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讀辛克萊·劉易斯的《巴比特》：爵士時代的金錢狂歡與個體悲歌

辛克萊·劉易斯

辛克萊·劉易斯是20世紀美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巴比特》《大街》《阿羅史密斯》。他是美國文學史上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

《巴比特》

《巴比特》發表于1922年，被公認為是辛克萊·劉易斯的頂峰之作，同時也是國際文學史上的偉大成就之一。小說以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美國經濟文化繁榮時期為背景，塑造了喬治·巴比特這一典型的房地產商人形象。巴比特富有、保守、熱衷社交，過著刻板而富足的中產生活。然而，在這“盛世狂歡”的表象下，劉易斯以辛辣的諷刺，揭示了金錢統治一切的社會本質，以及個體在標準化、商業化洪流中試圖反抗卻最終回歸平庸的徒勞。這部作品不僅是一個商人的故事，更是一部關于“爵士時代”美國精神狀況的病理報告。

20世紀20年代的美國，正經歷著歷史上最為輝煌的“柯立芝繁榮”。第一次世界大戰嚴重削弱了歐洲列強，而遠離戰場的美國不僅毫發無損，反而從債務國一躍成為擁有世界黃金儲備一半的債權國。與此同時，第二次技術革命——汽車工業、電氣工業、房地產業——如野火般蔓延，推動著工業化、城市化的飛速發展。1920年，美國GDP躍居全球第一，整個國家沉浸在一片前所未有的樂觀與自信之中。

這種自信彌漫于社會的每一個毛孔。美國人堅信自己的國家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自己的制度是通往幸福的永久程式。他們甚至認為，美國文明代表著人類進步的頂峰，肩負著教導全世界的使命。在這種氛圍下，物質主義與享樂主義成為時代的主旋律。小汽車不再是奢侈品，而是每個家庭的“必備電器”；交通擁堵成為家常便飯，分期付款和超前消費改變了人們的消費習慣；廣告無孔不入，操縱著人們的欲望；高等教育和出國旅游成為中產階級的新寵。娛樂就是一切，享受就是生命——賺錢了不享受，賺錢干嘛呢？

那個時代的男男女女，都沉浸在一種近乎癲狂的逐夢熱情中。人人渴望賺大錢、發大財，渴望通過個人奮斗住進豪華別墅、開上高級轎車、出入上流社會的舞會。他們相信天道酬勤，相信自助者天助，相信社會遍地黃金，機會向所有人敞開——哪怕是窮小子，只要足夠努力，也能成為百萬富翁。這種“美國夢”的敘事，成為那個時代最強大的精神麻醉劑。

女人們也在發生著革命性的變化。她們走出家庭，在舞廳和酒吧里主動與陌生男人調笑。她們的裙邊向上、向上、再向上，大膽地挑逗追求者，絲毫不掩飾對金錢的喜愛。她們質疑愛情，拒絕婚姻和家庭的束縛，卻不拒絕男人的羨慕和追求。她們樂此不疲地應對眾多追求者，享受被簇擁的幸福、被嫉妒的快感，以及那些包圍她們的花言巧語。她們更傾向于讓男人們心甘情愿地臣服在自己腳下，把對方玩弄于股掌之間，自己卻毫不動情。這種游戲人生的態度，正是那個浮躁時代的縮影。

喬治·巴比特，就是這片浮華盛世中一個典型的“成功標本”。他所居住的澤尼斯市，是一個典型的一戰后發展起來的中西部工業城市。作為一名房地產商人，巴比特深諳生意之道，家境殷實，擁有賢惠的妻子和三個孩子。然而，他的富足生活卻刻板得令人窒息。他勤奮地為家庭掙取物質保障，他所使用和接觸的每一件私人物品——從西裝到雪茄，從汽車到住宅——都是徹底標準化的商品，精準地符合他所屬中產階級的身份標識。

