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訪談》王者歸來？批評地方招商亂象其實批歪了

這兩天，有人說焦點訪談回來了，而且一回來就火力很猛，連續放了幾個批評報道。輿論場里一片興奮，仿佛久違的“監督之劍”終于出鞘。我也去認真看了看，被點名的兩個典型，一個是河南招商數據造假，“78億變1億”，另一個是圍繞哪吒汽車（合眾新能源）的百億國資黑洞。

看完之后，我的第一反應是困惑。不是說這些問題不存在，而是央視批評的邏輯，似乎有點站不住腳。

1、萬一哪吒成了呢？

先說哪吒汽車。報道中列舉江西宜春、廣西南寧等地，為其提供各種補貼、廠房代建、基金輸血，最終企業虧損183億，多地國資被套。結論很明確：地方政府“拼優惠、借債招商、政績沖動”，甚至被上升到“破壞統一大市場”。

這套批評，如果孤立看是成立的。畢竟錢虧了，項目沒成，賬面難看。

但問題在于，同樣的操作，如果成功了呢？

我們都聽爛的案例是合肥。當年引入京東方，以及后來押注蔚來汽車，本質上做的事情，與宜春、南寧做哪吒，在做法上有什么區別嗎？沒有。

同樣是地方政府出面，整合資源、提供土地、融資支持，甚至直接下場“做產業”。區別只在于結果，一個成功了，一個失敗了。

成功的，被稱為“產業眼光”、“戰略定力”、“政府有為”；失敗的，就變成“政績沖動”、“盲目招商”、“財政冒險”。

這就顯得荒謬了。因為它隱含一個邏輯：官員的行為是否合理，不取決于決策本身，而取決于結果。

你可以事后諸葛亮，說哪吒不行。但在當年新能源最火、資本最狂熱的階段，有幾個人敢拍胸脯說，這家公司一定會死？

2、置身事內的邏輯

這些年討論中國經濟，有兩本書繞不過去，一本是蘭小歡的《置身事內：中國政府與經濟發展》，另一本是金刻羽的《新中國劇本：超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

這兩本書核心意思相似：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在過去幾十年高速發展，不是因為政府“放手不管”，而是因為地方政府深度參與——用土地、財政、行政資源，去推動產業落地。

說白了，中國的增長，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干出來的”。

這套邏輯，在成功案例面前，幾乎是共識。大家都在講合肥，講蘇州，講深圳。但一旦出現失敗案例，就突然換了一套話術，說政府不該“亂伸手”，不該“拼優惠”，不該“借債發展”。

這其實是自相矛盾的。

如果你承認“置身事內”是中國經濟的制度優勢，那你就必須同時承認，它必然包含風險，甚至包含大量失敗。

因為本質上，這是一種“政府版風險投資”。

而風險投資的基本規律是什么？——十個項目里，七個死，兩個平，一個賺大錢。

你不能一邊要求地方政府像紅杉資本一樣去下注未來產業，一邊又要求它每一單都穩賺不賠。

這在邏輯上是不成立的。

3、問題并不是定指標

再看河南的數據造假。

報道說，舞陽縣上報78億招商，實際到賬不到1億；鄭州某區憑空捏造9.6億投資，企業都不知情。最后歸因于“層層加碼”、“考核壓力”，說基層被逼得只能造假。

這套說法，很符合輿論的直覺：上面壓指標，下面就造假，典型的形式主義。

但問題是，這個指標是多少？2%到3%的增長。

中國GDP都在追求5%左右的增長，你一個負責招商的部門，連3%的新增投資都做不到，還要怪指標高？

這就像一個銷售團隊，老板要求你業績增長3%，你說太難了，只能造假。正常人的反應不是同情，而是——你是不是不適合這份工作？

更關鍵的是，招商本身就是地方政府最核心的職能之一。上級給下級定考核任務，這是他的責任。如果連考核指標都沒有，如果連最基礎的指標都無法完成，那這個體系的運行能力，本身就值得質疑。

4、問題是負責任

我其實不太認同動不動就用“政績沖動”、“形式主義”這種標簽。

這些詞聽起來很高級，但對解決問題沒有幫助。因為它們無法區分：一個人是能力不足，還是判斷失誤，還是確實存在違規行為。

真正有意義的問題只有一個：責任有沒有被落實？

哪吒汽車項目失敗了，那當初拍板的人，有沒有承擔后果？有沒有被降級、調離、扣獎金？

招商數據造假，那些簽字上報的人，有沒有被追責？審核環節有沒有人被問責？

如果有，那這個體系是健康的——它允許試錯，但也有代價。

如果沒有，那問題才嚴重——因為這意味著，風險和收益是不對稱的。

5、成功項目的問題

很多人喜歡拿合肥舉例，說這是政府“英明決策”的典范。但有一個細節，往往被忽略了。

當年推動京東方項目的關鍵人物，合肥市長吳存榮，后來仕途一路上升，最終進入正部級。

金刻羽在她的書中，把這個案例當成論證“市長經濟學”的重要論據。

但在2024年，他被查處，官方通報中明確提到：違規舉債融資、大搞權錢交易。

這說明什么？

說明同樣一套“成功經驗”，內部可能同時包含合理決策與違規操作。只是當項目成功時，這些問題被掩蓋了；當項目失敗時，所有問題被放大了。

這才是更接近現實的情況。

6、企業為什么找市長？

文章寫到這里，其實可以收束到一個更關鍵的問題。

在改革之初，說的是“找市長不如找市場”，但到了現在，為什么企業家要去找市長，市長也要去找企業家？

答案其實很簡單。

因為資源配置的關鍵要素——土地、融資、審批、補貼——仍然掌握在政府手里。這里要說清楚的話，其實是在書記手里。

在這樣的環境下，企業理性選擇的結果，就是“向權力靠攏”。

這并不是企業家有問題，而是制度結構決定的。

所以，當我們批評地方政府“拼優惠”、“搞招商”的時候，其實是在批評一個被長期鼓勵、甚至被制度化的行為模式。

我并不是要為被批評的官員開脫。數據造假該查，違規融資該罰，權錢交易更應該嚴懲。

真正需要反思的，不是某幾個失敗項目，而是這種模式，其實根本就不是什么好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