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年我投奔姑姑鄰居說搬走了，我在樓道里一夜沒睡，天亮有人上樓

88年我投奔姑姑鄰居說搬走了，我在樓道里一夜沒睡，天亮有人上樓。

我是真熬了一整夜，眼睛都沒合過。那會兒是臘月，北方冬天冷得邪乎，樓道里的窗戶碎了兩塊玻璃，風跟刀子似的往里灌。我把行李卷——就一個蛇皮袋，里頭兩件換洗衣服、我媽烙的十張餅、還有從鄰居家借的三十塊錢——墊在屁股底下，縮在墻角，兩只手交叉揣袖筒里，抖了一宿。樓道里那股味兒，尿騷混著爛白菜，聞久了居然有點習慣了。我想哭來著，但眼淚凍得流不出來，眼眶子干巴巴地疼。

我是下午到的。坐了八個鐘頭的綠皮火車，站票，腳腫得鞋都快撐破了。下了火車又倒了兩趟公共汽車，按我爸畫的那張破地圖，七拐八拐摸到這片樓房。我爸說姑姑家住三樓，左邊那戶，門上貼了個福字。我爬上去一看，福字還在，但褪色了，邊角翹起來，風一吹啪嗒啪嗒響。我敲門，沒人應。又敲，還是沒人。隔壁出來個老太太，歪著頭看我半天，問我找誰。我說找姑姑，說了名字。老太太嘴一撇：“搬走啦，夏天就搬啦，誰知道上哪兒去了。”

門就關上了。

我站在門口，手里那張地圖讓我攥得稀爛。腦子里嗡嗡的，就一個念頭——我爸說了，到了姑姑家就啥都好了，姑姑在大城市，姑姑有辦法。現在姑姑沒了。我把蛇皮袋放下，靠著門蹲了一會兒，又站起來，走到樓道窗戶那兒往外看。天快黑了，樓下偶爾有人經過，裹著棉襖，低頭趕路，誰也不看我。我摸了摸口袋，還剩十五塊錢。坐車花了一半，一路上沒舍得吃口東西，那十張餅我啃了兩張，剩下的得省著吃。

住店肯定住不起。我轉了一圈，這棟樓六個門洞，我姑姑住的那個門洞一樓停了輛自行車，車座上全是灰，旁邊堆著蜂窩煤。樓道里有個拐角，勉強能擋住點風。我就那兒坐下了。

那晚我聽見很多聲音。有人上下樓，腳步聲忽近忽遠，手電筒的光掃過來，我趕緊把臉埋進膝蓋里。沒人問我，可能他們習慣了樓道里偶爾有人過夜。九點多的時候，有個男的在我頭頂撒尿，嘩嘩響了半天，完了還抖了抖，轉身走了，鞋底啪嗒啪嗒打在水泥臺階上。我閉著眼，假裝自己是一袋沒人要的垃圾。

我那時候二十歲。之前在村里，我算是個能人，地里的活一把好手，還會開拖拉機，農閑時給人拉磚拉沙，多少能掙點。但那年不行了。我爸腰壞了，干不了重活，我媽一個人顧不過來，家里還有兩個弟弟一個妹妹，張嘴都要吃飯。我是老大，得出門找活路。村里有幾個去南方打工的，寄回來錢，家里蓋了新房，眼紅的不行。我爸說，你去找你姑，她在城市待了十幾年，門路廣，讓她幫你找個活，站住腳了再把錢寄回來。

姑姑確實在城市。她二十歲嫁過來，姑父是廠里的工人，端鐵飯碗的。每年過年姑姑回老家，穿的呢子大衣，燙著卷發，給孩子們帶大白兔奶糖，村里人都說姑姑有福氣。我媽說，你姑這人要強，嘴硬心軟，你去了嘴甜點，勤快點，別給她丟人。

我沒給她丟人，我連她人都找不到了。

天亮得特別晚，我感覺過了好幾個世紀，樓道才慢慢亮起來。我渾身僵硬，站起來的時候骨頭咔咔響，腿麻得跟不是自己的似的。蛇皮袋上結了一層霜。我搓搓臉，心想，再等一會兒，等徹底亮了，我再問問別的鄰居，看有沒有人知道姑姑搬哪去了。

然后我聽見了腳步聲。

不是下樓，是上樓。從一樓往上，一步一頓，走得很慢，像是腿腳不好。我的心突然提到嗓子眼，死死盯著樓梯拐角。那腳步聲越來越近，越來越清楚，還伴著喘氣聲，嗓子眼里呼嚕呼嚕的，像是有痰咳不出來。

一個老頭轉過來了。

他六十多歲的樣子，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藍布棉襖，扣子扣錯了，領子一邊高一邊低。手里拎著個網兜，里頭有兩個饅頭和一卷報紙。他看見我，愣了一下，沒說話，低頭看了看我腳下的蛇皮袋，又看了看我，然后從我身邊走過去，走到我姑姑家隔壁那戶，掏出鑰匙開門。

我鬼使神差地開了口：“叔，打聽一下，這家搬哪去了？”

老頭回過頭，看了看那扇貼著褪色福字的門，又看了看我，張嘴想說什么，突然一陣咳嗽，彎著腰咳了好一陣。我等他不咳了，又問了一遍。他啞著嗓子說：“你找她干啥？”

我說：“她是我姑，我從老家來找她的。”

老頭盯著我看了幾秒，那眼神說不上是同情還是別的什么。他推開門，說：“進來說。”

屋里很暗，窗簾拉著，一股中藥味。老頭讓我坐，自己去廚房倒了碗水，水是溫的，搪瓷缸子磕掉了一塊瓷。我接過來一口氣喝了大半碗，他才開口：“你姑父下崗了。”

