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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學強基計劃哲學專業2022級本科生徐莉報考時,對強基計劃的想象很“典型”:“低分撿漏上名校”。她最初計劃先進校,再轉去真正喜歡的專業。入學后,她才知道這條路走不通,因為強基生不能轉專業。
她的一位高中好友進了上海交通大學的數學強基班,剛入學就遇到難度較高的專業課程,無法適應,大一下甚至出現抑郁癥狀。
強基計劃始于2020年。當年1月,教育部提出不再組織高校開展自主招生,轉而在部分高校啟動基礎學科招生改革試點,也就是強基計劃。截至目前,試點高校已達39所,清一色為“985”。
2026年4月,試點高校陸續發布強基計劃招生簡章,報名通道也已開啟。
采訪了解到,強基計劃實施六年來,有考生因不了解規則而“被動上車”,也有人出于功利目的主動選擇。這始終掣肘著強基計劃的實施效果,更對學生未來發展產生著深遠影響。
“老師建議我們都報強基試試,起碼多一條進名校的路徑。”徐莉對此記得很清楚。
簡言之,希望招收一些對這些專業感興趣或有特長的學生。
但現實里,考生和家長,乃至老師對強基計劃都有著另外一番考量。
強基計劃在提前批次錄取,高考成績占85%,校測占15%。這種招生方式使得被錄取的學生高考成績可能低于統招線。舉例來說,北方某985高校機械學院負責強基計劃招生的老師周宇告訴記者,他們學院2024年在中部某省普通批次的最低錄取位次大約是3300,但強基計劃的最低錄取位次約為12000,“原本‘211’都上不了的”。
由此,部分家長和老師將其視為“低分進入名校”的捷徑。周宇解釋,不少高中老師會直截了當地告訴學生,“想降分去‘985’,就趕緊報強基計劃”。
徐莉高中時獲取的信息主要來自父母和老師。她第一次聽說強基計劃,是老師在課堂上提及。加上“學姐考入北大”的案例,于是,強基在她的認知里很快被壓縮成一句話:“低分撿漏進名校”。
她父母的想法更樸素:強基計劃是國家出臺的政策,順應趨勢總沒錯。
徐莉的成績常常穩居年級前三,按往年情況,浙大是她有望考上的最好院校。在不確定中,借強基計劃換取相對確定的結果,成了她當時最現實的選擇。可選專業僅有漢語言、歷史和哲學,她計劃入校后再努力轉至喜歡的專業。
在選哲學專業前,她對這一專業的想象來自高中政治中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這可能是一門探索真理、探索人生應當如何的學科”。
直到軍訓,她才得知強基生原則上不能轉專業。學院還實行本研銜接培養,前兩屆的強基生大概率會直博。震驚之余,她意識到,自己幾乎不了解政策機制,就稀里糊涂成了強基生。
2024年,浙大曾公布其首屆強基學生的直博比例近90%。
徐莉并非個例。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蔣承在2024年5月發表的強基生調研結果顯示,學生層面存在信息獲取不充分、不準確的問題,部分學生對所選專業的認知存在偏差,了解不足。
除了信息不對等,記者了解到,老師和學校也極其有動力把學生推向強基計劃。
趙云川是中部某省示范高中的副校長。學校這兩年每年有二十多人通過強基計劃進入985高校。他對記者解釋說,學校非常重視清北復交的上線率,“家長尤其關注清北人數”。
但隨著高考招生模式變化,憑裸分考入清北等頂尖高校的難度不斷上升。
趙云川算過一筆賬,清北近兩年在該省錄取人數約為330—350人,其中普通批次錄取的學生人數占比僅約1/3,其余則通過專項計劃、競賽保送和強基計劃等特殊招生方式。
這也符合清北整體的招生情況。公開數據顯示,清華大學2025年錄取內地學生約3700人,特殊招生人數占比為48.8%,其中強基生占比為24.3%。而北京大學2025年強基計劃錄取約920人,在3118名內地新生中占比達29.5%。
趙云川說,學校每年能有五位學生憑借裸分考入清北已相當不易。“學校在競賽領域比不過兄弟學校,要想突破清北錄取人數,只能通過強基計劃想想辦法”。
于是,強基計劃成為不少高中重點投入的項目。趙云川透露,學校會為報考強基計劃的學生單獨分班,這兩年還專門舉辦相關培訓課程。2024年,他們花費約40萬元,邀請強基培訓機構和北京知名高中的老師在周末授課。
但他觀察到,同樣重視強基,只有省重點高中能做出這樣的資源投入。普通縣中本就面臨生源流失、師資薄弱的境況,如果缺少政策扶持,往往難以開展系統性的強基培訓。
被各種力量推著“上車”的徐莉入學后,后悔的情緒時常會涌上心頭。
她坦言,如果高中時能更全面地了解強基計劃的培養目標和具體規則,尤其是“原則上不得轉到相關學科之外專業”的規定,自己就不會報考。
