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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有追索權的保理中，保理人既可以以應收賬款債權人或者應收賬款債務人為被告提起訴訟，為類似必要共同訴訟，另一方按照民事訴訟法關于第三人的規定確立訴訟地位，也可以一并起訴應收賬款債權人和應收賬款債務人；保理人同時向應收賬款債權人和債務人主張權利的，應類比債權讓與擔保的處理原則，判決債務人與債權人分別向保理人履行保理合同債務及基礎交易債務，任何一方向保理人履行了債務全部或部分的，另一方的相應付款義務予以免除；保理人有清算義務，應收賬款債務人履行付款義務的，保理人在扣除保理融資款本息和其他費用后，應將剩余部分返還給應收賬款債權人。

關鍵詞： 有追索權保理；共同訴訟；債權讓與擔保；間接給付

近年來，保理作為一種新型融資手段滿足了我國中小企業一定程度的融資需求，特別是有追索權的保理，自2012年開始保理試點以來，我國有追索權保理在保理總業務量中的占比基本每年均超過60％，[1]究其原因，是其既滿足了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又可以分散債務人的壞賬風險。《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十六章將保理合同歸為了有名合同，第七百六十六條明確了有追索權保理的保理人既有對應收賬款債權人的求償權，也有對應收賬款債務人的追償權。

保理行為涉及基礎債權債務關系及保理關系等至少兩種法律關系，涉及保理人、債權人及債務人等至少三方主體，有追索權保理關系中若涉及糾紛，作為資金方的保理人依據什么法律關系選擇被告并確定訴請、在兩基礎合同確定的管轄不一致的情況下如何確定管轄、債權人與債務人的責任如何承擔均為保理人關注重點，現筆者結合現有法律法規、審判指引、裁判案例，對保理人關注的上述問題作如下研究歸納。

一、被告的確定

（一）基礎交易中債權人、債務人的訴訟地位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 有關擔保制度的解釋》及《全國法院金融審判工作會議紀要》的規定，在有追索權的保理中，保理人既可以以應收賬款債權人或者應收賬款債務人為被告提起訴訟，也可以一并起訴應收賬款債權人和應收賬款債務人。若僅起訴應收賬款債權人或者債務人，則法院可以根據案件審理的需要依據民事訴訟法中追加第三人的規定通知債務人或債權人作為第三人參加訴訟。

有追索權保理人對于應收賬款債權債務人的訴訟并非傳統的必要共同訴訟，其存在兩種不同的法律關系。根據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我國傳統訴訟理論按照訴訟標的是“共同”還是“同類”將共同訴訟分為必要共同訴訟與普通共同訴訟。對比我國訴訟理論，大陸法系的通行做法是采取三分法，按照是否有“合一確定”之必要，將共同訴訟區分為必要共同訴訟與普通共同訴訟，再按照是否有共同訴訟之必要將必要共同訴訟區分為固有必要共同訴訟與類似必要共同訴訟。[2]而有追索權保理訴訟從法理上更貼近類似必要共同訴訟。首先，雖然保理人與基礎關系債務人、債權人并非共同法律關系，但兩法律關系有密切的關聯性，法院對兩種法律關系的認定實則基于相同事實，保理人的訴請不論是對應收賬款債務人還是應收賬款債權人均為同一款項，且債務人及債權人任一方的清償行為都會使得保理人對另一方訴請的相應清償，之所以認為有追索權保理之訴為類似必要共同訴訟也是基于上述兩種法律關系的牽連性，為了防止法院對于相同事實下不同法律關系做出矛盾的判決，兩者也有“合一確定”之必要。其次，我國法律規定賦予了保理人被訴主體的選擇權，即其對基礎關系債務人及債權人享有獨立的請求權，是否適用法律規定的共同訴訟的規定基于保理人的選擇，若其選擇僅起訴應收賬款債權人或者債務人，則另一方適用民事訴訟法中追加第三人的規定確定其訴訟地位，因為另一方與該案的裁判結果存在法律上的利害關系，既是出于維護自身利益的需要，也便于查清共同事實，這種訴訟模式也符合類似必要共同訴訟的特征。[3]

司法實踐中，若僅以債權人作為被告，則事實依據往往為雙方簽訂的保理合同，案由為保理合同糾紛，訴訟請求是依據保理合同要求債權人支付保理融資本金、利息及相關費用，在此情況下，保理人可主動將債務人列為第三人。對于因有追索權保理合同產生的糾紛來說，僅以債務人作為被告的情況較少，因有追索權的保理合同的設立目的主要是為避免保理人僅能向債務人主張欠款的情況發生，若保理人僅以債務人作為被告就意味著其主動放棄了有追索權保理合同中保理人的優勢地位；此外，司法實踐中大量存在“暗保理”的情況，即保理人未將應收賬款轉讓事宜通知債務人，根據法律規定，應收賬款轉讓應當通知債務人，否則對債務人不發生法律效力，在此種情況下，保理人無法將債務人作為被告。

