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沖突之后，一個被反復討論的問題是：海灣國家是否正在“去美國化”？

表面上看，這些國家在外交上更加主動，在經濟上更趨多元，在安全上也試圖引入更多合作方；但如果從結構層面審視，一個更接近現實的結論是——海灣國家并未擺脫對美國的依賴，而是正在從單極依附轉向一種更復雜的“美國+”模式。在這一模式下，美國仍是海灣國家安全與秩序的核心提供者，“+”則代表了多元化補充與策略性平衡。

這一轉變的本質，不是替代，而是再配置。

一、安全不可替代：美國仍是“底座”

在所有領域中，安全與防務是最難被替代的。這也是“美國+”模式中“美國”之所以依舊穩居核心C位的根本原因。

美國在海灣地區的安全存在并非簡單的軍事部署，而是一整套高度體系化的安全供給能力，包括了前沿基地網絡、實時情報體系、導彈防御系統、遠程打擊能力以及與海灣國家軍隊之間深度嵌入的協同機制。這種能力不僅成本高昂，而且高度依賴長期積累與制度化運作。無論是歐洲國家、俄羅斯還是中國，在短期乃至中期內都無法復制和取代這一體系。

因此，即便此次沖突暴露出美國在某些情境下的“選擇性介入”問題以及美式裝備在不對稱戰爭中的短板，海灣國家也很難找到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替代者。它們可以表達不滿擔憂、推動多元合作，但在關鍵時刻仍須依賴美國提供的“最后擔保”。

這樣的現實情況意味著，在安全領域，“美國+”中的“+”更多是一種錦上添花的補充，而非替代性的競爭。未來，海灣國家在防務采購和軍事合作上的多元化趨勢將持續，但主要補充來源仍將集中在美國的盟友體系之內，例如歐洲國家、韓國、土耳其乃至烏克蘭等。這些國家在裝備供應、技術支持和訓練合作方面可以填補部分空白，卻不會動搖美國的主導地位。

但需要強調的是，海灣國家并非完全被動地接受這一結構現實，而是也在嘗試構建“美國之下的第二層安全網絡”。其中最典型的是沙特，一方面不斷強化與巴基斯坦的防務合作關系，另一方面近期推動與土耳其、埃及、巴基斯坦的多邊會晤與安全協調機制。這些安排的核心邏輯，并不是替代美國，而是在美國之外增加一個由地區國家主導的安全協調層，從而在極端情況下獲得更多自主空間。

換言之，安全領域的再平衡，并不是“去美國化”，而是“以美國為底座的結構性補強”。

二、外交多極化：在大國之間尋找杠桿

如果說安全領域是“鎖定”的，那么政治外交則是最具彈性的部分。

沖突之后，海灣國家愈發清晰地認識到，單一依附不僅意味著安全上的依賴，也意味著戰略自主空間的壓縮。因此，這些國家開始更主動地在大國之間進行平衡：一方面維持與美國的同盟關系，另一方面加強與中國、俄羅斯乃至區域性力量的互動，以擴大自身的政策回旋余地。

這種“多極博弈”并不意味著選邊站隊，而是一種典型的“對沖策略”。通過在不同大國之間建立交叉聯系，海灣國家既可以降低單一依賴的風險，也可以在關鍵議題上獲得更多談判籌碼。

例如，在地區沖突調解、能源合作、基礎設施建設等議題上，中國所扮演的角色正在上升；而在能源協調與地緣政治議題上，俄羅斯仍具不容忽視的影響力。海灣國家并不期待這些力量取代美國，而是將其作為“+”的一部分，用來重塑自身的戰略位置。

這種外交邏輯的變化，本質上是從“依附型安全”向“杠桿型安全”的過渡。

三、經濟與產業：“美國+”的分層結構

真正的結構性變化，發生在經濟與產業領域。

與安全領域不同，經濟合作具有更強的可替代性與選擇空間。因此，海灣國家在這一領域的多元化步伐明顯加快，但這種多元化并非均勻展開，而是呈現出明顯的分層結構。

在科技與金融領域，美國依然占據主導地位。尤其是在人工智能（AI）、半導體、云計算以及全球資本市場等關鍵環節，美國的制度優勢與技術優勢難以撼動。海灣國家在推進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必須依賴這些高端要素，因此“美國+”中的“美國”在這一層面依然是當仁不讓的核心。

而在更廣泛的實體經濟領域，合作格局正在發生肉眼可見的變化。基礎設施建設、制造業、能源下游、數字經濟應用等領域，海灣國家越來越傾向于與包括中國在內的多元伙伴展開合作。這種選擇并非出于政治考量，而是基于效率、成本與產業匹配度的現實邏輯。

上周阿布扎比王儲的訪華之旅，被外界普遍視為這一趨勢的重要信號。近期圍繞阿聯酋主權財富基金的結構調整，也側面反映出一種更精細化的分工設想：一類主權基金側重高科技與前沿領域，將繼續與美國深度綁定（由國家安全顧問Tahnoun bin Zayed主導）；另一類主權基金則更聚焦實體經濟與產業投資，與中國等伙伴展開合作（由阿布扎比王儲Khaled bin Mohammed主導）。

