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段德敏

來源 ｜《漣漪之下：政治思想史中的當代歐美》導言

關注當代問題并不一定要回溯政治思想史，也并不是所有的當代問題都能從政治思想史中找到答案。比如，美國下一任總統由誰擔任，人工智能的未來如何，全球變暖到底怎么影響未來世界，這些顯然只能是當下和未來的問題。

同時，研究政治思想史也并不是在所有時候都一定要與當代問題關聯，盡管我們認為政治思想史研究需要有當代相關性（relevance）。可以認為，很多領域的研究（如霍布斯研究、盧梭研究）有其相對獨立的問題，很多這些問題又有其相對獨立的價值。

廣義上的政治哲學、政治思想史研究需要當代感，這一點是肯定的。在中國政治思想研究中也是如此，對經典文本的閱讀最終也是為激活當代思想世界，如陳少明老師所說，“進入經典世界不是為了探求歷史世界的真相，而是為現實世界探尋更多的精神資源”，“經典提供的標本或榜樣，就在于通過它們喚醒讀者的榮譽感或羞恥心，激發其生活中懲惡揚善的使命感，經典世界為現實世界提供范型和精神動力”。中國的古代社會和現代社會、古代人和現代人有著巨大差別，即便如此，我們仍然生活在一個共同體中，經典仍然可以照亮現實，這一點中西皆然。

在十九世紀寫作的馬克思面對當時歐洲內部的不平等、剝削、壓迫問題，得出“政治國家對市民社會的關系，正像天國對塵世的關系一樣”這樣的經典論斷，由此而直達人的存在本身、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物質和意識的關系、人類社會發展的基礎動力、歷史發展的目的等論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諸多政治思想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克勞德·勒弗（Claude Lefort）等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回應了兩次世界大戰和納粹大屠殺所代表的啟蒙運動幾百年后“文明崩塌”的問題。阿倫特在其最著名的作品《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初版序言開頭處說：

一代人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其間一系列局部戰爭和革命從未間斷過，其后被征服者未得到任何和平條約，勝利者也未得到休養生息，卻以預料剩下的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可能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而告終。這一等待的時刻就像喪失了所有的希望之后的平靜。我們不再期望最終能恢復那種舊世界秩序及其一切舊傳統，也不再期望五大洲的人們重新統一團結；他們被扔進由戰爭和革命的暴力產生的混亂之中，而這一切的日益衰微仍被忽略了。我們看到同一種現象在極不相同的條件下和全然相異的環境里發展——精神上的無家可歸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漂流無根的心緒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西方社會為什么會走到這種“精神上無家可歸”的境地？為什么會出現納粹屠殺這樣的大災難？阿倫特沒有像二戰后流行的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家們那樣，將答案歸結為個人自由保護的缺失、個體獨立精神的不振。她的診斷反而是，現代社會太過于個人主義化、原子化，人與人之間的聯結斷裂，經濟需求超過甚至否定政治生活的重要性，人們共同行動、以語言達成共識的需要變得可有可無，暴力成為一種可接受、可使用的“政治力量”。阿倫特的方法是，既從當代吸引思想資源，也回溯思想史，重新發現那些已被人淡忘但具有極強當代性的傳統，其中最重要的是她在《人的境況》（The Human Condition）一書中對古代亞里士多德“政治”傳統的挖掘和再闡釋。盡管有人從文本角度質疑阿倫特對亞里士多德文本闡釋的可靠性，但她標識出的對當代而言頗為“異樣”的傳統仍然是有效的。或者，可以說，她對潛伏在西方政治思想傳統中的“暗流”的研探極大地豐富了當代政治理論的辯論和想象空間。

漢娜·阿倫特

克勞德·勒弗，這位在民主理論方面可以與哈貝馬斯相提并論的思想家，同樣在二戰后反思現代西方社會，但他更聚焦于不同階層之間的內在矛盾，尤其是在他更受左翼思潮影響的早期政治和寫作生涯。在對當代歐洲社會的反思、診斷中，他試圖尋找一種理論視角，解釋政治中的代表與被代表意味著什么，政治過程中的發言和權力建構之間是什么關系，那些被排除在理性發言以外的立場如何可能表達自己，等等。他意外地發現，馬基雅維利是一個極具原創性和預見力的思想先驅，同亞里士多德傳統不一樣，馬基雅維利開啟的是一個從排斥與被排斥的邏輯中尋找“政治”（the political）的理論傳統。“所有武裝的先知都獲得勝利，而非武裝的先知都失敗了。”那些被排斥出局的不一定就是完全沒有道理的，比如基督教以外的那些宗教信仰或價值立場。至少在馬基雅維利看來，基督教不一定是一個普世正確的存在，它之所以被歐洲人“認為”是普世的，是因為它排斥了其他立場，成功占據了人們的頭腦和心靈，這就是一個權力建構的過程。依此邏輯，在當代西方社會的政治語境中，那些底層的立場難以被國家所代表，但是否就說明它不存在、不道德、不正當呢？