他的生活被一套無形的社會時鐘精確控制著。每周六下午，他必須出現在有錢人的俱樂部里，與同階層的人們閑談、看電影、打橋牌。他們看的電影幾乎都是看了開頭就知道結尾的流水線產品。這種生活缺乏任何意外的驚喜，任何個人的創造，任何靈魂的悸動。巴比特的妻子麥拉善良而勤奮，是一個稱職的家庭主婦，但她無法滿足巴比特對激情的渴望。似水流年的平淡，讓巴比特感到窒息。

巴比特所處的社會，是一個將“歸屬感”推向極致的社會。一個人的社會地位用金錢和財產來衡量。只要你富有，你就受人敬慕，成為人人都想交往的對象。在這種情勢下，人人都挖空心思賺錢，而生意興隆被當作最佳捷徑。為了賺錢，商人們不惜將商業道德棄置一邊——賄賂、欺騙、威嚇、共謀，無所不用其極。追逐金錢的風氣導致拜金主義盛行，炫耀式消費成為常態。人們不僅要占有財富，還要竭盡全力顯示財富，因為物質炫耀是獲得他人尊敬的通行證。

在這種環境中，巴比特沒有別的選擇。他必須表現得像個“成功人士”：開某種品牌的汽車，住某種風格的房子，加入某個特定的俱樂部，談論某種流行的話題。他的思想、行為和價值觀必須嚴格遵循本階層的標準，順從群體成員的期望。個體的真正意志，就這樣被強大的環境壓力所壓抑，逐漸喪失了個性，淪為徹頭徹尾的“因循隨流者”。

在《巴比特》所描繪的世界里，金錢不僅僅是交換媒介，它已經成為社會的主宰，形成了一種無形的專制。真誠、真理、神圣等傳統價值退居次要地位，甚至被嘲笑為“不合時宜”。一個人的成敗，完全取決于他的銀行賬戶。你有錢，你就是“好人”；你沒錢，你就是“失敗者”。這種邏輯簡單、粗暴，卻為整個社會所信奉。

這種金錢專制導致了價值觀的全面顛倒。人們不再關心你是一個什么樣的人，只關心你擁有多少財富。友誼、愛情、婚姻都被標上了價格。巴比特周圍的人們，表面上彬彬有禮、親如一家，實際上彼此之間充滿了算計和攀比。他們羨慕別人的豪宅，嫉妒別人的新車，隨時準備在社交場上壓人一頭。一旦有人遭遇經濟挫折，那些昔日的“朋友”立刻露出幸災樂禍的真面目。

這種氛圍導致大多數中產階級陷入了扭曲的價值觀困境。他們渴求無節制的物質享受，并把這些當作生活的目的和價值。他們以為買下那棟更大的房子、那輛更貴的汽車，就能買來幸福和尊嚴。然而，當他們真正擁有這些之后，卻發現內心的空虛并未填補。他們只是陷入了更深的焦慮——擔心跟不上潮流，擔心被別人超越，擔心自己的財富縮水。這種永無止境的追逐，像一只看不見的輪子，驅趕著他們日復一日地奔跑，卻永遠無法抵達終點。

平庸的生活、平淡的婚姻、平凡的人生，使巴比特越來越無法忍受。他被一種莫名的渴求所折磨——他渴望激情，渴望不一樣的生活，渴望從標準化牢籠中逃脫。于是，他開始嘗試反叛。他到處旅行，隨意流浪，試圖體驗一種玩世不恭的生活方式。他接觸那些被主流社會排斥的人，嘗試那些被道德家指責的行為。他幻想能夠找到真正的自我，擺脫那套令人窒息的社交禮儀和商業規則。

然而，巴比特的叛逆很快就遭遇了冷酷的現實。他的行為與美國主流價值觀格格不入，社會各方開始冷落他。昔日的朋友疏遠他，商業伙伴懷疑他，就連家人也無法理解他。他發現自己根本無力承受被主流社會拋棄的代價——他需要那些商業合同，需要那些社交關系，需要那個讓他感到安全的“歸屬感”。在強大的標準化壓力面前，個體的反抗顯得如此渺小和無力。

