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反對全球化

本文是圓方的第1498篇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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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期十天的美東之旅，到今天告一段落。此刻圓方在機場，寫下這次出行的最后一篇文章。

昨天文章的留言區一個小伙伴說：

去了美國多久，去深入理解美國了嗎？就有這么多深刻認識？

的確，如果單單說在過去的這十天中走到的美東三個地方(波士頓，華盛頓，曼哈頓)其實都很難說是真正的“美國”。

從政治光譜上來看，這三個城市其實都是“深藍”的地方。

2024年大選

波士頓民主黨支持率超70%

曼哈頓民主黨支持率超80%

華盛頓民主黨支持率超90%

而2024年美國大選是特朗普獲勝，所以這三個城市，當然是不能代表美國的。

大家好，我是圓方，今天我們一起聊聊

誰在反對全球化

02

這三個城市非常反MAGA，也是有確切的原因的。

從經濟基礎上來看，這三個城市都是靠金融、科技、大學、傳媒、國際機構、全球貿易在賺錢。

從人口結構上來看，這三個城市都是移民多、族裔多元、普遍國際化、高學歷。

從意識形態上來看，這三個城市都支持全球化、自由貿易、多邊主義、多元文化、環保等問題。

這三個城市

不代表中西部、南部、鄉村、小鎮這些MAGA大本營

不代表白人藍領、制造業工人、受全球化傷害者

不代表宗教保守、反精英、反全球化、本土主義

更不代表美國一半以上的地理與人口

所以，圓方這次走馬觀花的溜達一圈，肯定不能說了解美國，更談不上“深刻認識”美國。

如果說“認識”，最多也就是“認識”了一部分，在過去九十年中，主導構建了全球金融，文化，軍事，經濟秩序的

美“全球化”國

而 美“全球化”國 ≠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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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前，1936年

三方貨幣協定（Tripartite Pact)九月份簽訂。

大蕭條后各國“貨幣戰”“以鄰為壑”貶值，全球貿易崩潰。

美國、英國、法國簽訂了貨幣協定，三國停止競爭性貶值，穩定匯率，同時互相支持貨幣、協調貨幣政策，建立有限的全球貨幣合作機制。

這是美國第一次主導全球貨幣規則，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美元開始逐步取代英鎊成為實際錨貨幣，也為布雷頓森林體系（1944）構建埋下伏筆。

這是美元取代英鎊的第一塊基石，也是美國從“旁觀者”變成全球貨幣秩序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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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前，1936年

羅斯福第二次以壓倒性優勢在11月連任。

羅斯福523票 vs 蘭登8票，贏下了46州，這意味著，羅斯福新政徹底合法化。

標志著政府干預、社會保障、擴大出口、全球經濟責任的美國，走上了國際政治舞臺。

也意味著，美國政治上終于走出了多年的孤立主義，為未來全球化擴張鋪平了國內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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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前，1936年

《1934年互惠貿易協定法（RTAA）》正式落地見效、美國貿易從“極端保護”正式轉向“開放、主導全球貿易”

如果說1930 斯穆特-霍利關稅（Smoot-Hawley）意味著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到達頂峰，美國關稅平均升至 59%，全球貿易戰爆發。

那么到1936年，美國與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日本、巴西、墨西哥等 13個國家 完成互惠貿易談判。

美國主動下調工業品，農產品關稅，換取對方對美商品開放市場。標志著美國從“閉關”變成“全球開放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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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眼，90年過去了。

在這90年中，美國也逐步從國際秩序和國際貿易的邊緣玩家，逐步成長為全球化的旗手。

而以波士頓，華盛頓，曼哈頓為代表的這些“城市”，成為了全球化的受益者，

美國的全球影響力，華爾街、聯合國、美聯儲、五角大樓、常青藤

美國的知識經濟與高科技未來，波士頓大學的科技創新、紐約的金融、DC的智庫

美國的多元文化、移民、國際化，美國作為“世界國家”的吸引力

都在這三個城市得以體現

但是，代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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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價主要由三類人來承擔。