我端著缸子的手頓了一下。

“廠子不行了，去年年底的事，”老頭坐在對面椅子上，點了根煙，煙是那種沒牌子的散煙，“你姑父那人你知道吧，老實，嘴笨，干了二十年，說不要就不要了。你姑帶著孩子，一家三口全靠他，這一下崗，天就塌了。后來你姑去商場站柜臺，掙不了幾個錢。你姑父跟人跑過兩趟運輸，賠了，還欠了債。夏天的時候，他們把房子賣了，還了債，剩下的錢在城邊上買了間小房，就走了。”

他吸了口煙，煙灰掉在褲子上，彈了彈：“那地方遠，我都說不清在哪兒，好像叫什么溝，什么溝來著……黃泥溝？對，黃泥溝。”

我聽著，腦子里想的不是姑姑，是我爸。我爸說，你姑在大城市有房子，有鐵飯碗姑父，日子好著呢。我爸不知道這些。村里人都不知道這些。姑姑過年回老家，呢子大衣燙卷發，大白兔奶糖，那是她僅剩的一點體面了。她不能說她在城市過不下去了，不能說姑父下崗了，不能說房子賣了。她說了，老家的人會怎么說？看看，嫁到城里有什么用，還不是灰溜溜的。姑姑不會讓任何人看見她灰溜溜的樣子。

我問老頭黃泥溝怎么去。老頭說，你先坐三路車到終點站，再換那種小巴，到黃泥溝路口下，剩下的你得自己找了，那一片都是自己蓋的平房，亂七八糟的。他說完又補了一句：“你去了也未必找得到，那地方連門牌號都沒有。”

我道了謝，站起來要走。老頭叫住我，從里屋拿出兩個饅頭，還有一小袋咸菜，塞進我蛇皮袋里。我沒推辭，我確實餓了。走到門口，老頭突然說了一句話，聲音不大，像是自言自語：“你姑走那天，在樓道站了好久，每個鄰居的門都敲了，沒人在家，就我在。她說，以后不回來了，這房子不是她的了。說完就哭了，哭完就走了。”

我拎著蛇皮袋下樓，腿還是麻的，一步一瘸。出了樓門，太陽剛出來，白晃晃的，照在臉上像冰碴子。街上有人上班了，騎自行車的，擠公共汽車的，賣早點的推著車在路口吆喝。我站在路邊看了半天，不知道往哪個方向走。三路車站在哪，我不知道。黃泥溝有多遠，我不知道。找到了姑姑，她又能不能給我找個活，我也不知道。

但我知道我得去找她。不是因為我爸說到了姑姑家就啥都好了，是因為我來了，我站在這了，我兜里只剩十五塊錢和幾張餅了，我沒有第二個地方可去了。

我把蛇皮袋往肩上一扛，朝車站的方向走了。

走了沒幾步，身后有人喊：“哎，小伙子！”

我回頭，是那個老頭，他從窗戶探出半個身子，朝我喊：“三路車站往右走，過兩個路口就到了！”

我沖他揮揮手，轉過身接著走。口袋里那十五塊錢，我攥得緊緊的，邊角都濕了。風灌進領口，冷得我縮脖子，但身上好像沒那么僵了。

走了大概一站路，我看見路邊有個早點攤，熱氣騰騰的，油條在鍋里滋啦滋啦響。我站了一會兒，沒買。蛇皮袋里還有餅，干是干了點，但能嚼。

我邊走邊想，姑姑現在什么樣了，還穿呢子大衣嗎，還燙卷發嗎。應該不會了。黃泥溝，聽名字就不是穿呢子大衣的地方。

太陽又高了點，影子在腳底下縮成一小團。我加快了步子，怕晚了趕不上車。至于趕上車以后怎么辦，找到了姑姑以后怎么辦，黃泥溝是不是盡頭，我沒想。想也沒用，二十歲那年我最大的本事就是不想太遠的事，想遠了就走不動了。

三路車站的站牌底下站了好幾個人，我擠過去，仰頭看站名，一個字一個字找終點站。風把站牌吹得晃，我瞇著眼看了半天，總算找到了。

車來了，我最后一個上去，投了五毛錢，司機看了我一眼，沒說話。我扛著蛇皮袋走到車廂后面，找了個角落站好。車晃晃悠悠地開了，窗外的房子越來越矮，越來越舊，路也越來越顛。

我靠著一根扶手桿，閉上眼睛。

昨晚一宿沒睡，現在眼皮沉得抬不起來。但腦子里還是清醒的，一遍一遍轉著老頭說的那些話：下崗了，房子賣了，黃泥溝，你姑哭了。我拼命想把姑姑哭的樣子從腦子里趕走，換上她穿呢子大衣回老家的樣子，但換不掉。那個哭的姑姑像是釘在我腦子里了，比我見過的所有姑姑都要清楚。

車猛地一顛，我睜開眼，窗外已經不是樓房了，是大片的荒地，遠處有幾根煙囪冒著白煙。幾個乘客下車了，車廂空了大半，我找了個座位坐下，把蛇皮袋抱在懷里。

我在想，到了黃泥溝，見了姑姑，第一句話該說什么。

想了半天，想不出來。

算了，到了再說吧。

車還在往前開，太陽已經完全升起來了，光從車窗斜著照進來，落在我那雙快磨破底的解放鞋上。我低頭看了一眼，鞋面上全是灰，還有昨晚在樓道里蹭的泥。

我把腳縮了縮，不想讓那束光照見它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