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萬字文揭批西方布局對華認知戰，闡述中國破局之道

編者按：“認知戰的本質在于通過改變他國社會的自我意識、世界觀和價值觀，破壞其國家根基，使其人民失去主導思想和共同意志。”近日，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陽）院長、全球領導力學院院長王文與人大重陽副研究員丁壯在《智庫理論與實踐》2026年第2期發表論文《大國博弈中的認知戰：西方對華戰略布局與中國自主體系構建》指出，唯有將認知安全置于國家戰略的核心位置，才能在大國競爭中掌握主動權，塑造有利于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現將全文發布如下： （全文約13800字，預計閱讀時間3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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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引言

當今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大國博弈的形態隨之發生根本性變化。傳統以軍事、科技、經濟等硬實力為核心的對抗模式，正逐步向以信息、觀念、價值觀為主體的認知域深度轉移。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持續提升和國際影響力的不斷擴大，引發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戰略焦慮，它們對華競爭的策略工具愈發倚重軟性顛覆與認知操控。

近年來，美國在全球范圍內推動思想滲透、塑造他國認知甚至陰謀顛覆他國政權的活動不斷曝光，其策略與手段在針對委內瑞拉的行動中體現得尤為典型。美國長期對委內瑞拉實施經濟制裁，進一步加劇委內瑞拉因內部政策失當引發的經濟危機，同步以操控國際媒體敘事、資助反對派輿論機構、放大社會矛盾議題等一系列認知域操作，瓦解委內瑞拉民眾對政府的信任，配合軍事突襲，推動政權更迭。這深刻揭示認知戰不再是傳統軍事行動的輔助手段，已發展為具備長期性、滲透性與體系性的戰略工具，其影響遠比傳統對抗更為深遠和隱蔽。

認知戰的本質在于通過改變他國社會的自我意識、世界觀和價值觀，破壞其國家根基，使其人民失去主導思想和共同意志。西方對華認知戰往往通過概念生產、敘事操控、文化滲透等看似“非暴力”手段，潛移默化地影響目標受眾的認知和情感。例如，將經濟、科技領域的競爭意識形態化，虛構“民主與專制”的二元對立敘事；利用其在國際傳播中的優勢地位，對中國內政外交進行污名化，將“一帶一路”倡議歪曲為“債務陷阱”。這種攻擊往往呈現多維度、技術驅動的特征，利用深度偽造、算法推薦等技術實現精準推送，滲透力極強。

因此，加快構建攻防一體的認知作戰體系，全面提升國際話語權，已成為亟待破解的重大時代課題。這不僅關乎應對當前全球性挑戰，更關乎在百年變局中把握戰略主動權，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筑牢思想防線。

02

認知戰的演進脈絡與戰略定位

2.1 認知戰的形態演進與特征

(1)認知戰的形態演進

認知戰并非憑空出現，而是戰爭形態隨著科技發展和社會變遷不斷演進的產物。其思想源頭可以追溯到古代兵法中的“攻心為上”，而現代意義上的認知戰發展則經歷了從心理戰、信息戰到認知戰的演進過程。心理戰主要側重于通過宣傳、鼓動等手段影響敵方士氣，瓦解其戰斗意志。信息戰則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將戰場擴展到信息空間，通過控制信息流來奪取信息優勢。

進入21世紀，特別是隨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的普及，戰爭形態進一步向混合戰爭演變，認知戰應運而生。2017年，美國空軍參謀長首次提出“認知戰”概念，北約將其視為繼陸、海、空、天、網之后的“第六維戰略疆域”。認知戰將人的大腦作為主要作戰空間，其目標是影響、保護或破壞個人和群體的認知，進而改變其態度和行為，最終獲得戰略優勢。它融合了心理戰、信息戰、網絡戰和輿論戰等多種作戰形式，形成了一種綜合性、跨領域的全新戰爭形態，其復雜性和影響力遠超以往。

