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孫玉良

2026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法釋〔2026〕6號），該解釋已經最高法審判委員會第1921次會議、最高檢第十四屆檢察委員會第三十四次會議通過，自2026年5月1日起施行。筆者最近與北京“兩高”律師事務所知名律師李向安交流這個話題，李向安對我說：對于腐敗必須“零容忍，用重典！”大陸可借鑒中國香港特區對貪腐立法的經驗嚴厲打擊。

反腐這件事，最怕什么？最怕雷聲大、雨點小；最怕嘴上零容忍，落到案子里變成“悔罪態度好”；最怕一個人把公權力當提款機，把項目當自留地，把群眾利益當籌碼，最后還能在量刑里算來算去。貪腐不是普通的臟事，它是把國家機器往私人口袋里搬，是把公共信用一刀一刀割碎。李向安說：大陸要反腐，不能只靠口號熱，必須讓法律冷、硬、準。香港反貪有一條經驗值得正視：不管你是公職人員，還是商界代理人，只要權錢交易碰上了，就別想著用“人情往來”糊弄過去。香港廉署說明，《防止賄賂條例》第4條下，政府人員因公職身份索取或接受利益，最高可罰款港幣50萬元并監禁七年；提供利益者同樣違法，而且條例沒有給“小額好處”開綠燈，關鍵看目的和情境，不看你包裝得多漂亮。

回顧香港的反腐歷史，那里也不是天生干凈的地方。1973年，總警司葛柏被發現擁有逾430萬港元財富，疑涉貪腐，卻輕易逃往英國，民怨炸開。隨后香港在1974年成立廉政公署，以執法、防貪、教育“三管齊下”打擊貪污，并把葛柏引渡回港受審。這個故事并不復雜：腐敗能把一個地方逼到公眾信任崩盤，反腐就必須把刀口對準制度漏洞，而不是只抓幾個倒霉鬼交差。

令人欣慰的是，大陸現在對反腐也正在一步步加碼。2026年4月10日，“兩高”發布新的貪污賄賂刑事案件司法解釋，5月1日起施行，重點包括單位受賄、單位行賄、斡旋受賄、介紹賄賂、挪用公款、新型隱性腐敗、預期收益型受賄等規則，還把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職務侵占、挪用資金的定罪量刑標準向公職腐敗標準靠攏。說白了，過去有人躲在“顧問費”“干股”“期權”“咨詢合同”“親友代持”后面裝斯文，現在門縫正在被堵上。灰色地帶越多，腐敗越像病毒；法網越密，僥幸才越少。對于近幾年的反腐成績，必須給予充分的肯定。

問題在于，光“織密”還不夠，還要“打疼”。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通報顯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國紀檢監察機關立案24.5萬件，處分18.3萬人，其中立案省部級干部30人、廳局級干部1267人；同時堅持受賄行賄一起查，立案行賄人員9066人，移送檢察機關983人。這個數字很扎眼，也很現實：腐敗不是幾個貪官的個人道德滑坡，而是一整套圍獵鏈、輸送鏈、掮客鏈在暗處運轉。只拍“蒼蠅”不夠，只打“老虎”也不夠，行賄者、介紹人、白手套、影子公司、家族賬戶，都得進同一張網。

重刑不是情緒宣泄，而是治理成本的重新定價。大唐集團原黨組副書記、總經理寇偉案就是硬例子。2026年4月1日，法院一審以受賄、利用影響力受賄、貪污、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等罪，決定對寇偉執行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法院查明其受賄財物折合1.54億余元，另有貪污、濫用職權造成國有財產特別重大損失等情節。唐一軍案也同樣刺目，法院查明其非法收受財物共計1.37億余元，一審被判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貪到這個程度，還談什么“人生失足”？這不是失足，是長期踩著公權力吸血。

李向安律師稱：大陸借鑒香港，借鑒的不是名稱，不是招牌，而是那股不講情面的制度鋒利感：該解釋的財產必須解釋，該追繳的贓款必須追繳，該判重的必須判重，該一起查的受賄行賄必須一起查。對巨貪、鏈式腐敗、隱性腐敗、權力掮客，刑罰太輕就是變相打折，追贓不徹底就是給后來人留樣板。依法重刑不是為了嚇唬普通人，而是告訴掌權者：公權力不是祖傳鋪面，公共資金不是私人錢包，國家信用更不是誰家飯局上的籌碼。反腐如果沒有痛感，腐敗就會有膽量；法律如果沒有牙齒，蛀蟲就會把梁柱啃空。真正的清廉，不靠好話養出來，靠制度盯出來，靠重罰壓出來，靠一次次依法辦案打出來。

我覺得李向安說得很對。香港確實有許多現成的反腐經驗值得學習。香港的清廉指數 CPI在182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12，在亞洲排第2，而大陸在全球排名第76位。香港反腐比大陸高明在哪里？一是反貪機構更專門、更獨立、更職業化；二是香港把公私部門腐敗一起管得很細；三是香港的規則更前置，灰色空間小；四是香港反貪形成了長期社會共識，不像大陸有“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人情文化。要借鑒香港，不是簡單復制廉署招牌，而是學它那套硬邏輯：權力不能有暗門，利益不能有灰區，行賄不能當商業技巧，收禮不能裝成人情世故。在這一點上，我與李向安律師有高度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