀曼與陳恭澍早年均就讀于黃埔軍校。范紀曼一九零六年出生于四川梁山，一九二六年考入黃埔軍校武昌分校，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北伐戰(zhàn)爭期間，他被編入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葉挺獨立團，在作戰(zhàn)中身負重傷。大革命失敗后，范紀曼一度與黨組織失去聯(lián)系，隨后考入國立北平大學，在求學期間重新尋找到地下黨組織并歸隊。陳恭澍生于一九零七年，原本報考黃埔軍校第四期，因病延誤轉入第五期警政科。畢業(yè)后，陳恭澍進入戴笠操辦的“洪公祠特訓班”接受特工訓練，結業(yè)后加入軍統(tǒng)，負責策劃實施了多起針對進步人士的暗殺行動。

一九三五年，陳恭澍在北平策劃針對石友三和殷汝耕的暗殺行動，因計劃泄露遭到當局通緝，被迫緊急撤往南京。撤離前，陳恭澍將統(tǒng)管華北特務活動的軍統(tǒng)北平站代站長一職，交由范紀曼代理。根據臺灣檔案機構保存的戴笠時期擬增薪人員名單，范紀曼的名字被記錄在冊。范紀曼在此職務上停留數月后，主動脫離軍統(tǒng)，前往上海繼續(xù)從事地下工作。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后，范紀曼在上海靜安寺路開設“木簡書屋”，作為中共地下黨的秘密聯(lián)絡點。陳恭澍隨后也被調往上海擔任軍統(tǒng)上海站站長。兩人在上海重逢，陳恭澍繼續(xù)依靠范紀曼提供情報。一九四一年，陳恭澍被汪偽特工總部逮捕并投靠日偽機構，范紀曼借此關系打入日偽內部獲取情報。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上海局勢混亂。范紀曼接到中共地下黨指令，負責營救關押在提籃橋監(jiān)獄的抗日聯(lián)軍副總指揮楊樹田以及地下黨員李一鳴。范紀曼穿上國民黨少將軍服，在打入汪偽政府的地下黨員李時雨的配合下前往監(jiān)獄。汪偽監(jiān)獄長沈冠三因畏懼漢奸罪責不敢阻攔，范紀曼以提審部屬為由，在未辦理任何移交手續(xù)的情況下將楊樹田帶出監(jiān)獄。此時李一鳴已被日軍帶走。

解放戰(zhàn)爭爆發(fā)后，中共地下黨組織調整了范紀曼的工作方向，指示其設法打入國民黨高級軍事機關內部。一九四七年，在地下黨員張子羽的協(xié)助運作下，范紀曼成功進入國民黨國防部二廳。國防部二廳是當時國民黨主管軍事情報的核心部門，范紀曼被正式任命為駐滬國際組少將代理專員，專門負責搜集和研判國際情報。國民黨方面為這個情報組撥付了高額的專項活動經費，范紀曼利用這筆資金，在上海霞飛路租下一處房屋作為公開的辦公地點。在隨后的三大戰(zhàn)役期間，國民黨軍隊的內部調動頻繁，范紀曼利用該合法身份，接觸到了大量國民黨軍方的兵力調撥、武器配置和戰(zhàn)略部署機密。他將這些核心軍事情報整理后，源源不斷地傳遞給解放軍前線，為戰(zhàn)役的走向提供了直接的數據支持。

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前夕，國民黨軍隊及黨政機構開始向臺灣撤退。陳恭澍在撤離前專門找到了范紀曼，極力勸說其一同前往臺灣。為了打消范紀曼的顧慮，陳恭澍甚至建議范紀曼與妻子彭雅蘿辦理離婚手續(xù)，以便能夠作為單身人員迅速隨軍撤離。范紀曼以各種借口拒絕了該提議。陳恭澍未能識破范紀曼留下的真實意圖，獨自隨國民黨撤離。不久后，范紀曼因內部叛徒出賣，遭到中統(tǒng)特務逮捕。由于他具備國民黨國防部少將的公開身份，中統(tǒng)在審訊期間未能查實其真實的中共黨員身份。最終，范紀曼在看守所內通過一塊木板翻越圍墻成功越獄，并在上海正式解放后，公開向華東局軍政委員會報到。

一九五零年，陳恭澍在香港策劃對大陸的滲透。他認定范紀曼的能力和關系網能夠在華東地區(qū)建立特務組織，于是派遣楊靜潛入上海聯(lián)絡范紀曼。范紀曼在接到楊靜送來的信件和密碼本后，立即向公安機關報案，導致陳恭澍在上海的潛伏網絡被悉數抓獲。

陳恭澍逃至臺灣后，國民黨情報系統(tǒng)發(fā)生重組。陳恭澍因在大陸時期的行動失敗失去信任，逐漸被邊緣化。晚年時期，陳恭澍在臺北撰寫了多卷回憶錄。在出版的回憶錄中，他詳細記錄了范紀曼在北平提供使館情報、在上海協(xié)助其開展特務工作的過程，并在書中對范紀曼的能力給予了極高評價。直到病死，陳恭澍在書中都沒有提及范紀曼的中共黨員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