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軍統局總務處長、保密局云南站站長沈醉在《我的特務生涯·兔死狗烹》中回憶了毛人鳳對他說的一番話：“你去云南或臺灣當站長吧！這兩個地方由你選擇，當然，若去其他省也行。不過，這兩個地方很重要，我相信你能在那里大顯身手。”

毛人鳳之所以把總務處長沈醉從保密局本部踢出去，在沈醉看來是兔死狗烹——沈醉幫助毛人鳳給鄭介民挖坑下套，弄得鄭介民丟了“保密局局長”的兼職，然后就像《葫蘆僧判斷葫蘆案》中那個給賈雨村出餿主意的門子一樣，被“遠遠地充發”。

沈醉在母親的建議下，選擇了“四季如春”的云南，然后就被盧漢在起義之后扣押，直到1960年才獲得特赦，于是有人認為沈醉選擇云南而不選擇臺灣是一個錯誤，還說沈醉到了臺灣，或許能像谷正文一樣被蔣家父子和毛人鳳重用，甚至抓捕吳石將軍的那群特務，也有可能是沈醉帶隊的。

沈醉追隨毛人鳳聯手給鄭介民挖坑，完全是不智之舉，因為沈醉既非黃埔畢業，也非祖籍浙江，當局長的可能性幾乎為零，他介入毛人鳳與鄭介民的權力之爭，純屬自不量力——神仙打架小鬼遭殃，鄭介民或許拿毛人鳳沒轍，收拾你個少將處長，那還不是小菜一碟？

沈醉在回憶錄中承認，他是有野心跟毛人鳳爭奪局長寶座的：“我還有個不可告人的想法，那就是認為毛人鳳不是黃埔軍校畢業的，資歷又淺，只要他能掌權，今后，我就有取代他的可能。我雖不是黃埔畢業的，但在軍統的資格比毛人鳳老，戴笠活著的時候，不是就一直在培養我嗎？”

沈醉并沒有說錯，毛人鳳是黃埔四期生，但卻不是黃埔畢業生——他從小身體不好，在黃埔軍校不適應艱苦訓練，終于“因病休學”，而且病愈后并沒有回校完成學業，頂多算個“肄業生”。

沈醉可能忘了最重要的一點——毛人鳳雖然沒畢業，但畢竟進過黃埔，而且毛人鳳是浙江江山縣人，跟戴笠是真同鄉（據說有親戚），跟老蔣也是“大同鄉”——他們先是浙江人，再細分才是江山人和奉化人，沈醉也承認自己在學業和籍貫方面有劣勢：“我既不是浙江人，又不是黃埔學生，如果不是戴笠一手提拔，我這個初中尚未畢業的青年怎能爬到如此高位？”

如果說毛人鳳只能算半個黃埔生，那么沈醉連半個黃埔生都算不上，鄭介民是黃埔二期的，戴笠和唐縱都是黃埔六期的，按資歷來算，沈醉能當處長、站長就已經頂了天花板，競爭局長之位，還不如徐遠舉有優勢——徐遠舉雖然是在武漢分校學習，但畢竟也算黃埔七期的。

軍統“保密局”的少將，要么是黃埔畢業，要么曾留學莫斯科（如吳景中、謝力公、程一鳴），只有周養浩等少數人例外，但周養浩是正經上過大學的，學歷也不是沈醉能比的。

二三十歲的少將特務心比天高是很正常的，沈醉還真不算最囂張的，但老蔣就是再糊涂，也不會把他最倚重的特務組織交給一個初中沒畢業的“毛頭小伙子”，所以沈醉在權衡之下，也只能接受被踢出本部的命運，事實證明，老蔣只是把沈醉當打手使用，對毛人鳳將沈醉“發配云南”半點都不反對，甚至還很贊同。

沈醉回憶：“各省站站長集中不到一個月，蔣介石就接見了我們。他一一點名后，就用十分親切的口吻勉勵我們，讓我們不要辜負他和戴笠對我們這些老同志的培養和愛護，并指示我們上任之后，主要是搞好情報工作，盡力破壞中共在各省的地下組織和其所領導的地方武裝。”

沈醉離開南京去昆明，在昆明期間，還一度想毒死毛人鳳：“自毛人鳳來昆明后我就準備好了的兩包毒藥。一包是國外進口的，無臭無味，只要在茶水或飯菜里每天放耳勺那么一點，連放三天，半月后，他就必死無疑。另一包是少數民族配制的一種土藥，無味，呈褐色，只要把它拌在菜或面條里，就看不出來了，這種藥吃后，半年才發作。”