第一類是經濟地理意義上的失落者。

他們集中在傳統制造業帶、資源枯竭型城鎮、農業機械化后勞動力溢出的內陸腹地。

產業轉移帶走的不止是就業崗位，還有圍繞這些崗位建立起來的整個社會組織方式。

這一類反對者的核心訴求是經濟安全的喪失感。

他們并非拒絕外國商品或資本，而是拒絕一個對他們來說只有支出沒有收入的全球化賬本。

第二類是文化心理層面的防御者。

讓他們不安的是符號秩序的漂移。語言景觀在改變，節日日歷在增厚，公共空間里的默認假設不再自動指向他們從小習得的那些規矩。

這一類的反對帶有更多的象征性，比如對移民政策的敏感、對多元文化主義教育的不滿、對官方語言地位的法律確認。

他們要保衛的是一種想象的連續性，一種不必解釋自己是誰的舒適區。

第三類人是本土建制精英中的主權焦慮者。

他們分布于政府核心部門、國有經濟命脈、安全與情報系統、部分具有國家主義傳統的學術圈層。

這個群體從未在經濟上受損于全球化，恰恰相反，他們的社會地位和資源掌控力往往因國家整體實力的上升而強化。

他們的反對并非源于個人處境的下滑，而是源于一種制度性的警覺。

他們在擔心全球化是否在悄悄解構國家能力的邊界，是否在侵蝕他們傳承了幾代人的權力。

所以有了MAGA

MAGA敘事的底層邏輯，就是“反全球化”敘事。

08

如果多讀讀歷史就會明白

從國家長期發展的角度來看，全面反對全球化等于選擇一種低水平均衡。

這一點，經歷了清末上百年閉關鎖國的我們，非常了解這一點。

這種在某一階段將外部壓力轉化為內向收縮的動員。短期內確實能凝聚內部共識，建立某種自給自足的完整性。

但拉長到三十年甚至更長的尺度，技術進步的集體學習過程會明顯放緩。

封閉系統內部的創新更多是改良性質，缺乏范式躍遷所需的異質刺激。

人均資源承載力的天花板會逐漸壓下來，導致社會矛盾向其他出口轉移。

反過來看，毫無節制的開放同樣會瓦解國家能力。

當資本流動速度遠超社會調適速度，當文化符號的更替快于代際傳遞，國家內部會出現功能性碎片化。

一部分區域和人群完全接入全球網絡

另一部分則徹底脫嵌

這種內部分化一旦越過臨界點，國家層面的集體行動能力就會衰退

因為基礎設施建設、跨區域財政轉移、全國性教育標準的維系，這些都需要某種程度的共同身份認同作為支撐。

而這，就是美國當下所面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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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未來，如果我們逐步成為世界秩序的主導者，那我們內部會有人反對全球化嗎？

我們可能會比較特殊

過去四十年的高速增長讓數億人擺脫絕對貧困，這一事實使得反全球化情緒在中國缺乏最核心的動員素材。

大多數中國家庭在過去兩代人的時間里經歷了生活水平的絕對上升，即便增長速度存在地區差異和階層差異，改善的方向是明確的。

這跟某些國家長達三十年中位數收入停滯的局面有本質區別。

因此，社會目前對全球化的態度主流仍是積極的，外貿依存度高的沿海省份如此，承接產業轉移的內陸城市也仍在享受開放紅利的外溢階段。

但這不等于沒有反全球化的潛流。

它的表現形態會不同，但絕不會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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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們應該做些什么呢？

至少有三件事是需要提前準備的

我們要承認全球化必然產生內部受損者，并提前設計補償通道。

我們要承認文化變遷會引發焦慮，并在主流敘事中保留足夠的連續性錨點。

我們承認開放會帶來外部風險的傳導，同時建立更有韌性的防火墻。

這三件事做得越早，未來反全球化的聲浪就越難形成氣候。

中國人口結構正在經歷快速變遷，老齡化社會天然帶有更強的保守傾向。

在人口窗口完全關閉之前，在開放中積累的財富和制度經驗將決定下一代中國人面對外部世界時的從容程度。

其實，全球化從來不是一條鋪滿鮮花的平坦大道。

它更像一條需要不斷疏浚的河道，水流帶來生機也帶來泥沙，堤岸需要加固，航線需要勘測。

但是拒絕水流只能讓下游干涸

放任泛濫則會使上游坍塌

認識這一點，并在此認識基礎上行動，或許是對歷史負責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