(2)認知戰特征

認知戰具有區別于傳統戰爭的鮮明特征。首先是隱蔽性與非暴力性。認知戰通常不直接使用物理暴力，而是通過信息、敘事和文化等軟性手段，潛移默化地影響目標受眾。其攻擊行為往往隱藏在看似客觀中立的信息、文化產品或學術交流之中，難以被察覺和溯源，使得防御方常常處于被動地位。

其次是滲透性與系統性。認知戰的攻擊目標是人的思想和觀念，其影響可以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從政治、經濟到文化、教育，無所不包。通過系統性地構建敘事框架、操控議程設置，形成全方位的認知攻勢，對社會進行“格式化”重塑。

最后是長效性與累積性。認知戰的效果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過長期、持續的信息灌輸和觀念滲透，逐步塑造受眾的思維習慣和價值觀。其影響具有累積效應，一旦爆發沖突或危機，平時塑造的認知基礎便會轉化為巨大的戰略優勢。

當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認知戰實踐中，呈現將心理學、傳播學、社會學理論與數字技術深度融合的新特點。他們運用心理學理論，精準把握和利用人類固有的認知偏差，如確認偏誤、情感啟發、標簽效應等，來設計和傳播信息，以達到“攻心”的目的。同時，精心構建敘事框架，搶占“首映效應”的先機，通過強勢敘事和迅速發聲來壓制對手，形成話語主導權。人工智能、大數據、算法推薦等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為認知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強大工具。通過大數據分析用戶畫像，可以實現信息的精準推送和個性化定制；通過社交機器人和深度偽造技術，可以大規模制造和傳播虛假信息，操縱輿論；通過算法推薦，可以構建“信息繭房”，固化用戶的既有觀念，從而實現對目標群體認知的精準塑造和高效干預。

2.2 認知戰在大國博弈中的戰略定位

隨著大國博弈向認知域的深化，認知空間作為繼陸、海、空、天、網之后的“第六維戰略疆域”，其國家安全意涵日益凸顯。在數字時代，認知域已從人類的心理學和語言學領域，擴展到由計算機算法和數據結構構成的全新數字空間，這個空間并非中立，而是具有國家屬性，是未來各國爭奪的新領域。美國社會學家本杰明?布拉頓（Benjamin Bratton）甚至提出了“領云”的概念，認為由數據、算法、平臺構成的云端也是主權的領域，需要國家主權權力的介入。這意味著認知域的爭奪直接關系到國家主權的完整與安全。一個國家如果不能在認知域建立起自主的算法系統、數據結構和操作系統，就等于將自身的精神文化領域置于他人的控制之下，面臨著被“精神殖民”的巨大風險。因此，捍衛認知主權已成為維護國家安全的戰略要務。

認知戰與“顏色革命”、意識形態顛覆之間存在緊密的內在邏輯關聯，甚至可以說，認知戰是實現后兩者的主要手段和前置條件。歷史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通過“和平演變”戰略，成功顛覆了蘇聯等社會主義政權，其核心是通過思想滲透和文化輸出，瓦解目標國家的意識形態根基。

在當代，認知戰的手法更加隱蔽和系統化，通過系統性地抹黑和歪曲目標國家的歷史、文化和價值觀，制造社會不滿和對立情緒；通過扶持和培養親西方的“意見領袖”和“公民社會”組織，建立內部顛覆力量；通過制造和傳播虛假信息，煽動民眾情緒，為街頭政治和暴力活動提供借口。認知戰最終目的是通過改變目標國家人民的認知，動搖其政權合法性，最終實現政權更迭和制度顛覆。因此，認知戰是“顏色革命”的催化劑和放大器，是意識形態斗爭在信息時代的新形態。

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西方對華戰略經歷了從“硬遏制”到“軟重塑”的深刻轉型，這一轉型在認知域的映射尤為明顯。在改革開放初期，西方國家曾試圖通過接觸和合作，將中國納入其主導的國際體系，并期望通過經濟自由化來推動中國的政治變革。然而，隨著中國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并取得巨大成功，中國龐大的經濟體量和在全球產業鏈中的重要地位，使得直接的軍事和經濟“硬遏制”代價高昂且難以奏效。

