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更多國家的社媒管制思路向“數字禁酒令”偏移，保護孩子還是制造新風險？

近期，法國總統馬克龍頻繁為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的禁令高調背書。4月16日，他在一場歐洲領導人視頻會議上呼吁歐盟應就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而采取共同措施，并提出青少年應“關掉手機多看書”、每月設立“無屏幕日”等略帶爹味的提議。馬克龍的呼吁及擔憂不僅體現了法國慣于在歐盟內扮演“大廠管制先鋒”“數字戰略自主旗手”的左派，也是歐洲乃至全球“青少年社媒使用管制”浪潮的縮影，折射出全球青少年社交媒體問題復雜性和治理模式多元化的復雜圖景。

法國“舉旗”，歐洲多國紛紛響應跟進

法國對于社交媒體影響青少年的警惕及防范可謂醞釀已久。早在2023年7月，法國國民議會就通過名為“確立數字成年年齡和打擊網絡仇恨”法案，要求平臺主動阻止15歲以下用戶注冊，但因歐盟委員會認定該法與《數字服務法》的相關理念沖突而未能施行。

2026年1月，法國國民議會推動通過《保護未成年人免受社交網絡風險》法案，禁止15歲以下青少年使用社媒是其核心內容。3月31日，該法案在法國參議院獲得通過，但提出修訂意見，使該法案的立法過程進入協調階段。參議院認為，落實法案應由法國視聽和數字通信管理局（Arcom）擬定一份高風險社交媒體清單并加以落實，但不應推行全面、絕對的禁令。

馬克龍近期的相應表態既是在立法關鍵時刻增加政治動力，亦是回應法國各界就應對青少年社交媒體問題的廣泛關切。在當前法國政治高度撕裂和極化的背景下，各方卻對青少年使用社媒的問題具有高度共識——國民議會以130票贊成、21票反對的大比分推進社媒禁令法案；法國民調機構Odoxa曾于2025年8月進行民調，結果顯示79% 的家長支持禁止15歲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67% 的初高中學生認為該措施是合理的，76%青少年愿意刪除讓他們焦慮的社交媒體。

從全球范圍來看，法國并非第一個推進“社媒禁令”的國家，澳大利亞早在2025年12月就已推動相關法律生效落地。然而，法國積極推進相關立法進程卻在歐洲地區產生了積極的引領和推動作用，歐盟及多個歐洲國家普遍“跟進”法國的立場。4月15日，歐盟委員會副主席維爾庫寧發布由歐盟開發的年齡驗證程序，從而為成員國提供社交媒體監管的方法；希臘、西班牙、奧地利、葡萄牙、波蘭等多國宣布準備推進或已經制定社媒年齡限制的相關立法；英國首相斯塔默近期召集數家社媒巨頭的代表，聲稱平臺若不能“為兒童提供全面保障”，則英國政府將實施全面青少年禁令。

當地時間2026年3月29日，英國巴斯，一名14歲男孩看著iPhone屏幕，屏幕上顯示著各種社交媒體和消息應用。視覺中國 資料圖

社交媒體滲透青少年已成全球性難題

隨著社交媒體對全球各群體的數字生活的滲透，以及人工智能、算法優化等技術不斷對社交媒體潮流迭代升級，數字巨頭追求流量和盈利亦不斷重塑社交媒體的運行機制，使得心智和社會認知尚屬塑造期的青少年群體極易受到相關負面影響，并造成全球性難題。

首先，社交媒體運行特性與青少年特征疊加引發心理問題。青春期是價值觀和身份認同形成的關鍵階段，青少年對于某一群體身份的認同和情感支持、外界的刺激和誘惑，放大了社交媒體的“點贊”機制、自動播放視頻、算法驅動個性化推薦等運營方法對人造成的沖擊和影響，進而造成全方位的成癮性問題。短視頻和生活分享、朋友動態、融入社群的需求等已然成為青少年的“多巴胺陷阱”。

