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大追債：被折疊的富豪與未完結的賬單

2026年的深圳，春天來得有些遲疑。四月中旬，一場連綿的陰雨把這座城市的玻璃幕墻洗得發冷。在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那棟灰色的大樓里，空氣比外面還要凝重幾分。

許家印站在被告席上的時候，并沒有像外界想象中那樣崩潰或者咆哮。這位曾經在中國地產界翻云覆雨的首富，頭發白了不少，但也梳得一絲不茍。當審判長問他對指控有無最后陳述時，他停頓了大概三秒，只說了四個字：“認罪悔罪。”

這四個字像是一塊石頭扔進了深井，沒激起太大的水聲，卻沉得很深。八項罪名，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違法發放貸款、職務侵占……每一個詞條背后，都是一座爛尾的樓盤，或者是無數個家庭半生的積蓄。

但這篇文章不聊許家印的罪與罰，我們要把鏡頭往旁邊挪一挪，對準另外一群人。他們曾經站在恒大這艘巨輪的甲板上，手里端著香檳，看著財富的潮水涌來。現在，潮水退了，不僅露出了礁石，還露出了一張張巨額的催款單。

就在許家印認罪的同一周，深圳的另一端，一場關于“退錢”的拉鋸戰已經持續了十七個月。

前恒大總裁夏海鈞，被稱為“打工皇帝”的男人，收到了一份司法追繳文書。文書上的數字很刺眼：約1.6億元人民幣。

前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那個總是在宏觀經濟論壇上揮斥方遒的學者，也收到了一張單子：731萬元。

收款方不是恒大公司的賬戶，因為那時的恒大已經是一具空殼。錢要打進深圳公安指定的一個公證賬戶。

這不是HR發的離職結算郵件，也不是老板在飯桌上的勸退暗示。這是一張蓋著紅章的法律文書。上面甚至還很“客氣”地寫了一句“是否退回請個人根據案件涉及風險自行判斷”，但只要在這個圈子里混過的人都讀得懂潛臺詞：如果不退，下一步就不是喝茶聊天，而是手銬和審訊椅。

一、 打工皇帝的“黃金五年”

要理解這1.6億是怎么來的，得把時間撥回到2017年。

那是恒大最高光的時刻，也是中國房地產最后的狂歡。許家印登頂首富寶座，恒大的觸角伸向了金融、健康、汽車、文旅，仿佛只要印上“恒大”兩個字的東西，就能變成黃金。

夏海鈞就是在這個時候被推到了舞臺中央。

在恒大內部，夏海鈞的地位僅次于許家印。他不僅是總裁，還是執行董事，手里握著幾乎所有的經營實權。許家印負責在大戰略上畫圈，夏海鈞負責把圈填滿，用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杠桿。

2017年，夏海鈞的年薪是2.7億元。這是什么概念？平均每天醒來，他的賬戶里就多了74萬。那一年，A股上市公司董事長的平均薪酬也就幾十萬出頭。

這錢拿得燙手嗎？在當時看來，這是對他能力的獎賞。夏海鈞是個狠角色，他主導了恒大的多輪戰略擴張，尤其是在三四線城市的棚改貨幣化浪潮中，恒大像一臺不知疲倦的推土機，橫掃土地市場。

從2017年到2021年，這五年是夏海鈞的“黃金五年”。他在恒大領取的薪酬總額達到了10.72億元。

這10個億，是由工資、獎金、期權和績效薪酬堆砌起來的。而支撐這些獎金的基礎，是恒大那張漂亮得不像話的財務報表。

后來證監會的調查揭開了這張報表的遮羞布：2019年，恒大虛增收入2139.89億元，占了當期營收的一半還多；2020年更離譜，虛增收入3501.57億元，占比高達78.54%。

兩年時間，憑空捏造了5600多億的收入，虛增利潤920億。

夏海鈞簽字領取的那些巨額獎金，本質上是建立在這堆空氣之上的。就像是一個魔術師，從帽子里變出了兔子，然后因為變得精彩，觀眾給了他巨額打賞。最后大家發現，兔子是畫上去的。

現在，法律說：既然兔子是畫的，那打賞的錢就得吐出來。

按照規定，需要退繳的比例是15%。算下來，夏海鈞要退1.6億。

但這1.6億對他來說，可能只是九牛一毛。早在恒大暴雷之前，夏海鈞就已經在全球配置資產。2024年6月，香港法院批準了清盤人的請求，凍結了他價值約600億港元的資產。

這600億里，包括他在香港柏傲山的一套豪宅。2019年買入的時候花了1.6億港元，后來想賣，掛牌價降到了8200萬，還是沒賣出去。因為法院的凍結令像一張無形的網，把這套房子死死困住。

2025年1月，香港上訴法庭駁回了他的上訴，維持凍結。夏海鈞沒有現身法庭，他的律師在庭上爭辯了很久，但法律的鐵面無私在這一刻體現得淋漓盡致。

二、 經濟學家的“千萬年薪”

相比于夏海鈞這種在江湖里摸爬滾打幾十年的“老江湖”，任澤平的故事顯得更有戲劇性，也更像是一出黑色幽默劇。

他是著名的經濟學家，曾經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工作，帶著“網紅經濟學家”的光環加入恒大，年薪1500萬。

恒大請他來，不是為了真的搞學術研究，而是為了兩個字：背書。

在那個恒大急需向外界證明自己“大而不倒”的年代，任澤平的頭銜和言論，是許家印非常看重的裝飾品。任澤平確實也很賣力，他多次公開喊話“中國未來十年房價還要翻倍”，“現在不買恒大的房子就后悔了”。

