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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人物(記者馬將平)清明時節,吳氏后人遠赴無錫梅里祭拜始祖泰伯,尋根溯源,感念先賢。泰伯三讓天下、奔吳拓荒,融中原文明于江南水土,開吳文化之濫觴,其至德仁心、謙讓開拓之風,被千古稱頌。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中華海聯會副會長、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會長吳志良先生的《至德之光:無錫泰伯廟拜祭記》以行程寄情思,追溯先祖功業,闡釋“讓”與“拓”的精神內核,并由文明交融引申至中華文化傳承。千年伯瀆長流,至德之光不絕,先賢風骨滋養文脈,亦為當代文明守正融合、薪火相傳,留下深遠啟示。
至德之光:無錫泰伯廟拜祭記
志良
四月江南,草長鶯飛。
從澳門出發,過長江,入無錫,直奔梅里。此行不為別的,只為在清明時節,拜祭我們的開宗始祖——泰伯公。
車子駛入梅村,伯瀆河靜靜流淌,兩岸楊柳依依。這條三千多年前由泰伯公率眾開鑿的人工運河,至今仍在江南大地上蜿蜒,像是先祖的目光,穿越時空,注視著這片他親手開拓的土地。
泰伯廟在梅村古鎮的中心,廟前石坊高聳,“至德名邦”四個大字在春陽下熠熠生輝。石坊之后,古木參天,翠柏掩映,泰伯廟的殿宇便在郁郁蒼蒼之中露出飛檐翹角。
走進廟門,一種肅穆之情油然而生。作為吳氏子孫,這片土地于我而言,不只是風景,更是根脈所在。
三千二百多年前,周太王古公亶父有三子:泰伯、仲雍、季歷。季歷之子姬昌自幼聰慧過人,太王有意傳位給季歷,再由季歷傳于姬昌——即后來的周文王。泰伯公作為長子,本該繼承王位,但他深知父親的心愿,為了成全父親的安排,更為了周室的長遠興盛,他與二弟仲雍以采藥為名,毅然離開岐山,跋山涉水,千里迢迢奔赴當時尚屬“荊蠻之地”的江南。
孔子在《論語》中贊嘆:“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司馬遷著《史記》,將《吳太伯世家》列為三十世家之首。這份榮耀,不因權位,不因功業,而因一份超越時代的德行。
泰伯公的“讓”,不是軟弱退避,而是大智大勇。他知道,家族的興盛不在于一己之位,而在于人盡其才、各得其所。這份胸襟,在后來的吳氏血脈中代代相傳,成為一種精神基因。
泰伯公奔吳之時,江南尚是水澤之地,土民以漁獵為生,刀耕火種,文明未開。他入鄉隨俗,“斷發文身”,與當地土著打成一片。這一舉動,不僅是生存的智慧,更是對江南人民的尊重。
大殿門前的楹聯吸引了我的目光,這是母校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先生于1985年3月為泰伯廟所題:
“孝親在知親讓位于弟背井離鄉哪怕披荊斬棘,
從俗而化俗推已及人啟蠻迪夷何憂斷發文身。”
這副對聯,將泰伯公的一生功業概括得淋漓盡致。上聯寫他讓位南奔的孝悌之心與開拓之勇,下聯寫他入鄉隨俗、教化百姓的胸懷與智慧。
據載,泰伯公定居梅里后,將黃河流域先進的農耕技術帶到江南,教民耕作,種桑養蠶,發展生產。他還帶領百姓開鑿河道,興修水利,伯瀆河便是那時開鑿的。這條全長五十七華里的運河,西起無錫伯瀆港,東至蘇州漕湖,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人工運河之一。
考古發現為歷史記載提供了佐證。梅里遺址出土的陶鬲,形制與陜西岐山出土的陶鬲如出一轍,三千年前,正是泰伯公將中原的器型與文化帶到了江南。兩件陶鬲,相隔千里,完成了跨越時空的互證。
泰伯公的教化之功,不只在農桑水利。他以石為紙,以炭為筆,以歌為教,將周族的詩歌與當地的歌謠相融合,創出了吳歌。文明的種子,就這樣在江南的土地上生根發芽。
走進大殿,泰伯公的塑像端坐中央,面容慈祥而堅毅。塑像是1985年重塑的,但這座廟宇的歷史要久遠得多——始建于東漢桓帝時期,距今已近兩千年。