（二）擔保人的訴訟地位

擔保人一般可以作為有追索權保理合同中的共同被告，其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債權人的擔保人，即針對保理合同形成債務的擔保人，二類是債務人的保證人，即針對基礎合同形成債務的擔保人。

司法實踐中，對于保理合同的擔保人，不論是僅起訴債權人還是同時起訴債務人，擔保人均可作為適格被告，且部分僅起訴債務人的案件中其也可以作為適格被告，因其擔保范圍包括保理合同項下發生的全體債務人應向保理人支付的全部應收賬款，故在僅起訴債務人的情況下，可要求保理合同的擔保人對于債務人承擔的不超過擔保限額的債務承擔相應擔保責任。

對于保理合同關系成立前基礎合同債務的擔保人，司法實踐中較少作為被告，一是保理人在簽訂保理合同時往往要求債權人提供了充分的擔保措施，二是并非所有基礎合同債務的擔保人都可以作為保理合同糾紛的被告，根據民法典規定[4]，債權轉讓的情況下，擔保人并非一定對新債權人承擔擔保責任，需要審查擔保合同是否存在禁止債權轉讓的約定、是否需要在債權轉讓時通知保證人等，故在保理階段的擔保措施更為可控、完善的情況下，保理人更傾向于要求債權人對保理合同項下義務提供完善擔保，并在訴訟階段將相關擔保方列為被告。

二、管轄的確定

在保理關系中，保理人與債權人訂立的保理合同約定的主管及管轄往往與基礎交易合同約定的不一致，在此情況下若同時起訴債權人及債務人，根據《全國法院金融審判工作會議紀要》的規定，原則上應根據基礎交易合同確定管轄法院，應收賬款債務人與保理人另有約定的除外，基礎交易合同無管轄約定或約定不明的，依照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確定管轄法院。故司法實踐針對該問題確定的基本原則為不應當用雙方在后確定的管轄條款約束需承擔責任的第三方債務人，而對于保理人，其在受讓基礎債權時有義務對于基礎交易合同進行審查，在其對于基礎交易合同約定內容審查后仍決定受讓該債權則默認其接受基礎交易合同約定主管及管轄。

對于保理人來說，若希望一定程度干預最終管轄權的確定，可以在向債務人發出應收賬款轉讓通知表明保理人身份的同時，告知對方重新確定的爭議解決方式，征得債務人書面同意，在此情況下，可以按照保理人確定的新的爭議解決方式確定主管和管轄。

三、責任承擔形式

（一）責任承擔順序

1、債權人與債務人的責任承擔順序

對于有追索權的保理人來說，如上文所述，其對于應收賬款債權人及債務人均有債權請求權，且根據法律規定其可以同時起訴債權人及債務人，但因保理人不應重復受償，故債權人和債務人以何順序承擔責任應是權利人及司法裁判者關注的重點。

最高人民法院認為[5]，有追索權的保理業務所包含債權轉讓合同的法律性質并非純正的債權讓與，而應認定為是具有擔保債務履行功能的間接給付契約，并不具有消滅原有債務的效力，只有當新債務履行且債權人的原債權因此得以實現后，原債務才同時消滅。在保理人對于債務人的債權尚未得到實際清償的情況下，保理人不僅有權請求基礎合同的債務人向其清償債務，同時有權向基礎合同債權的讓與人進行追索，為避免保理人就同一債權雙重受償，債務人、債權人、保證人任何一方對債務的清償行為，都應相應免除另一方的清償義務。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認為[6]，保理人同時向應收賬款債權人和債務人主張權利的，如果合同約定承擔連帶責任，則可按合同約定處理，如果合同未作約定，則應按照間接給付的法理，判令應收賬款債務人承擔第一順位的還款責任，應收賬款債權人承擔補充責任。

天津海事法院認為[7]，鑒于保理合同對于承擔責任的方式沒有約定，故對保理人要求債務人與債權人承擔連帶責任的主張不予支持。債權人應就上述款項對保理人承擔補充清償責任，并在承擔責任后有權向債務人追償。

上述法院觀點大多以間接給付理論解釋有追索權保理中的債務清償關系。當然，也有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在內的其他法院[8]，在判決中并未強調債務履行的先后順序，而是判決債務人與債權人分別向保理人履行保理合同債務及基礎交易債務，但強調任何一方向保理人履行了本案全部或部分的，另一方的相應付款義務予以免除。該判決實則利用了讓與擔保的理論，即認為轉讓應收賬款的行為并非清償融資款，而是用于擔保，在該理論下，保理人行使債權請求權并無順位之分。

