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趙阿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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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書最初的記憶,來自我的父親。
父親是當年最早一批農業技術員,因此,我家里最多的東西就是他的專業書。大彩頁,精美極了,上面畫著莊稼,畫著蟲子——當然是各種害蟲。我那時不過三四歲,坐在父親膝頭,拿鉛筆在書上寫寫畫畫,對著那些小蟲子,絮絮叨叨地編著一段又一段的故事。
父親從不嫌我煩,也不怕我弄臟他的書,只是笑著聽,笑著點頭。多年后才懂得:那不僅是一個父親對孩子的寬容,更在孩子心中種下了一粒種子。
十七歲,我考上了縣高中。那時候,校園很多捧著言情小說的女生。我也看,可我不只是想看,我還想寫出來。于是,我就開始偷偷地在自己日記本上寫小說,把心里想的又不好意思說給別人聽的話,都變成文字。
后來的事,就像一場噩夢。日記本被同學偷走,在班里私下傳了開來,故事也越傳越離譜,最后,傳到校領導耳朵里。我成了全校師生的反面教材,也成了所有人眼里的怪物。
青春的陽光多燦爛啊!可我的青春沒有陽光,只剩一個孤單的角落,那里陰云密布,大雨滂沱,而我,被拋棄在這里。
學校要求找家長來,給我記大過。父親來了學校,我忐忑不安地等待著暴風雨的來襲。可是,父親并沒有和校領導一起批評我,他摸摸我的頭說道:“咱不用自卑,你沒有錯,誰都從青春走過。別管別人怎么看你,該怎么過還怎么過。難受了就多讀書,把生氣煩惱的時間用來讀書。相信爹,書會給你答案的……”
我就那樣被父親和書救了下來。從那以后,校園里多了一個落寞卻堅定的女孩。她穿過喧鬧的操場,穿過人群異樣的目光,走到丁香花叢下面,安安靜靜地讀書。
書不懂嘲諷,不會嫌棄,它像一位沉默的朋友,在那個多雨的十七歲,為我默默撐開了一把傘。
三十四歲那年,公司遭遇重大困難。業務停滯,人心惶惶,我像一只困獸。我恨那些傷害過我的人,恨那些落井下石的人,恨得咬牙切齒,恨得生無可戀。
就是在那個時候,我讀到周大新的《湖光山色》。書里有個姑娘叫暖暖,聰慧、堅韌。她回鄉創業,被排擠,從零開始致富,又一無所有。走投無路時,她說:我心里有了憎恨,請幫我把它拔出吧。
那是一個清冷的秋日下午,看到這句話時,我的眼淚嘩地流了下來。我學著暖暖的樣子,對著空蕩蕩的辦公室,輕輕說:我心里有了憎恨,請你幫我把它拔出吧。
暖暖比我苦多了。她都能走出來,我憑什么不能?不管怎么樣,我還要再努力一次,我不要憎恨。
我收起頹廢,重新投入工作。山重水復,柳暗花明,公司慢慢走出困境,我又成了那個笑得最響的女人。
有人問讀書有什么用?我想這就是答案了。它會在你最黑暗的時刻,點亮一盞燈。它會變成你身體的一部分,在每一個不經意又自然而然的瞬間,輕聲提醒你:再試一次。
四十歲以后,我成立了海邊小城第一間半公益讀書會。
記得和書友們分享的第一本書是《非暴力溝通》。大家都感嘆:原來那么多自以為是的關懷,都是語言暴力;原來那么多對親人的“好”,都帶著刺。
書友們紛紛加入讀書沙龍,大家一本一本地看,一本一本地分享,掀起了讀書小高潮:一個人讀書,只能溫暖一個人;一群人讀書,就能溫暖一座城。
隨著書讀得越來越多,慢慢地,朋友們說我變得更加柔和了,根本不像風風火火的女生意人,沒有了咄咄逼人,反倒多了幾分知性從容。家里人也說我更加通情達理了,變得更愿意傾聽、共情、理解別人了。
我知道,這,都是書給我帶來的改變。
前幾日整理舊物,翻到父親當年的一本農技書。書頁已經風化脆了,但我四歲時畫的圈圈點點還在,還有父親用紅筆寫的批注:苗期、抽穗、灌漿。
看著這本接近五十歲的書,突然有了感悟:這多像人的一生。我們都是從苗期走過來的。那時,有人澆灌我們,有人鋤草,有人施肥,有人也只是路過。而書,是這片田里的光和水。它在每一個節骨眼兒上,在最需要的時候,悄悄降臨。
許多年后,我終于明白了當初父親那句話的真正意義。
讀書,是找一個可以終身不棄的朋友,找一個即使所有人都離開時還陪在你身邊的人。它不會說話,卻字字珠璣;它沒有溫度,卻能焐熱最冷的夜。
我一直小心翼翼地堅持著對書的熱愛。因為我知道,即便不能擁有完美的人生,也能在書香的花園里凈化心靈,跨越人生最艱辛的跋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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