事實上,在制度設計層面,強基并非沒有“反投機”的約束。
廈門大學考試研究中心副主任鄭若玲此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解釋,通過強基計劃錄取的學生,原則上不得轉到相關學科之外的專業就讀。這一規則通過劃分清晰的學科邊界來避免投機行為,有助于減少報考過程中的功利主義傾向,維護強基招生與培養環節的公平。
而且為了保證強基學生的培養質量,也有試點高校嘗試動態進出。
以2021級化學專業強基生李輝所在的華南理工大學為例,他們班在大二和大三學年初,共有六位同學被分流至化學專業的普通班,隨之失去保研資格。爾后,學院再從普通班遴選優秀學生加入強基班。
而那些被“淘汰”的同學處境無疑艱難。李輝告訴記者,一旦被分流,自信心難免受挫。
動態進出只是部分學校的嘗試,周宇說,更常見也更磨人的,是留在強基體系里的另一種困境。
他觀察到,近幾年,在他們學校,部分功利性報考的強基生入校后,因不了解、不喜歡所學專業而非常痛苦,再加上強基班課程難度通常高于普通班,不少學生甚至出現學業困難。“學生和學院像一對怨偶:學生不想學,又無法退出,學院只能想方設法降低課業難度,盡量讓學生達到畢業標準。”
一想到還要在本專業讀研乃至讀博,徐莉就忍不住難過,對未來也很迷茫。相對輕松的時刻,是與同樣迷茫的同學一起幻想:如果當初沒有選擇強基,現在會是怎樣的生活。隨后相視一笑,彼此開解。
為了給自己留一條出口,徐莉也開始在專業之外尋找可能:大三起,她去外院旁聽經濟學、心理學等更偏實用的課程,并積極尋找實習機會。
這與北京大學教育學院特聘副研究員武瑋等人的研究相印證。
他們于2025年4月至6月對強基計劃實施高校開展追蹤調研發現,超過1/3的強基學生科研從業意愿不足,畢業后更傾向流向以經濟回報預期為核心的金融與互聯網行業,或進入以穩定性見長的政府部門和事業單位。
整體來看,盡管功利性報考的投機行為難以完全避免,但有專家指出,隨著強基計劃逐漸成熟、信息通暢度提升,功利性報考的比例正在下降。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博士后研究人員吳宇川等人的調研結果也表明,總體而言,強基生中以專業興趣為選擇動機的比例高于追逐名校的功利主義動機比例。
即便如此,對那些已經踏上強基軌道,卻很快發現自己與學科不匹配的學生來說,剛性約束與高強度培養往往會把“不適合”拉長為持續的痛苦與迷茫。
那么,強基計劃的招考和培養制度還有哪些優化空間?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蔣承向記者分析,首先要進一步提升信息透明度。
在招生選拔環節,高校應采取多種形式公開招生人數、考核方式、培養方案、錄取情況等細節,并加強對招生人員的培訓,提高考生獲取信息的便捷性與科學性;在培養過程中,高校也應實時更新并公開培養模式、培養方案;在轉段出口環節(編者注:從本科過渡到研究生階段),則需對考核過程進行嚴格監督,評估轉段學生的培養質量。
一個更容易被忽略的癥結在于,部分學生因專業認知偏差,入學后興趣發生變化,但強基計劃原則上不允許轉專業,試錯成本較高。蔣承指出,這背后往往是高中階段對大學專業了解不足。
因此,他建議高校與中小學積極開展合作,將高校優質資源前置到基礎教育階段。例如,開設學科前沿講座、舉辦生涯規劃等大中銜接活動;高校與中學合作建立拔尖創新人才“蓄水池”,幫助學生更早發現自身興趣和特長。“通過對專業的準確認知,學生在高中自主選科以及高考備考、報考階段,能夠減少因功利性或信息差造成的盲從,從而更有能力與意愿做出明智與堅定的選擇。”
趙云川觀察到,如今有不少高校走進高中介紹強基計劃,包括專業、課程設置以及未來發展方向等等。
他認為,雖然學校希望有更多學生通過強基計劃進入名校,但學生的興趣和意愿始終應放在第一位。“真正應該報考強基計劃的學生,除了被名校光環吸引,更應該對專業有興趣”。在他看來,學校為強基計劃所做的額外投入,是為學生提供更多選擇機會,最終的決定權仍在學生手中。
比如,這兩年,有學生的高考分數已達到理想院校的錄取分數線,便放棄強基計劃的校測。令趙云川印象深刻的是,前兩年有位680分的考生,雖然已通過清華大學物理專業的強基校測,但因更青睞計算機和人工智能方向,最終選擇了上海交通大學。
從宏觀角度來看,蔣承認為,教育主管部門也應建立對強基計劃選拔與培養全過程的監督和評估機制,監督執行過程,及時指出問題或風險,并督促試點高校及時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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