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絮期尚未結束，為何不能一砍了之？專家詳算一棵樹的生態賬

四月的北京，一場春雨過后，街頭飄舞的白色絨毛安靜了許多。有人松了口氣：總算過去了。也有人將信將疑：真的過去了嗎？

飛絮的多少，跟當年的氣象條件關系很大：干燥、晴朗、連續三天最高氣溫超過25℃，就是它們集體爆發的開關。一場雨能管一兩天，但只要天氣轉晴，氣溫回升，那些還沒裂開的蒴果會繼續“放炮”。

北京的飛絮季其實是一場接力賽。毛白楊打頭陣，然后是柳樹、青黑楊雜種、黑楊……不同樹種依次成熟，前后持續約四十天。“基本上到五月上旬就結束了。”北京林業大學生物學院教授宋躍朋告訴南都記者。四月上中旬一波，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另一波。所以，這場雨只是按下了暫停鍵，尚未到終場哨響。

那為什么有時候感覺雨后的飛絮少了很多？宋躍朋解釋，除了氣象條件，市政部門的灑水、凝絮等處理也起了很大作用。

但真正的問題不在天氣。而是：為什么北京會有這么多楊柳樹？為什么飛絮年年治、年年有？為什么不能一砍了之？

新華社照片，北京，2026年3月27日 3月27日，兩名健身愛好者在北京天壇公園慢跑。 春日里，北京各大公園楊柳吐綠，繁花競放，人們走出家門盡享明媚春光。 新華社記者 羅曉光 攝

功勛樹的“歷史遺留問題”：當年為什么種？

要回答這些問題，得從四十多年前那場風沙說起。

1979年，新華社一篇電訊《風沙緊逼北京城》這樣描寫：“一旦塵暴襲來，首都上空更是一片灰黃，白晝如同黃昏。在城外，永定河北岸，大紅門以南，已經出現了一片沙丘。”那年頭，北京最怕刮風。大風沙區從不同方向往城里“灌沙”，老百姓連窗戶都不敢開。合國環境規劃署后來宣布：北京是“世界沙漠化邊緣城市”。

當時全國的森林覆蓋率只有8.8%左右。為了擋住風沙，全國上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人民綠化戰爭”。北京大規模種樹的總數，數以億計。其中，楊樹和柳樹成了絕對的主角。

“六七十年代，我們開始大規模綠化。”宋躍朋說，“風沙太嚴重了，必須盡快把樹栽下去。”什么樹最合適？楊、柳、榆、槐、椿，這北方的五大鄉土樹種。

楊樹的英文名“poplar”在國外常被譯作“人民的樹”。宋躍朋道，因為它繁殖極快，一年生苗即可造林，具有生長快、遮陰大、固碳強、成本低的特點，是當時最快解決綠化問題的“平民英雄”。

“楊樹在北京最高可達30多米。”宋躍朋說，“現在北京平均綠化高度才六米多，如果沒有這些大樹，北京的綠化高度會變得特別扁平。我們看到的城市天際線，那些大部分都是楊樹撐起來的。”

柳樹同樣不可替代。它是北京城鎮綠化中綠期最長的闊葉樹種，一年中有10個月都在進行著嫩綠翠綠淡黃的顏色變幻。有專家測算過，如果沒有柳樹，北京的綠色將會減少30天。

除了撐起城市的天際線，楊柳樹還有防風固沙、水土保持、遲滯空氣中污染物的作用。“不光當時，即使到現在，它們仍然很重要。”宋躍朋強調。

三四十年前這場綠化運動，留下了一個今天不得不面對的歷史遺留問題。

當時不知道楊柳飄絮嗎？為什么當年不直接種不飄絮的雄株？

隱蔽的原因，藏在苗圃里。楊樹是雌雄異株，跟人一樣分性別。小苗的時候，雌株長得比雄株快，樹皮好看、冠型漂亮、抗病抗蟲也好。“就像小女孩比小男孩發育早一樣。”宋躍朋說，苗木是按胸徑、高度定價的，長得越快越粗，苗圃的收益越高。在1970年代，由河北省林科院研究出來的“易縣雌株毛白楊”憑借生長勢好、經濟效益高等優點顯露頭角，被大量引入北京。