事實上，在二十世紀初期，在左翼思想代表人物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那里，馬基雅維利早已成為反思和批判資本主義霸權（hegemony）結構的代言人。雖然馬基雅維利本人沒有直接從理論上批判現代資本主義，但他關于權力與道德價值的理論架構完全可以用來解釋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階級）權力結構及其相適應的價值體系。而且在這一過程中，并不需要采取一種極端決定論的立場，將道德意識完全徹底地化約到經濟因素之上。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活躍的勒弗，雖然出發點和葛蘭西不一樣，二者的時代背景也有極大差異，但他們都對馬基雅維利情有獨鐘，都被馬基雅維利特有的分析框架所吸引，這就好比，他們在思考其身處時代的大問題時，最后都觸到了同一條暗流。

當然，勒弗和葛蘭西的理論最終仍然是不同的。葛蘭西自始至終是一個革命者，其理論服務于底層勞工的革命和人類的最終解放，只不過后來人們從他那里發展出了一些非常具有普遍性的關于人與政治的理論，甚至可以為底層勞工之外的人所用。而勒弗對馬基雅維利的理解和使用，最后使他反思冷戰中存在的兩種政治可能性，轉而去構建一個帶有左翼色彩的現代民主理論。上述暗流在勒弗那里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其民主理論又與建立在交往行為和對話模式上的哈貝馬斯式民主理論針鋒相對，由此形成了當代民主理論的兩種典型路徑。

當代政治哲學的另一重鎮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在二戰后美國的背景下希望既論證以個人基本權利為基礎的制度框架的合理性，同時又為資源分配和再分配提出一種介于自由放任和平等主義之間的方案；接受理性主義的原則，拒絕功利主義的福利最大化計算。這在當時的英美政治哲學語境中，是一個看似不可能的任務，但在羅爾斯手里化腐朽為神奇，成為西方學界（尤其是英美）討論正義問題時繞不過去的坎。

羅爾斯秉持的是新康德主義的傳統，希望指出一個國家的制度框架需要尊重基本的個人權利和自由，但這一尊重不是因為這些權利和自由會帶來什么福利上的“功用”（utility），而是因為它們本身就是有價值的。因此，羅爾斯與近代早期自然法傳統之間有著延續關系，并且非常明確地與十九世紀以來影響極廣的功利主義傳統對抗。羅爾斯在《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的開頭明確闡述了他在這兩條“暗流”之間的抉擇與掙扎：

也許我能最好地把本書的目的解釋如下：在現代道德哲學的許多理論中，占優勢的一直是某種形式的功利主義。……我們常常看來不得不在功利主義和直覺主義之間進行選擇，最后很可能停留在某一功利主義的變種上。……我一直試圖做的就是要進一步概括洛克、盧梭和康德所代表的傳統的社會契約理論，使之上升到一種更高的抽象水平。借此，我希望能把這種理論發展得能經受住那些常常被認為對它是致命的明顯攻擊。而且，這一理論看來提供了一種對正義的系統解釋，這種解釋在我看來不僅可以替換，而且或許還優于占支配地位的傳統的功利主義解釋。作為這種解釋之結果的正義論在性質上是高度康德式的。

因此，在政治思想史的暗流中確立起來的理論既舊又新，但都是關于人的科學，都是不忌憚透視人性、反思什么是人“值得過的生活”的“大理論”（grand theory）。

《漣漪之下：政治思想史中的當代歐美》

作者: 段德敏

之間Balancing· 廣東人民出版社，2026

內容簡介

本書從當代歐美政治三大核心矛盾——民主與民粹、整合與分裂、帝國與自由切入，追溯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的“暗流”，揭示這些矛盾如何深植于歷史的思想基因之中。

本書打破學科壁壘，將思想史研究與現實政治關切融為一體，在古今對話中透視歐美的當下困境與未來走向。這是一次對西方政治傳統的深度梳理，更是一場關乎我們如何理解自身時代的思想實驗。

暗流涌動之下，過去與未來在這里相遇。

作者簡介

段德敏，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政治學系長聘副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副院長，北京大學歐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公共治理研究所研究員，從事政治理論、政治思想史、歐洲研究，代表作包括《現代民主的馬基雅維利時刻》（專著）、Tocqueville between East and West（專著）、《十字路口的歐洲羅巴》（編著）、《兩個世界之間的托克維爾》（譯著）等。

目錄

導言 尋找暗流

第一編 民主與民粹

第一章 巨變時代的“逆流”

第二章 當代德謨咯葛？

第三章 德謨斯的兩幅面孔

第四章 找回“政治”之維

第二編 整合與分裂

第五章 馬基雅維利的反轉

第六章 當代美國的極化、分裂與整合

第七章 伍德與美國建國政治

第八章 歐洲聯盟的整合與分裂

第三編 帝國與自由

第九章 自由主義的帝國時刻

第十章 托克維爾的“另一個美國”

第十一章 歐羅巴的帝國想象

第十二章 歐洲整合的殖民主義起源

后記

*活動預告：

時間：202 6年4月25日（周六）15:00—1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