沈醉在軍統臨澧特訓班當過行動術教官，對毒藥有一些了解，但他并非軍統毒手藥王，他想毒死毛人鳳而不被其他特務檢驗出來，那顯然是不可能的。

沈醉說他是為了“顧全大局”而放棄了投毒的想法，然后在毛人鳳離開前又后悔了，這樣優柔寡斷，跟以“忍等狠”著稱的毛人鳳斗，不輸才怪呢。

沈醉之所以在毛人鳳給出云南、臺灣兩個地方任其選擇的時候選擇云南，還是戰略眼光不夠長遠，這就給讀者諸君留下了想象的空間：如果他不選擇云南而選擇臺灣，是不是比那個臭名昭著的谷正文“混得好”、地位高？

谷正文在逃往臺灣前，軍職并不高， 只是個“華北工作區北平特種工作組上校組長”，逃到臺灣后，也沒能在任何一個站當站長，而是吃了半年黃豆。

谷正文在回憶錄中說他們那個“地下保密局（當時老蔣下野，保密局弄了個地上地下，表面上的局長為徐志道）”根本就上不得臺面，也沒有經費——所謂的沒經費，指的是逃到臺灣的中小特務沒錢花，毛人鳳那樣的大特務還是手頭寬綽的。

谷正文回憶，他們是在1949年8月破獲“光明報案”后才拿到第一筆經費：“總裁大悅，毛人鳳不但臉上有光，當他從官邸報告回來的時候，雙手還抱了三十萬獎金，那年的三十萬，數目大得可以叫人兩眼發直。其中十萬是破案獎金，二十萬是保密局遷臺后第一筆經費。”

谷正文用的紀年方式與我們不同，所以還是換算成公歷。1949年1月21日老蔣下野，原保密局被代總統李宗仁大幅裁撤，只保留了一個七十五人的小型保密局，而毛人鳳領著三千多骨干特務組成了谷正文所說的“地下保密局”，因為原先的“國防部保密局”大印已經移交給徐志道，毛人鳳只好用舊銅找人刻了一個新的，這枚新大印一直用到老蔣“復出視事”。

連大印都是自己刻的，公開的經費補款自然沒有：“從二月至八月整整半年期間，我們三千多人沒有薪水，每個月僅由會計室依同僚的家眷數分發適量的白米及少量的黃豆，每日三餐，就這樣白米飯配腌黃豆過下來了。有了二十萬工作經費，同僚們才終于又有薪水可領。”

谷正文等“外來戶”過得很窘迫，但已經就任保密局臺灣站站長的林頂立的日子卻很滋潤，不但占據了原日本海軍情報部的樓房為住宅，他生活的奢華，讓谷正文都大為吃驚：“林頂立如何成為這棟房子的主人，我并不清楚，我依約抵達林頂立家中，一進門，客廳里已經滿滿一桌子酒菜等在那兒了。這個人講話夸張，連桌上的酒菜也顯得過于排場，不過才兩個人（我和林頂立兩人用餐），桌上卻擺了十幾道菜肴，開席不到三十分鐘，他已經喝了三瓶特級清酒。”

一面是美酒佳肴，一面是米飯黃豆，同樣是保密局特務，谷正文的生活水平跟林頂立相比，一個在地下，一個在天上——林頂立是公開的站長，而谷正文只是個還沒有見光的上校。

林頂立的賺錢水平，比沈醉差遠了，如果沈醉當了臺灣站長，那日子過得肯定比林頂立還奢侈，谷正文連給他提鞋都不配。

沈醉在云南當站長期間，也沒少撈錢：他開磚廠、種杉樹，拿商人的“孝敬” ，賺得一點都不比當總務處長少。

別看沈醉在戰犯管理所表現得比較積極，他被抓之前，也稱得上老蔣手上的一把屠刀，抓人殺人的事情也沒少干，他自己也承認：“我在昆明一次抓過四百多人，秘密殺掉幾個我認為是企圖打進云南省站的參訓班的學生。”

沈醉積極改造，屬于上什么山唱什么歌，如果他當初沒有選擇去云南而是去了臺灣，軍銜和地位肯定會高于谷正文，至于他在面對吳石中將的時候，會不會表現得比谷正文更兇殘狡詐，讀者諸君想必都心中有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