上述兩種裁判思路相較，從結果來看，差異在債權人與債務人的債務清償順序不同，究其根本實則是對于有追索權保理性質的爭議。對于該問題，學理上的觀點主要可以歸為債權讓與擔保說、間接給付說、附條件的債權讓與說、債權質押說等。間接給付說，如上所述，實踐中為一些法院所采納，所謂間接給付是指因清償債務而為異于原定給付之給付，因債權人就新給付之實行受滿足，而使舊債務消滅[9]，即認為在有追索權的保理關系中應收賬款債權人為清償舊債將應收賬款轉讓給保理人，保理人對債務人的債權成為新債。而持附條件的債權讓與說的學者則認為，對于有追索權的保理來說，債務人不向保理人履行應收賬款債務的，保理人可以向債權人主張受償，這實際上是保理合同當事人對于應收賬款債權人為債務人的履行能力承擔保證責任的特別約定，因此認為有追索權的保理實際上是附條件的債權讓與。[10]持“債權讓與擔保說”的學者認為，所謂債權讓與擔保，是債權人將其對債務人的債權轉讓給第三人用以擔保其對第三人的債務，若債權人清償其對第三人的債務，則第三人受讓的用以擔保的債權將在清償后復歸至債權人，若債權人無法清償于第三人的債務，則第三人可以在先前受讓債權的等額范圍內予以優先受償。[11]相關學者認為，有追索權保理的保理人與應收賬款債權人在內部之間形成信托擔保關系，應收賬款債權讓與的目的就是為了擔保保理人的融資款本息債權得以有效清償，[12]有追索權的保理與債權讓與擔保的目的相同。持“債權質押說”的學者則認為，債權人將其對債務人的應收賬款債權質押給保理人以獲得保理人發放的融資款，當債權人無法向保理人歸還融資款本息債務時，保理人享有對該應收賬款債權予以優先受償的權利。[13]雖然該學說強調了保理的擔保功能，但質押與我國法律規定的保理中債權實質讓與的性質存在根本不同，故該學說在我國司法實踐中逐漸被淘汰。

經過一系列檢索，司法實踐中“債權讓與擔保”原則確定的裁判思路逐漸成為主流，主要基于以下幾點：首先，債權人與債務人間的責任承擔關系更接近于不真正連帶，對保理人所負債務并未基于相同的意思聯絡，而是偶然聯系在一起，二者法律關系為不真正連帶關系，[14]而不真正連帶責任的外部關系中，并不存在責任承擔的順序區分；其次，從程序上應當尊重保理人的意思自治，尊重保理人行使權利的選擇權，如果要求保理人必須首先催收應收賬款債權，無法清償才能追索債權人，此舉無疑增加了保理人的負擔，限制了保理人的權利；[15]再次，該裁判規則符合現行法律規定的基本邏輯，如上所述，既然現行法律賦予了保理人僅選擇債權人作為被告的權利，則不能認定債權人承擔的僅為補充清償責任。

2、擔保人的責任承擔順序

對于擔保人的責任承擔順序，若法院認為債權人及債務人之間的責任承擔沒有先后順序，則一般直接按照擔保合同約定要求擔保人承擔約定的擔保責任。但法院按照間接給付的理念要求債務人優先承擔相關債務，債權人承擔補充責任，則擔保人承擔責任的順序取決于擔保合同中約定的為對于哪一方債務承擔擔保責任，若擔保人對于債務人的債務提供擔保責任，則其應與債務人同一順序承擔擔保責任，若是對于債權人在保理合同項下的債務承擔責任，則其應對債權人承擔的補充清償責任承擔擔保責任。

（二）責任承擔范圍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七百六十六條第二款約定了保理人的清算義務，即應收賬款債務人履行付款義務的，保理人在扣除保理融資款本息和其他費用后，應將剩余部分返還給應收賬款債權人。該條款實則明確了保理人最終獲得的應收賬款上限，即保理融資本息及其他費用，但針對該條款，司法實踐中的適用也不盡相同。有法院認為[16]，應該在判決時將保理人能主張的權利范圍限縮在保理融資本息及其他費用這個范圍內，不論是向債務人還是債權人主張，如此便不存在保理人清算義務的履行。也有法院同時判決[17]，債權人向保理人支付基于保理合同產生的保理融資本息及其他費用，債務人向保理人支付基于基礎合同的基礎債務，但在扣除應收取的保理融資本息及其他費用后有剩余的，剩余部分應當返還給債權人。兩種判決中顯然后一種更有利于保護保理人權益。有追索權的保理這一法律關系可一定程度類比于債權質押，而在質押關系中，債務人無法償還債務時質押權人尚有權將標的債權予以變現處置，將多余部分返還質押人，舉輕以明重，保理關系中雖非實質性債權轉讓，但名義上保理人已成為基礎關系中新的債權人，應賦予其直接要求債務人向其支付全部債務的權利。

基于上述論述，雖對于有追索權保理的法律規定仍存在一定滯后性，但司法實踐中對于相關爭議逐漸有了較為統一的裁判規則，且不論是對于應收賬款債權人和債務人的責任承擔先后順序還是賠償范圍等較易發生爭議的問題，相關當事人均可通過事先約定進行明確，防止后續糾紛，更好的維護自身權益。

內容來源：商業保理50人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