2023年5月，時任美國醫務總監維韋克·默西（Vivek Murthy）發布報告顯示，95%的美國13至17歲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而其中多數人每天在社交媒體上花費的時間超過7個小時。維韋克·默西曾嚴肅地警告，“美國正處于一場全國性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機中，社交媒體則是這場危機的重要推手。”法國教育部門研究顯示，過度沉溺于短視頻已顯著導致學齡兒童注意力喪失和認知能力下降。

其二，霸凌等社會現象被社交媒體放大。社交網絡的群體身份效應和病毒式傳播特性，把傳統的校園霸凌從物理空間延伸至數字空間，這些現象還往往與網暴、造黃謠、匿名辱罵等惡劣網絡現象伴生。與此同時，青少年由于心志相對脆弱，面對社交媒體上他人的評價與互動更為敏感和焦慮，進而放大其面臨的霸凌壓力。美國網絡安全研究機構Security.Org指出，YouTube、Snapchat、臉書上兒童遭遇網絡霸凌的比重分別達79%、69%和49%。法國在2021年發生的幾起震驚全國的青少年自殺案，均與社交媒體霸凌有關。法國政府認為，15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在應對復雜的網絡社交環境時缺乏足夠的防御機制。

其三，社交媒體與青少年極端化的聯動引發各國政府警惕。全球特別是歐美政治極端化、社會對立化趨勢不斷加劇，數字技術對極端主義的傳播和驅動則不斷放大相關擔憂。與十多年前巴黎《查理周刊》恐襲案、“伊斯蘭國”等極端暴恐組織借助網絡宣傳的時代相比，當前極端思想借助社交媒體傳播已經形成更加隱蔽、更新穎的迭代趨勢。比如，青少年可能首先接觸憤怒敘事、性別仇恨等輕量級、娛樂化的視頻內容，再被算法和極端傳播逐步引導到“硬核內容”，電報等新興社交媒體還通過封閉群組、加密聊天群和多平臺跳轉等構建“拼接式傳播鏈”及隱秘的動員體系，極大提升線上沖浪轉向線下行動的速度。

2024年12月英國執法和情報部門即警告，“青年激進化程度快速上升很大程度上由線上活動所驅動”，甚至專門針對年輕涉恐群體成立特殊部門來加以應對。近年來，奧地利、比利時、法國、英國等國相繼偵破青少年圖謀襲擊大型活動或宗教場所的大案，而這些案件均與青少年借助社交媒體接觸極端思想有著密切聯系。

全球多元治理模式正向法國“年齡劃線”方向偏移

法國推進青少年社交媒體禁令是全球治理趨勢的縮影，自2024年以來，美國佛羅里達州、英國、澳大利亞、印尼、挪威、新西蘭等國相繼落地相應立法或啟動了起草程序。放眼世界來看，以年齡劃定“能不能用社媒”不是法國的專利，而各國在約束方式、管制領域等方面的差異，則凸顯治理共同難題時全世界模式和理念的多元化。

澳大利亞推行“平臺責任主體”的模式。根據2025年12月生效的《社交媒體最低年齡法案》，澳要求平臺負責落實“16歲以下不得擁有社媒賬戶”的指令，并因其強硬措辭而被稱為“最嚴青少年社媒立法”。截至2026年1月，澳法律已推動平臺停用470萬個未滿16歲賬戶。雖然澳政府試圖將該法解釋為“延緩使用”，但許多分析認為澳做法無法直擊問題本質，且容易被虛擬網絡等技術手段所繞開。挪威一定程度上與澳大利亞模式具有相似之處，亦支持更嚴格的“15歲絕對年齡下限”，但試圖探索納入關注個人數據保護、兒童數字成長環境和提升數字韌性的綜合性政策框架。