這些話在當時聽起來是專業的判斷，現在聽起來更像是促銷廣告詞。

任澤平在恒大干了三年三個月，累計拿走了4875萬元。按照15%的比例，他需要退回731萬元。

2024年11月，當退繳通知剛出來的時候，任澤平發過一份聲明，語氣挺硬。他說自己從未參與過恒大財富的理財產品銷售，也不負責具體的融資業務，言下之意是：我只是個搞研究的，賣理財爆雷跟我有什么關系？

但法律的邏輯很簡單，也很冷酷：你在那個時間段，擔任了高管，領取了基于虛假業績計算的高額薪酬，你就得退。

不管你是負責銷售的，還是負責喊口號的，只要你分了蛋糕，蛋糕塌了，你就得把吃進去的吐出來。

任澤平的731萬，相對于夏海鈞的1.6億，看起來是個小數目。但對于普通人來說，這依然是幾輩子都賺不到的錢。而且，這731萬不僅是錢，更是一種象征——即使你是所謂的“精英”、“專家”，在法律的清算面前，沒有豁免權。

三、 8億元的退繳名單

夏海鈞和任澤平只是冰露出水面的兩個尖角。水面之下，是一個龐大的退繳群體。

這份名單涵蓋了2017年至2021年期間，恒大集團總部、各地區公司領導班子，以及所有項目公司的負責人。

這不是一刀切，而是有精確的劃分。

如果你是一個項目經理，你在虛假的工程進度單上簽了字，幫著公司提前確認了收入，那么基于這筆虛假收入發給你的獎金，你得退。

如果你是一個地區公司的董事長，你為了沖業績，默許甚至鼓勵下屬虛構銷售合同，那你不僅要退獎金，還要退一部分工資。

但如果你只是一個前臺文員，或者是一個沒有簽字權的普通銷售員，哪怕你天天加班到深夜，哪怕你也買了恒大理財虧了錢，你不在這次追繳的名單里。

這就是法律講究的“權責對等”。誰手里有權，誰簽了字造假，誰就要負責。

據內部人士透露，僅高管層面的退繳總額，估計在8億元左右。

這8個億，怎么追？

過程比想象中要繁瑣得多。從2024年11月底開始，一直到2026年4月，整整十七個月，專門的工作組就在干這一件事：核對。

每一筆錢的來源，發放的時間，對應的業績依據，甚至是當時的簽字審批單，都要翻出來。

“這不是簡單的算術題，”一位參與了退繳工作的律師說，“這是在重構歷史。恒大的財務體系太混亂了，很多獎金是以各種名目發的，有的叫‘特別貢獻獎’，有的叫‘預發績效’，你要把它定性為‘基于虛假業績的不當得利’，需要完整的證據鏈。”

有的高管很配合，錢打進去，這事算了結。

有的高管在觀望，甚至在轉移資產。但他們很快發現，這條路走不通。因為這不僅是民事糾紛，這是刑事案件的追贓挽損。

四、 錢去哪了？

很多人會問：退這8個億，有什么用？

恒大的債務窟窿是3500億港元，凍結資產大概550億，債權人排隊等著還錢。這8個億扔進去，連個水花都砸不起來。

但這8個億的意義，不在于“填坑”，而在于“立規”。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國商業世界里流行一種潛規則：公司倒閉了，老板和高管們早就通過分紅、薪酬、關聯交易把錢洗干凈了，留下一地雞毛給銀行和供應商。

“康美藥業”案是一個轉折點。2021年，那家虛增300億貨幣資金的公司被判賠償，幾個獨立董事被判承擔數億的連帶責任。那是第一次，人們意識到，掛個名也是要賠得傾家蕩產的。

恒大的這次退繳，是康美案的升級版。它不僅針對獨立董事，更針對核心經營層。它傳遞了一個非常清晰的信號：你在任期間造的假，不管你是主動的還是默許的，只要你拿了錢，法律就有辦法讓你吐出來。

這在國際上也不是新鮮事。2001年美國安然公司破產，CEO杰弗里·斯基林被判24年監禁，他的股票期權被全部追回，豪車豪宅被拍賣抵債。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當泡沫破裂的時候，第一件事就是清算責任人。

許家印和妻子丁玉梅，在2009年到2022年之間，通過分紅拿走了超過500億元。這500億，才是真正的大頭。但因為涉及到復雜的離岸信托和跨境資產轉移，追回的難度極大。

相比之下，夏海鈞和任澤平的錢，還在境內，或者在香港這種法治高度透明的地方，追回的成功率要高得多。

五、 尾聲：未完結的賬單

2026年3月18日，恒大地產被正式宣告破產。

這家曾經的世界500強，在法律意義上，已經死了。

但圍繞著它的故事還沒結束。

在深圳的某個小區里，一個買了恒大期房的業主，看著手機里彈出的新聞——“夏海鈞退繳1.6億”，他苦笑了一下，關掉了頁面。他的房子還爛在那里，沒有復工的跡象。

在北京的一間寫字樓里，一個剛接到退繳通知的前恒大地區總，看著賬戶里的余額，那是他這輩子攢下的家底。他在猶豫，是主動退，爭取寬大處理，還是再扛一扛？

在香港的法庭上，清盤人還在和夏海鈞的律師團扯皮，每一項資產的解凍都需要經過漫長的訴訟。

許家印說了“認罪悔罪”，但這只是他個人的法律程序走完了第一步。

那8個億的退繳，也只是漫長債務重組中的一小步。

這就是商業歷史最殘酷的一面：所有的狂歡，最后都要買單。

以前，買單的人是銀行，是供應商，是購房者。

現在，輪到分蛋糕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