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的江蘇南京，二月蘭（又名“紫金草”）遍地盛開。這種不起眼的小花，莖葉纖細，花瓣淡紫，卻有著驚人的生命力。

80年前的春天，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泛黃的《東京日日新聞》報紙、尸橫遍野的現場照片、紅十字會掩埋記錄，被中國檢察官團隊鄭重呈交法庭。南京大屠殺——這一人類文明史上的空前浩劫，首次被置于國際法庭的聚光燈下。

在長達1200余頁、多達60余萬字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中，專門論述了“日軍在南京的暴行”，從法律上作出定論。如今，戰爭的硝煙早已散去，但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記憶從未因歲月流逝而模糊。

今年4月，檢察日報全媒體記者采訪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劉民生。

“老天爺讓我活著

就是要為這段歷史作證”

歷史的重量，往往由最微小的個體生命承載。2026年清明節，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下稱“紀念館”）的遇難者名單墻前，97歲的夏淑琴與92歲的劉民生老人手持白菊，默立致祭。89年前的寒風與刺刀，早已刻入他們的骨血；在法庭上，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們的經歷并非冰冷的數字，而是中國檢察官團隊竭力搜集、反復核實的“活證據”。

2026年4月，夏淑琴的外孫女夏媛向記者講述了那段刻骨銘心的記憶：1937年12月，城破之日，日軍闖入夏淑琴家中，一家九口中七人慘遭屠戮。8歲的夏淑琴與4歲的妹妹被長輩塞進被子，日軍用刺刀隔著被子猛刺，夏淑琴連中三刀，重傷昏迷，妹妹僥幸躲過一劫。隨后的14天里，姐妹倆靠家中殘存的炒米、鍋巴與缸中冷水度日。每當院外響起日軍皮靴的“噔噔”聲，她們便趴在地板上屏息裝死。夏淑琴的傷口化膿無藥可醫，鄉鄰只能將棉衣里的棉花燒成灰，敷在她的創口上吸膿。如今，傷痕仍然清晰可見。

這份慘痛的記憶，被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委員約翰·馬吉用16毫米攝影機完整記錄。1946年春，國際檢察局調查小組在中國檢察官向哲濬及其助手裘劭恒陪同下來到南京，通過走訪安全區外籍人士、尋訪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查閱檔案資料，調查和搜集日軍在南京暴行的證據。約翰·馬吉在東京審判出庭作證時，講述了夏淑琴一家的受害經過。

然而，鐵證并未阻擋日本右翼分子的污蔑。2000年，71歲的夏淑琴得知日本右翼學者在出版物中稱其為“假證人”，毅然提起名譽侵權訴訟。這場官司從中國打到日本，歷經九載春秋、多次開庭，最終，夏淑琴在中日兩國法院均獲勝訴。

“我是命大活下來的，老天爺讓我活著，就是要為這段歷史作證。”夏淑琴的這句話，道出了所有南京大屠殺幸存者背負的使命。1994年，夏淑琴成為戰后首位赴日控訴南京大屠殺暴行的幸存者；如今，夏媛已接過“歷史記憶傳承人”的接力棒，讓證言在代際間延續。

雖然當時未成為東京審判的證人，但幸存者劉民生同樣堅持一遍遍講述日軍暴行。南京大屠殺期間，3歲的劉民生隨全家逃入難民區。“我年幼哭鬧，一名日軍端著刺刀過來，朝我腿上就是一刀。”在劉民生的家中，他卷起褲腳，向記者展示右腿上那道從未消退的疤痕，“后來我才知道，父親被卡車帶走后，押至中山碼頭遭集體槍殺。”

“我活著，就是給歷史提供一份有力的證據。”劉民生說。正是這些“活著”的證言，讓遇難者“三十萬以上”這一抽象的數字有了具體的面孔，也成為日軍暴行不可撼動的實證。

與時間賽跑的跨國尋證

證據的搜集，是一場與時間賽跑的跨國戰役。國際檢察局成立之初，中國檢察官團隊面臨舉證期限緊迫、檔案散佚、語言壁壘等重重困難。以向哲濬、倪征燠、裘劭恒、高文彬等為代表的中國檢察官團隊僅13人，與美、蘇代表團及龐大的日美辯護律師團相比，力量懸殊。他們清醒地認識到：南京大屠殺的定罪，必須依靠“原始、直接、可交叉驗證”的證據鏈。

中國檢察官團隊與國際檢察局調查小組尋訪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和當時留在南京的國際人士，實地勘查了屠殺現場，還搜集了慈善團體的埋尸記錄等證據。在審理南京大屠殺專案時，起訴方共有12名中外證人出庭作證并接受質證。

紀念館研究館員張國松指出，東京審判采用了英美法系的訴訟程序，非常注重證據和法庭上的交叉質證。雖然前期調查積累了不少證據，但很多證據不符合法庭質證要求。中國檢察官團隊，包括檢察官、顧問、翻譯、秘書等，做了大量具體而關鍵的前期輔助工作，成功找到了證人和大量證據。

1946年初，中國檢察官翻譯兼秘書高文彬在翻閱《東京日日新聞》時，敏銳地捕捉到1937年12月刊登的“百人斬”殺人競賽新聞。文中詳細記錄了日軍少尉向井敏明與野田毅在進攻南京途中進行“百人斬”殺人比賽的經過，其中一人砍殺106人，另一人砍殺105人，并配有兩人手持軍刀、笑容猙獰的照片。團隊立即組織專業翻譯，逐字核對原文，最終兩名劊子手被逮捕引渡到中國受審。