問題是，一棵楊樹要七八年甚至十年才能開花。等它開花結絮的時候，早已被種進城市的大街小巷，木已成舟。宋躍朋告訴南都記者，“當時不是故意要種雌株，是當時的綠化工程要速度、要成本、要立竿見影。苗圃提供的‘好苗子’大多是雌株，驗收方肉眼又看不出性別。等發現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就這樣，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北京陸續種下了數百萬株楊柳樹，其中雌株占了相當高的比例。今天，僅城區范圍內就有約40萬株雌株，全市范圍超過200萬株。這些樹目前正值壯年，也是繁殖能力最強的時候。

從“造紙”到“治絮”：一個育種方向的代際轉折

林木育種學家比公眾更早意識到飛絮問題。

北京林業大學朱之悌院士，早年從蘇聯留學歸來，作為我國林木遺傳育種學科奠基人，畢生投身于三倍體毛白楊育種。“他當時的主攻方向是紙漿造紙，想解決國家造紙原料卡脖子的問題。”宋躍朋回憶，朱先生曾說“我們中國是一個發明了造紙術的國家，如果在造紙上還要被國外卡脖子，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情。”

在育種過程中，老先生們也早就察覺到了飛絮的隱患。

行政層面重視飛絮治理，大約從奧運會前后開始，但育種家的準備要早得多。“像我們現在推出的雄株替代，光實驗周期就20多年，還不包括更早的品種創制和層層選育過程。”宋躍朋說，可以說，育種學家在六七十年代綠化剛結束時，可能就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并開始提前準備了。

2013年，宋躍朋讀博期間，導師問他能否研究楊樹性別決定機制與花發育的分子調控。他答應了。

“我讀文獻時，發現之前有人做過花發育的觀察。”宋躍朋說，“但到我這里，得益于現代分子生物學和分子遺傳學技術的高速發展。我們研究團隊可以從全新的、更加細致的角度去開展這方面研究的。”

治理與鑒別：科研如何“堵漏”和“治標”

目前，楊柳飛絮治理已形成“短期治標、長期治本”的系統策略。宋躍朋從科研角度將相關技術手段歸納為“三個靶點”。

第一個靶點：抑制花器官發育。即直接干預雌花發育進程，使其在開花期脫落或無法完成花芽分化。這是最根本的治理路徑，但難度也最大。宋躍朋解釋，花器官發育受激素、光照、自主等多種途徑調控，且現有認知主要來源于一年生模式植物，“對于多年生木本植物是否存在自身特有的花發育途徑，尚不明確”。更為關鍵的是，“從進化的角度來看，生殖過程是物種存續的最后一道防線，一旦被干預，該物種將面臨滅絕風險。如果我們想實施有效的干預難度還是比較大的”。

第二個靶點：干擾種絮纖維伸長。若無法阻斷花器官發育，則通過縮短種絮纖維來降低飛絮能力，“纖維變短后，飛絮便無法飄散”。這一方向近兩年才啟動，得益于單細胞測序與空間轉錄組技術的突破，使得研究者能以更高分辨率解析纖維發育過程。宋躍朋團隊已鎖定一個赤霉素相關的調控模塊，并在實驗室條件下完成初步驗證。“我們計劃設計一種赤霉素類似物，通過模擬赤霉素信號，進而實現種絮發育過程的定向調控。”他預計今年年底有望實現該化合物的功能的驗證工作。但從理論驗證到田間應用，仍還需要收集大量野外試驗數據作為進一步的支撐。

第三個靶點：物理清除。“若飛絮已然形成，則通過灑水、噴灑飛絮凝膠等方式將其黏附或固定，減少飄散。”

不過，宋躍朋也坦言，目前常用的樹干注射抑制劑存在明顯副作用。“打完藥的樹，第二年的葉子往往是畸形的，樹干的傷口特別容易染病，進而破壞樹體，產生安全隱患。”這也正是他為何致力于尋找更精準、更環保的調控靶點的原因。

今年，北京物理防治手段全面升級。2025年，北京首次搭建楊柳飛絮實時監測與預報平臺，同步落地凝絮劑、飛絮吸收機等多款智能化防控裝備，實現飛絮高效精準治理。其中，楊柳飛絮凝絮劑為無毒無害的環境友好型高分子有機物，可適配高壓霧炮車、無人機等噴施設備，單次噴施即可使單株雌株飛絮飄散量減少三分之二以上。輕便手提式飛絮吸收機也已投入使用，可定向清理邊角積絮，消除火災隱患。