這種“內部分工+外部多元”的模式，本質上是將“美國+”的理念內嵌進國家經濟治理結構之中，即在最關鍵的技術與資本領域維持對美國的依賴，同時在更廣闊的經濟空間中實現多元合作。

正因如此，我們不能過于想當然地做出海灣國家“去美國化”的結論。現實恰恰相反，在若干關鍵領域，海灣國家不僅沒有減少對美國的依賴，反而在加深雙方之間的綁定聯系。

一個典型例子是能源投資。近年來，卡塔爾、阿聯酋和沙特都在持續加大對美國液化天然氣（LNG）產業的布局（），將其作為本國全球天然氣戰略投資的重要一環。這種對美國能源體系的“反向嵌入”，意味著海灣國家不僅是能源出口方，也在成為美國能源產業結構中的利益攸關方。

金融層面的動向同樣說明問題。2025年，全球主權財富基金投資中約47%流向美國市場，海灣國家的主權基金正是其中最重要的參與者之一。以阿布扎比的穆巴達拉投資（Mubadala）為例，其全球投資組合中約44%配置在美國。盡管近期美國國債市場出現階段性資金流出，但美股市場卻持續吸引資金流入。從公開披露的信息來看，海灣主權財富基金并未出現系統性撤離美國資產的趨勢，反而仍在加碼配置優質美股與長期投資項目。同時，其在美國的資產配置占比依然處于全球最高水平之一。

這意味著，所謂“去美國化”在資本流動層面并不成立。更準確的描述是，海灣國家正在“去風險而非去美國”。在去年的多哈經濟論壇上，科威特投資局（KIA）主席曾說過這樣一句話，“既擁抱新技術，又擁有流動性，這樣的金融市場除了美國再無別家，不投美國又投哪里呢？”

在這一背景下，“美國+”模式在經濟領域呈現出一種更清晰的結構：美國主導高端技術與金融體系，而中國等伙伴在更廣泛的產業層面發揮作用，兩者并非替代關系，而是功能分工。

四、分國別路徑：同一框架下的差異化演繹

盡管整體趨勢趨同，不同海灣國家在“美國+”框架下的路徑卻呈現出明顯差異。

阿聯酋是最典型的“美國+”實踐者。一方面，它在安全與高科技領域與美國保持深度綁定；另一方面，又在貿易、投資與產業合作上積極拓展與中國等國家的關系。這種“雙軌制”使其在多極環境中具備較強的靈活性。

科威特與巴林則更接近傳統的依附模式。受限于自身體量、資源與戰略能力，兩國在安全上高度依賴美國，缺乏進行大規模多元化布局的能力。因此，其“美國+”中的“+”部分相對有限，更多體現在象征性或補充性合作上。

阿曼則是一個例外。長期以來，該國外交以獨立性和斡旋調解能力著稱。在“美國+”框架下，阿曼雖然是最早與美國建交的海灣國家，但依然更傾向于強化自身的中立角色，通過與各方保持均衡關系來提升本國戰略價值，而非單純依附某一大國。

沙特與卡塔爾的情況則更為復雜，也最具代表性。兩國都在主動推動戰略自主，但路徑不同。沙特一方面仍依賴美國安全體系，另一方面正主動拓展戰略自主空間——不僅通過區域外交增強影響力，也通過與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等國的安全互動，嘗試塑造以自身為中心的地區次級安全結構。

卡塔爾則延續其一貫的“多線操作”風格，在安全上維持與美國的深度關系，在外交上積極介入地區事務，在經濟上則通過能源與投資網絡與多方建立聯系。這種結構使其能夠在多極體系中保持較高靈活性。

這兩種路徑都說明，“美國+”并不是一個固定模式，而是一種可以根據國家能力與戰略目標進行調整的框架。

五、結語：從替代幻想到結構現實

圍繞海灣國家是否“去美國化”的討論往往陷入一種替代邏輯，仿佛這些國家只要引入新的合作伙伴，就可以逐步擺脫對美國的依賴。

但現實更接近另一種結構邏輯，在安全體系高度集中、技術與金融資源高度壟斷的背景下，美國的地位在短期內難以被撼動。至少從過往20余年的情況來看，海灣國家的選擇從來就不是“去美國化”，而是在承認上述結構現實的前提下，盡可能拓展自身的戰略自主空間。

“美國+”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形成的折中方案：以美國為安全與高端要素的核心提供者，同時通過多元合作來降低風險、提升自主性、滿足自身經濟發展需求。

因此，沖突之后的海灣國家依舊不會走向“去美國化”，而是會進入一個更加復雜的階段——在依賴與自主之間、單極與多極之間，持續進行更為精細化的再平衡。

這才是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海灣國家政治經濟格局的真實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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