檢察官調查取證工作的嚴謹性還體現在證人的全面性：一是外籍人士作為第三方，提供了客觀的證言，如鼓樓醫院的外科醫生羅伯特·威爾遜、金陵大學的美籍歷史學教授邁納·貝茨、拍攝南京大屠殺現場影像的美籍牧師約翰·馬吉；二是中國幸存者與救助者，如尚德義、伍長德、陳福寶等南京大屠殺幸存者，以及許傳音（既是當時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住房委員會負責人，又是世界紅十字會南京分會副會長，參與了難民救助）；三是日方相關證人，通過第三方、受害方、加害方證人的證詞相互印證，形成了牢固的證據鏈。

庭審期間，國際檢察局與日本戰犯及其辯護律師進行了激烈交鋒。以南京大屠殺主要責任人、甲級戰犯松井石根為例，加拿大檢察官諾蘭在交叉質證中步步緊逼。松井石根起初以“生病不知情”推諉，但在嚴密證據鏈的追問下，最終承認其部隊存在“強奸、搶劫、暴力”行為。國際檢察局通過比對松井石根作戰日記與前線行動軌跡，成功論證了“指揮官責任”原則的適用。1948年11月12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松井石根絞刑。

“比起情緒化的控訴，法庭更需要的是經得起質證的證據。”張國松說，檢察官團隊正是憑借對證據裁判原則的堅守，讓這場審判成為國際法史上的里程碑。

張國松指出，東京審判對南京大屠殺歷史的核心意義在于作出了法律的定性與定論。它首次以國際法庭判決的形式，對南京大屠殺進行了專案審理和全面界定。之所以作為“專案”，是因為它被視為日軍侵華暴行的縮影和象征。

法庭基于大量的調查和證據，對日軍在南京的暴行進行了判定：“在日軍占領后的最初6個星期內，南京城內和附近地區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的總數超過20萬。這一估計并不夸大其詞，而是可以通過埋尸團體和其他組織提供的證據加以證實的。這些組織掩埋的人數多達15.5萬人……而且，這一統計數字還不包括那些被焚燒的、被扔進長江的以及被日軍以其他方式處理的尸體。”此外，判決還認定，縱火持續了6個星期，全市約三分之一的建筑被焚毀，在被占領后的第一個月內南京城里發生了近2萬起強奸案，以及大規模的搶劫。這一定性，將日本戰犯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可謂“鐵證如山”。

數字時代守護真相

歷史的真相不僅存在于法庭卷宗里，更在代代相傳的記憶與不斷更新的史料中。記者走進紀念館，肅穆的氛圍撲面而來。石壁上，用中英日等多國文字鐫刻著“遇難者300000”，而幸存者照片墻上，燈箱依次排列，展示著登記在冊的百位老人面容。講解員董浩介紹說，目前登記在冊且健在的幸存者僅余21位。每當有老人離世，紀念館都會為其舉行熄燈儀式。親歷者的逐漸凋零，讓記憶的搶救與傳承成為與時間賽跑的使命。

紀念館館長周峰介紹，該館自2022年起系統推進“歷史記憶傳承”工作，不僅將幸存者的二代、三代、四代親屬認定為傳承人，更將拉貝、馬吉、威爾遜等國際見證人的后代納入其中，目前已有38位國際國內傳承人共同守護這段歷史。他們從家族長輩手中接過日記、影像與口述錄音，讓跨越國界的見證得以延續。

近年來，新的史料不斷重見天日。一批珍貴的“薩頓檔案”（指美國助理檢察官大衛·薩頓，1946年曾兩次前往中國，調查南京大屠殺等日軍暴行）正由民間藏家與紀念館、上海交通大學展開聯合研究。這批文獻詳細記錄了檢方對日軍暴行證據的全面梳理過程，為還原庭審細節提供了第一手素材。

“如今，守護歷史記憶的接力棒已交至當代人手中。”張國松感嘆，“前輩們為正義和真相付出了巨大努力，而今天我們所做的工作，就是把歷史的真相和法的定論呈現給國人，也傳播至世界。這也是駁斥美化侵略戰爭的謬論、維護正確二戰史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實踐。”

“紀念館從去年開始謀劃，準備建立‘南京大屠殺文獻中心’，這個計劃已經被列入省、市規劃，目標是把關于南京大屠殺的相關文獻、照片、音像、圖書、畫冊等，按照圖書館要求進行歸類保存，并建立一個數字化的知識庫和語料庫，用人工智能訓練和研究。未來，我們希望通過扎實的史料研究、文獻中心建設、創新的國際傳播和青年教育，把東京審判所代表的法的定論和歷史真相一代代傳承下去。”周峰說。

“從當年向哲濬、倪征燠在異國法庭上據理力爭，到今天南京檢察人在本土陣地上的默默耕耘，變的是時代與工具，不變的是對證據的敬畏、對程序的恪守、對正義的執著。”南京市建鄴區檢察院檢察長蔣曉春表示，“我們始終以檢察履職捍衛歷史之重，充分挖掘紀念館教育資源，通過組織參觀、沉浸式黨課、愛國主義觀影等形式，將抗戰精神融入隊伍建設和檢察履職全過程，時刻提醒人們不忘民族屈辱，珍惜今天的和平發展。”

80年來，30萬亡靈因法律人以證據為刃的堅守而得以昭雪；歷史的記憶，因一代代傳承人、學者和法律人的接續守護而永不褪色。

80年來，花謝花開，一如那段記憶，從未被遺忘。被南京人稱為“和平之花”的二月蘭，一叢叢、一簇簇，從城墻根到紀念館的和平公園，開進每一個駐足凝望的人心里。花語無聲，卻道出了最深沉的人心所向：中國安，世界安。

（來源：檢察日報 全媒體記者：劉亞 黃莎 通訊員：孫慶輝 高子淯 攝影：全媒體記者張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