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部隊往外走之前，中革軍委把四所軍校并到了一起。紅軍大學、彭楊步校、公略步校、特科學校，能教課的、在受訓的、準備下部隊帶兵的，全攏進一支隊伍。開頭番號叫工農紅軍學校，上路后改成軍委干部團。

這事說白了，就是把分散在幾所軍校里的教學骨干和學員集中起來，一個不落地帶上路。教的、學的、未來要帶兵的人，全在這支隊伍里了。

出發(fā)前沒人特別在意這個決定，但現(xiàn)在回頭看，正是這一步，把長征路上最要緊的一批種子攥住了。

干部團一千四百八十多人，三個步兵營，一個特科營，一個上干隊。團長陳賡，黃埔一期，腦子活，打仗路子野。政委宋任窮，不大說話，但鎮(zhèn)得住臺面。

但真正讓這支部隊不一樣的，是它的兵。你隨便拉出一個普通戰(zhàn)士，在別的團里至少是個排長、連長。

一營二營大多是連排級軍事干部，三營清一色政治干部，上干隊更不得了，全是營團級指揮員，帶隊的是蕭勁光。

等于說，這千把號人，是紅軍把各部隊的骨頭抽出來，單獨打成了一副鐵架子。

行軍的時候他們跟著中央縱隊走，打仗的時候就是最硬的預備隊，扎營的時候別人睡覺，他們在山坡上圍成一圈討論戰(zhàn)術。這種配置，整個長征路上找不出第二家。

干部團在長征早期就承擔了大量架橋任務。特科營的工兵連，幾乎負責了所有關鍵渡口的浮橋搶架。

突破烏江時，他們用竹簍裝滿石塊沉入江底代替鐵錨，頂著對岸的火力，把浮橋一節(jié)一節(jié)往前延伸。沒有這些用命鋪過去的通道，主力部隊就無法快速過江。

老鴉山是遵義戰(zhàn)役的制高點，誰占住那里，誰就控制了戰(zhàn)場。紅軍攻了幾次都沒拿下來，手里的機動兵力已經捉襟見肘。軍委把干部團調了上去。

這幫人放下平時的課本和討論，直接編入攻擊序列，跟其他部隊輪番往山頂沖，反復拉鋸，硬是把陣地奪了回來。

這是長征以來第一場像樣的勝仗。干部團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被拉上去，作用就一個：應急。

哪邊快撐不住了，這支預備隊就往哪邊填。打完這一仗，他們重新歸建，繼續(xù)跟著中央縱隊走，邊走邊學。

這是長征以來紅軍打的第一場痛痛快快的勝仗。干部團在這仗里的角色，說白了就是應急，哪里眼看要崩了，就把這支最后的預備隊填到哪里去。

打完老鴉山，他們又回到了中央縱隊的行軍序列里，繼續(xù)當著那支邊走邊學的護衛(wèi)部隊。

但幾個月后，金沙江邊的一紙命令，讓他們徹底從“預備隊”變成了“主角”。

1935年5月初，中央紅軍進到云南，身后幾路追兵咬著不放，面前金沙江橫在那里。渡不過去，就被人壓死在江邊。

軍委同時動了三路：紅一軍團往龍街渡去，紅三軍團奔洪門渡，干部團盯的是中間那個口子——皎平渡。

皎平渡的突擊任務，落在了干部團身上。總參謀長劉伯承擔任先遣司令，直接指揮這次行動。

劉伯承和周副主席當面交代任務，話很簡短：5月4日之前，皎平渡必須到手。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空間。

陳賡和宋任窮領了命，把三營推到了最前面。三營的人換上繳獲的國民黨軍服，抄山路往皎平渡方向插過去。

一路上全是山路，摸黑走，邊偵察邊前進，隊形不敢散，腳下一步不敢停。那一百多里地，就是這么硬趕出來的。

這是一場與時間的硬碰硬。從接到命令的地點趕往渡口，直線距離并不算太遠，但全是崎嶇山路，沿途還有可能的民團崗哨和零星敵軍。隊伍只能邊偵察邊推進，保持戰(zhàn)斗隊形，不能真的撒開腿狂奔。

一夜加一整個白天，一百六十里山路，三營硬是趕到了。

5月3日，前衛(wèi)摸到皎平渡南岸。對岸的民團遠遠瞧見一隊“國軍”，沒當回事。南岸渡口沒費什么周折就拿下了，岸邊還搜出幾條木船，船藏得刁，但都還在。過江的物件，到手了。

隨后，先頭人員連夜渡江，登上北岸，向渡口附近的守軍發(fā)起突襲，將北岸渡口也拿到了手里。

但真正的險要還在后面。北岸不遠處的通安州，駐有川軍一部，控制著制高點。

如果不把通安州拿下，敵人隨時可以居高臨下反撲，渡口根本守不住。干部團渡江后片刻不停，隨即向通安州發(fā)起進攻。

這是一場以少打多的交手，對手依托地形固守。干部團的各營干部們沖在最前面，硬是從正面把守軍擊潰，拿下了這個咽喉位置。

皎平渡和通安州被控制住，意味著一個可靠的渡江通道被打開了。

渡口拿下了，通安州也控制住了，接下來就是搶時間。軍委用干部團繳獲的那七條小船，組織主力晝夜不停地往江北送人。

渡江計劃從一開始就沒把賭注全押在一個點上。三路同時往外打，紅一軍團在龍街渡，紅三軍團在洪門渡，皎平渡這路交給了干部團。

后來人只記住皎平渡，但旁邊那兩路的擔子一點不輕。他們得把聲勢造大，架橋、佯攻、來回拉扯，讓追兵覺得紅軍主力在那邊。

追兵的注意力被拽住了，皎平渡這邊才能悄悄下手。哪一路先捅出口子，全軍人馬就從哪一路過。

紅一軍團和紅三軍團在兩翼大張旗鼓地行動，又是架橋又是佯攻，聲勢弄得不小。

追剿的國民黨軍被他們吸引過去，注意力全被牽在了龍街渡和洪門渡方向。他們那邊打得越熱鬧，皎平渡這邊就越安靜，干部團偽裝穿插的空間就越大。

九天九夜。這九天九夜不是白來的，是兩翼部隊拿犧牲和機動硬換來的。

等到干部團在皎平渡把局面穩(wěn)住、七條小船晝夜不停地往對岸送人，兩翼的部隊才陸續(xù)收攏，趕往下游渡口跟上主力。

追兵最終撲到江邊的時候，別說渡船，連紅軍的腳印都已經被江水沖干凈了。

這就是整個渡江的全貌：干部團捅開了口子，兩翼扛住了壓力，少哪一頭，這仗都成不了。

干部團這個番號，壽命短得讓人意外。

1935年6月，懋功會師，干部團跟四方面軍的軍校并到一起，番號換了。

9月，中央帶隊伍往北走，原干部團那批人又被單獨拉出來，叫特科團，跟著走。

11月到陜北后，干部團正式并入西北紅軍大學。番號從建立到撤銷，不過一年多。

這支部隊從一開始，就沒打算長久存在。它的任務就是把散在各部隊的骨干集中起來，在最難走的那段路上保住他們、打磨他們，最后完整地交到陜北。

1955年授銜，有人翻出檔案算了算：這個團出了陳賡、蕭勁光兩個大將，宋任窮、韋國清是上將，中將里頭有莫文驊、方強、劉道生、丁秋生，少將一堆，轉到地方沒授銜的也不算少。

前后加起來，五十多個開國將帥。一個團，出這么些人，長征路上翻不出第二個。番號撤了，人留下來。容器沒了，種子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