殿內懸有歷代帝王與名士的題匾,清康熙帝題“至德無名”,乾隆帝題“三讓高蹤”,還有榮毅仁先生題寫的“錫邑之光”。每一塊匾額,都訴說著后世對泰伯公的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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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殿中流連許久,思緒萬千。泰伯公當年帶著仲雍和少數隨從,背井離鄉,跋涉千里,來到這片陌生而蠻荒的土地。他們面對的是什么?是語言不通的土著,是水土不服的環境,是一無所有的起點。但泰伯公沒有退縮,他以誠待人,以德服人,最終贏得了荊蠻百姓的擁戴,“從而歸之千余家”,建立了江南第一個文明古國——勾吳。
泰伯公的精神,被后世稱為“至德”。這至德的核心,便是“讓”與“拓”——讓的是權位名利,拓的是文明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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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聯中的“背井離鄉哪怕披荊斬棘”“從俗而化俗推已及人”,正是這種精神的寫照。泰伯公的開拓,不是簡單的遷徙,而是一場文明的遠征。他將黃河文明的火種帶到了長江之濱,開啟了吳文化的源頭。
這些年來,我始終在思考一個問題:在東西方文化交匯的澳門,中華文化的根脈如何傳承與發揚?
今天,站在泰伯廟前,作為后裔,我似乎找到了答案。
泰伯公三千多年前的“奔吳”,是黃河文明與長江文明的第一次大交匯。他“從俗而化俗”,既不固守原有的生活方式,也不全盤接受當地的習俗,而是將中原的先進文化與荊蠻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創造出獨特的吳文化。這種“和而不同”“推己及人”的智慧,正是中華文明綿延數千年的生命力所在。
澳門作為中西文化交匯之地,與泰伯公當年的“奔吳”何其相似!五百多年來,澳門一直是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對話的窗口,形成了獨特的文化景觀。在澳門工作生活四十年,見證了這座城市的變遷,也深深體會到: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交流與融合,在于堅守與創新的平衡。
泰伯公的“至德”精神,是吳文化的源頭,也是中華文明的重要基因。我們有責任將這份精神傳承下去,讓“讓”與“拓”的智慧在新時代煥發光彩。
每年的祭拜儀式在殿前廣場舉行。香煙繚繞,鼓樂齊鳴,來自海內外的吳氏宗親齊聚一堂,共同緬懷先祖:泰伯公,三千多年前,您從西北來到江南,開疆拓土,傳播文明;今天,您的血脈已經遍布天下。當年您開鑿的伯瀆河,至今仍在流淌;當年您建立的勾吳國,已化作這片土地的文明底色。
泰伯公去世后,葬于無錫鴻山。吳人悲痛欲絕,爭相獻花,漫山遍野花草無存。后來者不忍空手而歸,便各采一束麻系于腰間,以表哀思。這一風俗流傳千年,成為中華民族披麻戴孝的喪葬禮俗之源。這雖是傳說,卻真切地說明:泰伯公的德行,深植于民心。
元代大書畫家趙孟頫夜泊伯瀆河,寫下“平墟境里尋吳事,梅里河邊載酒船”的詩句。他所尋的“吳事”,便是泰伯奔吳的傳奇;他所載的“酒船”,或許也承載著對至德精神的敬意。
車子駛離梅村,漸行漸遠,但我的心卻與這片土地緊緊相連。泰伯公的至德之光,穿越三千多年的時空,依然照亮著我們的來路與歸途。
(原載《大公報》,作者:吳志良,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中華海聯會副會長、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會長)
(責編:劉升、張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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