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一次讀書會 —

《巫蠱：中國文化的歷史暗流》

2026年4月22日晚，北京師范大學社會學院民俗學專業舉辦第十一次碩士和博士研究生線上讀書會。本次讀書會圍繞鄧啟耀所著的《巫蠱：中國文化的歷史暗流》一書展開。張明慧同學擔任主講人，楊靜同學擔任主持人，艾莉婭同學、郭麗佳同學與顧展鵬同學擔任評議人。民俗學專業多名碩博生共同參與研討。

一、領讀分享

首先，張明慧同學從本書的核心理論框架切入，闡釋了巫蠱作為中國文化歷史暗流的研究邏輯起點。她指出，作者在書中明確提出，巫蠱并非前現代社會遺留的封建迷信，而是在中國社會長時段發展進程中被不斷建構的文化實踐。民間信仰、權力運作與集體心理，在作者的視野中均是歷史建構的產物。在此基礎上，她進一步梳理了本書的核心論斷：巫蠱絕非僅為民間社會應對未知世界的精神寄托，其本質是一套實現權力傾斜的運作機制，通過污名標簽賦值、群體邊界劃分與社會性排斥，完成社會權力結構的再生產。就民俗學研究而言，作者將巫蠱文化視作宮廷政治與民間日常生活互動的核心機制，反對將其簡單化約為落后的信仰殘余。

圍繞巫蠱的民俗實踐形態與社會表征體系，張明慧同學結合書中田野案例，系統分析了巫蠱信仰的具體實踐邏輯與身體污名的生成機制。書中打破了“巫”與“蠱”的傳統概念分野，明確二者在民間觀念與實踐中深度綁定，其核心屬性是可被人為操控的超自然技術，核心社會功能是為日常生活中的各類不幸事件提供可歸因的行動載體，這一界定也將巫蠱與一般性的超自然信仰作出了本質區分。民間巫蠱基于制作方式、功能屬性形成了完整的分類體系，背后折射出基層民眾對世界的底層認知邏輯。值得重點關注的是，民間巫蠱指控高度集中于女性群體，這一現象根植于男權社會“女性不潔”的文化偏見，女性作為村寨社群中的外來者與權力結構中的弱勢群體，天然成為社會矛盾轉嫁的替罪羊。書中瀘沽湖摩梭村寨的田野案例顯示，被指認“有蠱”的家庭會遭受全村世代性的社會孤立，污名具有鮮明的代際傳遞特征。而傣族村寨中被污蔑為“琵琶鬼”的女性，在污名的內化中徹底喪失自證的勇氣。這些鮮活的案例深刻揭示，巫蠱污名的規訓力足以穿透行政權力與現代教育體系，成為底層社會中難以撼動的剛性約束，甚至引發社會性孤立、身體迫害乃至自殺等極端后果。民間巫蠱敘事已形成穩定的文化母題，其核心社會功能是完成社群內部“自我/他者”的邊界劃分；而由診斷、治療、預防三重環節構成的解咒體系，則形成了民間社會應對巫蠱恐慌的完整實踐閉環。

在巫蠱的權力運作邏輯與符號建構機制層面，張明慧同學指出，巫蠱文化之所以能在中國社會形成跨越千年的社會穿透力，核心在于權力體系對信仰符號的系統性操控，由此也形成了巫蠱與權力深度綁定的多重建構形態。具體而言，其一，宮廷巫蠱的政治工具化。漢武帝時期的“巫蠱之禍”，是巫蠱成為皇權斗爭工具的典型代表，掌權者以巫蠱之名行清除政敵之實，釀成了波及數萬人的政治慘案。后世宮廷政治中的厭勝之術、軍事行動中的詛軍儀式，均延續了這一邏輯，巫蠱由此成為傳統權力斗爭中成本極低、殺傷力極強的政治武器。其二，民間社會的污名化權力再生產。在基層社群中，巫蠱標簽成為實現群體排斥、資源爭奪的工具，社群內部的結構性矛盾與集體焦慮，通過巫蠱指控被系統性地轉嫁至邊緣群體，最終形成并強化了社會層面的結構性壓迫。其三，群體性迷亂的生成與擴散。本書創新性地將精神醫學領域的“意識狀態”概念拓展至群體層面，指出社會轉型期的集體焦慮極易催生群體性癔癥，而社會性的巫蠱恐慌，本質上正是社會結構失衡與心態失序的外在表征。其四，巫蠱標簽的雙向性使用。巫蠱并非僅為掌權者實施社會控制的單向工具，邊緣群體也會主動認領“放蠱者”的身份標簽，以此為自身構建起具有威懾力的保護屏障，這一過程也形成了權力博弈的雙向互動。總體而言，圍繞巫蠱展開的符號建構與權力博弈，深刻折射出傳統中國社會中，階層、性別、族群之間圍繞話語權展開爭奪的復雜社會圖景。