除治理外，源頭管控，即堵住雌株造林入口同樣關鍵。宋躍朋團隊利用分子標記技術，在苗木栽植前即可鑒別雌雄。“我們需要增強第三方檢測能力，使驗收方不等七八年乃至十年后開花，就能提前判定性別。”為此，團隊研發出野外快速檢測技術，將實驗室所需的4小時縮短至野外1.5小時。“以往只有飛絮期約30天能辨別雌株，現在全年均可檢測。”

他回憶起早期北京的雌株調查方法：“最早是用網格法，由北京林業大學林學院的師生及志愿者在全市打網格，每個網格里人工調查，只能知道哪個區域飛絮多，尚無法實現單株坐標的精準定位。”這種“土辦法”耗時耗力，也說明為什么直到今天，精準定位每一棵雌株仍是巨大挑戰。

北京市園林綠化局數據顯示，源頭治理已取得實質性進展。目前全市累計收集無（少）飛絮楊柳優異種質資源近400份，成功選育出16個無飛絮、少花粉的優良品種；同時突破毛白楊組培快繁技術，已繁育優良無飛絮、少花粉種苗10萬株。

不能砍：一棵樹的生態賬本與“慢不得、急不得”

飛絮擾人，很多人最直接的想法便是：一砍了之，另換它樹。

但宋躍朋從生態視角出發指出：“大家只是飄絮時節情緒上有所抵觸，實際上若將這些大樹悉數拔除，城市的生態系統難以承受。”

從法律與政策層面審視，我國設有天然林保護工程，城市綠化管理條例對樹木砍伐亦有嚴格的報批程序。砍伐任何一棵樹木都要到管理部們報批。

更為重要的，是生態代價。北京市園林綠化局科技處處長姜英淑曾在采訪中闡釋：“不能大面積、一次性砍伐所有成年楊柳樹。如今胸徑30厘米的楊樹，樹齡多在三四十年以上。若改種五六厘米的小樹苗，待其長至胸徑三四十厘米的成樹規格，至少需要三四十年。這段空窗期內，樹木的生態效益，包括水土保持等功能，無法快速彌補。”

宋躍朋進一步揭示了大規模砍伐可能引發的連鎖生態危害。他指出，北京現有三十米以上的大喬木多為楊樹，一旦雌株被悉數砍除，城市冠層遮蔭將大幅縮減，熱島效應勢必加劇。同時，北京地處蒙古高原下風口，失去高大喬木的屏障后，風沙可能卷土重來。此外，這些大樹還承擔著水土保持、滯塵凈化等功能，其生態服務價值無法在短期內被幼樹替代。

那么，出路何在？宋躍朋強調，徹底解決這一問題的唯一途徑，乃是有序替換。“根據城市生態系統演化的規律，我們應逐步推進有序替換，將雌株換為雄株。”自2015年起，北京市園林綠化工程已明確規定不再使用楊柳樹雌株。

他還特別提到一種珍貴用材樹種——椴樹。“歐洲的古老城市，如巴黎、柏林、維也納，街道兩旁廣植椴樹。它是蜜源植物，可以作為蜜蜂的棲息地，削弱農藥對其生存的危害作用；秋葉金黃燦爛；尤為可貴的是，它屬于蟲媒花，花粉不會被風吹散，因此也不會引發花粉過敏。”

宋躍朋用六個字概括其對飛絮治理的態度：慢不得，也急不得。

“慢不得，是因為該做的科研必須持續推進；急不得，是因為治理效果必須遵循科學規律。生態問題皆是如此，急功近利難以達成目標，且極易誘發次生災害。”

宋躍朋自幼在楊樹下長大，回憶起小時，他說，“小時候從未覺得飛絮是個問題，只覺‘楊花榆莢無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飛’很美。后來讀書，開始思考如何解決；再后來，與市政、園林部門打了許多交道，才明白這本質上是一個生態問題。”

那么，三十年、五十年后，北京的春天將是何種景象？

“實事求是地講，孩子們依然會見到楊柳飛絮。”宋躍朋說，“但我希望他們見到的，不再是令人煩躁的‘絮災’，而是如兒時那般，輕風拂過，飛絮悠揚。從成災到有序不成災，最終回歸古詩詞中那份本真的意境。”

“畢竟，這也是我們的鄉土樹種。”

采寫：南都N視頻記者王瑋 發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