印尼推出了“全鏈條管控”的治理模式。根據印尼2026年3月起實施的《2025年第17號政府條例：關于兒童保護中電子系統運營治理》，將兒童定義為“任何18歲以下的”人，構建平臺風險劃分、內容風險分級框架、技術控制要求的立體體系。在平臺風險上，印尼政府將照片墻、X、臉書等明確定義為嚴禁未成年人訪問的“高風險平臺”，同時將青少年劃分為三個年齡段，給予其訪問風險程度不同平臺的權限。在內容控制上，印尼要求平臺應主動識別、過濾和刪除暴力、性剝削、賭博等有害內容，建立風險評估機制，并為用戶提供清晰可及的有害內容舉報工具。在使用門檻上，印尼提出平臺應實施有效年齡驗證機制，為家長提供監控、限制或指導兒童在線活動的功能，設置默認隱私保護的兒童賬戶，并限制自動數據收集和用于商業目的的數據畫像。

英國則試圖推進聚焦約束“兒童內容接觸”、更為靈活的監管模式。2025年4月，英國通信管理總局（Ofcom）確定面向兒童的保護規則，包括平臺做“兒童接觸評估”和“兒童風險評估”，再要求平臺采取保護措施；阻止兒童接觸最有害內容，并在必要時使用強年齡檢查或高效年齡識別。高風險內容包括色情、自殘、自殺、仇恨言論和暴力內容。

由此看，在面對共同的擔憂和挑戰時，各國監管的手段和模式差異也反映出各國對法律、個人權利、數字時代責任等方面認知和理念的區別。然而，在青少年社交媒體挑戰逐步加劇的情況下，越來越多國家開始向法國為代表的“年齡劃線”方向偏移，如西班牙社交媒體立法措施的政策傾向已經從“16歲以下注冊賬號需家長同意”轉向“16歲以下禁止”，甚至英國也開始謀求以采取絕對性禁令的壓力來倒逼平臺負擔相應責任。

保護與引導間如何平衡仍值得反思

“青少年社媒禁令”潮意味著全球范圍內正在進行一場針對“數字童年”的反思與重構。該浪潮表面是技術治理的創新，實則是人類面對數字文明時的集體焦慮投射——當算法穿透童年的最后防線，我們究竟該以何種姿態守護下一代的認知健康？

法國方案的核心邏輯并不新鮮：將社交媒體類比煙草酒精，以國家強制力劃定年齡紅線。這種“數字禁酒令”思維正在全球蔓延。15歲以下大腦的抑制控制功能尚弱，確實無法抵御算法，但這種數字時代的教育和社會焦慮，正轉化為對簡單解決方案的政治饑渴。禁止主義承諾保護，卻制造新的脆弱，而更隱蔽的風險在于，當禁令將技術危害從公共視野中轉移，青少年轉向虛擬網絡和暗網以逃避監管時，反而會進入更危險的監管真空地帶。當我們試圖用“一刀切”的禁令為孩子筑墻時，墻本身可能成為將孩子推向更危險境地的推手。

面對數字社會及人工智能不斷重塑的世界，直接將青少年從數字世界中剝離，是否意味著使他們失去應對時代浪潮的能力和韌性。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確立的兒童參與權，在法國等國政策中幾乎被完全讓渡于保護原則。青少年時期正是人類認知能力和素養發展的關鍵期，在數字時代簡單隔絕社交媒體等同于削弱下一代的數字素養，與其他地區的兒童形成隔離，是否意味著剝離孩子自主思考的能力，以及面對算法推薦堅持正確選擇的能力？

與此同時，無論各國是“一刀切”還是“靈活應對”，其仍然是將保護責任單方面推向家長、平臺甚至青少年本身，與構建共同參與、共同構建的治理框架仍有較大距離。或許，更健康的路徑應當是構建“三角責任”：平臺承擔算法透明與適齡設計的法定義務，而非僅靠年齡門檻免責；家長從“數字警察”轉變為“引導者”，獲得循證支持而非道德指責；國家投資于數字素養教育基礎設施，而非僅立法禁止一刀切。只有各相關方走上協調合作的方向，才可能在守護青少年成長同時，幫助他們適應數字時代的未來。

（董一凡，北京語言大學國別和區域研究院副研究員；梁墨玉，北京語言大學國別和區域研究院科研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