最后，張明慧同學梳理了巫蠱文化的當代轉型路徑，并闡釋了其為民俗學研究帶來的范式拓展。從網絡施法、玄學消費到都市日常中的儀式化實踐，傳統巫蠱信仰在數字時代完成了形態重塑，演變為全新的“賽博巫術”，其傳播載體、實踐邏輯與社會功能均完成了現代轉型。這一過程清晰地表明，巫蠱文化并未隨著現代科學的普及而消亡，反而以全新的形態深度嵌入現代日常生活。這一發現也為民俗學研究打開了全新的場域，推動傳統信仰研究的視野，從鄉土社會拓展至數字時代的活態民俗考察體系之中。

二、對話與討論

艾莉婭同學結合張明慧同學的分享指出，文化并非獨立于個體身心健康的外部環境，而是深度滲透于健康認知、心理調適、軀體反應與社會適應全過程的核心變量。鄧啟耀先生堅守民俗學參與式觀察的核心方法，以西南少數民族巫蠱民俗為田野切入點，具象化呈現了文化影響個體身心健康的完整路徑。她認為，巫蠱民俗構建的認知體系具有鮮明的雙向性：消極層面，污名化標簽引發文化性應激反應，群體性排斥轉化為持續性心理創傷，最終形成心理到軀體的惡性循環。積極層面，除蠱祭祀、祈福等儀式化實踐為民眾提供了負面情緒的規范宣泄出口，成為特定文化語境下個體維系身心平衡的重要載體。她指出，書中的當代案例也極具現實觀照價值，既呈現了民俗身心調適功能的現代世俗化轉化，也揭示了其異化衍生的身心與社會雙重危害。其核心學術價值在于，以巫蠱這一隱性民俗為樣本，推動民俗學與醫學人類學、文化心理學的跨學科融合，突破了傳統民俗研究重形態描述的局限，深刻揭示了民俗對個體與社會的深層作用，為民俗學研究開辟了全新的學術方向。

郭麗佳同學認為，本書的民俗學啟發性在于，它將巫蠱從傳統的迷信獵奇領域，擴展至宮廷斗爭、民間規訓、網絡實踐等政治日常生活，同時兼顧自上而下的“權”與自下而上的“俗”。研究必須超越精英政治和底層民俗的二元框架，既要關注巫蠱符號在權力結構中的生成，也要關注其在日常生活中的接受、改造與抵抗，這與民俗學的日常生活視角高度契合。這種視角下的巫蠱文化是權力運作與日常生活互動的機制，文化墮距讓巫蠱在傳統與現代間形成張力，既揭示社會壓迫與差異，也呈現群體調適與共生。郭麗佳同學還就巫蠱與性別權力討論了傳統中國的社會秩序，指出巫蠱成為男權社會轉嫁矛盾、壓迫女性的工具，當代則轉為個體情緒宣泄的載體，這一轉變是社會權力與群體心理的深刻變革。

顧展鵬同學指出了巫蠱文化和一系列邊緣群體、歷史記憶的建構本質。他認為，書中指出巫蠱標簽并非自然形成，而是通過群體敘事、污名傳遞、權力操控被建構出來，這些信仰實踐在凝聚群體共識的同時也制造了社會邊界。傳統社會的巫蠱指控主要局限于女性、外來者、底層民眾等邊緣群體，精英階層被排除在外，污名化并非全民性的。這一系列現象啟發我們反思何謂民間信仰，有多大一部分是被權力和敘事所塑造的集體記憶。最后，當我們把視野拉回當下，我們的各種社會標簽與身份認同又有多少是被儀式和符號不斷塑造的，這一思考為民俗學研究提供了全新視角。

三、結語

本次讀書會圍繞《巫蠱：中國文化的歷史暗流》一書展開交流，同學們從研究框架、權力運作、文化過程與建構思維等維度，回顧了書中描述的各種民俗、社會現象，并對其中體現的民俗學研究方法和研究視野展開討論。

北京師范大學社會學院民俗學學科將繼續通過此類讀書會，搭建開放、思辨的研究生學術交流平臺，敬請期待后續系列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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