最終，巴比特選擇了妥協。他放棄了那種玩世不恭的生活嘗試，重新回歸家庭，重新開啟他的商人生涯。他接受了平庸，接受了標準化，接受了那個“成功人士”的模具。故事的最后，巴比特略帶遺憾地將自己追求真正人生的希望，轉移到了兒子的身上。他幻想兒子能夠實現他未能實現的夢想，逃脫他未能逃脫的牢籠。然而，讀者不禁要問：兒子不也正在被同一套標準化機器所塑造嗎？

爵士時代的金錢狂歡與個體悲歌

巴比特的悲劇，不是一個人的悲劇，而是整個現代化進程中個體命運的縮影。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帶來了物質繁榮，也帶來了生活方式的標準化。機器化大生產的邏輯——效率、可復制性、標準化——從工廠車間蔓延到了社會生活。人們的生活方式被標準化：什么時候起床，什么時候上班，開什么車，住什么房，參加什么俱樂部，談論什么話題——一切都被無形地規定了。

人的角色也被標準化了。你是中產階級，你就應該像巴比特那樣生活；你是富人，你就應該像某些模式那樣炫耀；你是窮人，你就應該閉嘴。社會中每個階層都有自己的“正確模板”，偏離模板的人就會被視為異類。在這種巨大的同質化壓力下，個體逐漸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喪失了真實的欲望，喪失了反抗的勇氣。他們變成了徹頭徹尾的“巴比特”——穿著同樣的衣服，開著同樣的車，說著同樣的話，焦慮著同樣的焦慮。

更可怕的是，這種標準化是如此密不透風，以至于任何試圖“標新立異”的個人，都會發現自己的反抗牽扯到太多復雜的人和物。你換一種生活方式，你的商業伙伴可能不認你；你批評主流價值觀，你的社交圈可能排斥你；你試圖做真正的自己，你可能會失去一切。于是，大多數人選擇了順從，選擇了安享太平，選擇了在這些標準化的舒適中慢慢腐爛。而真正的自我，就在這永無止境的順從中被永遠地埋葬了。

辛克萊·劉易斯在《巴比特》中，以一種近乎殘酷的誠實，描繪了20世紀20年代美國盛世狂歡下的另一面——精神的平庸、價值的顛倒、個體的荒蕪。巴比特這個名字，已經成為英語中“庸俗自滿的市儈商人”的代名詞。一個世紀過去了，巴比特的靈魂并沒有消失。在每一個物質繁榮、消費主義盛行的時代，巴比特們都會重演他們的故事：拼命賺錢，拼命消費，拼命攀比，拼命融入，然后在內心里暗然神傷，感嘆“生活不該是這樣”。

《巴比特》的價值，在于它提醒我們：盛世狂歡之下，可能隱藏著精神的深淵；金錢統治的社會，可能使人性變得單薄而虛偽；標準化的生活，可能剝奪個體最珍貴的自由。巴比特最終回歸了平庸，但他的掙扎不是毫無意義的。那種對生活意義的追問，那種對枯燥現實的厭倦，那種試圖成為“另類”的勇氣——盡管以失敗告終——恰恰是人在物欲橫流的世界中保持最后一絲清醒的證明。

劉易斯沒有給巴比特安排一個英雄式的結局，因為真實的人生從來就不是英雄劇。他給了我們一面鏡子，讓我們在巴比特身上看到自己——看到自己在標準化牢籠中的掙扎，看到自己在金錢面前的卑躬屈膝，看到自己在盛世狂歡后的空虛。這面鏡子或許不能改變什么，但至少，它可以讓我們在變成另一個巴比特之前，有那么一瞬間，停下來問一問自己：我到底為什么而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