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少將呂仁禮曾經寫過一篇《回憶高臺戰斗》的回憶文章。
作為那場慘烈的高臺保衛戰的親歷者、幸存者,呂仁禮(時任紅五軍騎兵團團長)在這篇文章當中,對于高臺保衛戰時董振堂軍長的情況有較多的介紹。
1936 年10 月,紅軍三大主力在甘肅會寧勝利會師后,呂仁禮所在的紅五軍(前身為紅五軍團,由寧都起義的國民革命軍第26路軍改編而來,時任軍長是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是楊克明)奉命西渡黃河,編入西路軍序列,肩負起打通國際通道、接應蘇聯援助的歷史使命。
紅五軍從景泰出發,轉戰大靖、土門,繞過武威,于 12 月初進駐山丹縣城。在山丹與馬家軍的拉鋸戰中,呂仁禮臨危受命擔任騎兵團團長,率領三百余名騎兵戰士擔負警戒與機動任務。
12月30日,根據西路軍總部命令,董振堂軍長率領紅五軍主力——39 團、45 團、騎兵團兩個連及軍部特務營共2800余人,連夜從臨澤奔襲高臺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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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臺地處河西走廊的蜂腰地帶,南靠祁連山,北臨黑河,城墻高約10米,東西兩個城門筑有堅固碉堡,是西路軍西進的咽喉要地。當時駐守縣城的國民黨地方武裝及民團共千余人,紅五軍趁著夜色發起突襲,經過一小時的激戰,于1937 年元旦凌晨成功拿下高臺,俘敵五百余人,部分民團接受紅軍改編,其余殘敵向西逃竄。
占領高臺的第三天,馬家軍就迅速調集兩萬余兵力包圍縣城,馬家軍主力屯于城西,其余兵力部署在東、南兩面,企圖切斷與外面的聯系。
馬家軍先用小股部隊進行試探性進攻,隨后發起連續沖鋒,高臺城墻下很快堆滿了敵人的尸體,但敵人憑借兵力和火力的優勢,仍源源不斷地增兵施壓。
更加嚴峻的是,此時紅五軍與西路軍總部的聯系徹底中斷。軍部唯一的一部無線電臺也被政委黃超(此人系張國燾的死黨)留在了臨澤,董軍長雖多次派出人員化裝出城送信,均一去不返。
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畢業的董振堂軍長軍事素養極深,他當然非常清楚孤城難守,內無糧草、外無援軍,若拖延下去必遭覆滅。
1937年1月6 日,董軍長召集營以上干部會議,果斷下達突圍命令:“現在敵我力量懸殊,死守就是坐以待斃,必須趁敵人包圍圈尚未完全合攏,從北門突圍,渡過黑河向臨澤靠攏!”
呂仁禮當即率領騎兵團戰士在北城墻文廟附近開挖突圍通道,戰士們冒著嚴寒連夜作業,在城墻根部鑿出一個高2米、寬1米的大洞,為了不被敵人察覺,特意留了一層薄土,只需用力一推便可打通。黑河河面已結冰,過了河就是北山,那里地形復雜,便于部隊隱蔽轉移。
一切準備就緒,就等夜幕降臨發起突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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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在這時,紅五軍政委黃超從臨澤派來的便衣通訊員送來一封急信。
董軍長在軍部駐地天主教堂緊急召集干部會議,當場宣讀了信件:“總部命令,高臺是打通國際路線的重要軍事據點,戰略地位至關重要,務必堅守待援,不得擅自突圍。”
在當時紅軍部隊的體制內,政治委員是擁有最后決定權的,作為軍事主官的董軍長也無可奈何。
這里需要特別指出來的是,在寧都起義棄暗投明的董振堂軍長,雖然入黨的時間并不算長,但他的黨性卻非常強。
沉默片刻后,董軍長堅定地說:“既然是命令,我們就必須執行。誓與高臺共存亡!”
呂仁禮回到騎兵團后,向戰士們傳達了死守的命令,全體指戰員齊聲高呼:“人在陣地在!與高臺共存亡!” 隨后,他們忍痛封堵了北城墻的突圍洞口,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必死信念,全身心地投入到慘烈的高臺保衛戰中。
后來呂仁禮才知道,西路軍總部的原始命令是 “在高臺、臨澤地區集結,暫時勿再西進”,并非要求死守。
當時總部并不知曉高臺的危急處境,直到截獲馬家軍電報后才派騎兵師增援,但這支僅有五百余人的部隊在途中遭敵重圍,全體將士壯烈犧牲,未能抵達高臺。
而黃超政委的這道死守命令,最終讓紅五軍錯失了唯一的突圍機會。
據官修的《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記載:
(一月)二十日,敵傾全力攻城,炮火猛烈,部隊遭到嚴重傷亡,但全體指戰員依然前仆后繼,浴血苦戰。敵人每次攀上城頭,都被大刀刺刀砍戳下去。不少傷員扭住敵人跳下城墻,與敵同歸于盡。后因收編的民團叛變,打開城門接應,敵乃突入城內。
五軍當即與敵逐街逐屋展開爭奪,子彈、手榴彈打完,便以大刀、刺刀、石頭搏斗,刀刃卷缺,石頭打盡,便用拳打、口咬。這樣苦戰十余小時,終因敵眾我寡,并與主力聯系被切斷,陷于力竭援絕的境地。
軍長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楊克明、十三師師長葉崇本、參謀長劉培基以下三千余人大部壯烈犧牲,一部突圍出來進入南山的部隊,又被反動地方武裝殘害。
當董振堂軍長犧牲的消息傳來,黨中央在延安寶塔山下舉行了追悼會。在追悼會上,毛澤東主席深情地評價董振堂:“他是個好同志,是一個堅決革命的同志……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我們的革命隊伍就是需要這樣的同志……”
2009年9月,新中國成立六十周年之際,董振堂被中央宣傳部、中央組織部等11個部門評選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
最后,附上開國少將呂仁禮的簡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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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仁禮(1916-2011)安徽六安人,1930年參加紅軍,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紅軍連政治指導員、營長,時任西路軍紅五軍騎兵團長。后歷任抗大區隊長,山西決死縱隊副團長、團長,第三軍九師副師長,蘭州軍區炮兵第十五師師長。1960年被授予少將軍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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