因此，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愈發重視通過認知戰進行“軟重塑”，意圖通過操控國際輿論，將中國塑造為“現行國際秩序的挑戰者”，拉攏盟友對中國進行戰略圍堵。同時，通過文化滲透和價值觀輸出，試圖在中國社會內部制造思想混亂和認同危機，削弱中國的內生凝聚力和發展動力。這種對抗的戰略轉型，標志著大國博弈的焦點已逐步轉向認知域。

2.3 認知主權：國家主權在認知域的自然延伸

認知主權與文化主權、話語權三者之間構成一體化、相互支撐的關系。文化主權是認知主權的基礎，它強調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的獨立性與自主性。如果一個國家的文化主權受到侵蝕，其國民的文化認同和價值觀就會發生動搖，從而為外部認知操控打開方便之門。話語權則是認知主權的具體體現和實現途徑。掌握話語權，意味著能夠定義核心概念、主導敘事走向，從而塑造對自身有利的認知環境。反之，如果話語權旁落，就會陷入“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困境，只能被動接受他人設定的敘事框架，最終導致認知主權的喪失。因此，捍衛認知主權，必須同時捍衛文化主權和爭奪話語權，三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在當前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的背景下，構建認知主權具有前所未有的緊迫性。長期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憑借其強大的經濟、軍事和文化實力，在全球知識生產和信息傳播中占據主導地位，形成“西方中心論”的話語霸權。這種霸權進一步體現在對全球議程的設置和對歷史事件的解釋權上。發展中國家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處于“理論依附”和“概念失語”的狀態，其發展實踐和價值觀難以在國際舞臺上得到有效表達和認可。這種局面如果不能得到根本改變，就有可能導致價值觀依附的后果，即國民在思想觀念上自覺或不自覺地認同和接受西方價值觀和制度模式，從而喪失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因此，加快構建自主的知識體系和話語體系，確立基于自身文明和實踐的認知主體性，是維護國家長遠安全的根本之策。

03

西方對華認知戰的戰略布局與實踐形態

3.1 概念侵蝕：元概念的爭奪與話語困境

西方對華認知戰的首要策略，是對“民主”“人權”等具有普遍價值的元概念進行意識形態化包裝，并賦予其單向度的、符合自身利益的定義。將自身基于特定歷史文化和社會條件形成的政治制度和發展模式，絕對化、普世化為“民主”的唯一標準，任何不符合這一標準的政治實踐，都被貼上“威權”“專制”等標簽。這種對元概念的單向度定義，完全無視不同國家在歷史、文化、國情上的巨大差異，否定了民主實現形式的多樣性。例如，中國在實踐中探索出“全過程人民民主”，強調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相結合，過程民主與成果民主相統一，是一種更真實、更廣泛、更管用的民主形式。然而，在西方主導的敘事體系中，這一概念要么被刻意忽視，要么被歪曲解讀，其根本目的是要壟斷對“民主”的定義權和解釋權，從而在國際輿論場上對中國的政治制度進行攻擊。同樣地，“自由”被狹隘地定義為個人權利的絕對化，而忽視了集體安全和社會秩序的重要性；“人權”則被政治化、工具化，成為干涉他國內政、推行自身戰略利益的借口。這種概念侵蝕，使得國際話語體系中的核心概念被嚴重“污染”。

長期以來，我國的學術理論創新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西方的理論框架和分析范式。許多學者在研究中國問題時，習慣于使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論進行闡釋，缺乏基于中國實踐和中華文明的原創性理論貢獻。這種路徑依賴使得我國的學術話語體系難以擺脫“西方中心論”的窠臼，導致我國在國際學術對話中常常處于被動地位。當西方國家拋出“銳實力”“債務陷阱”等帶有明顯偏見和預設的概念時，我國往往只能被動地進行回應和辯解，而無法主動地設置議程、提出能夠引領國際討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這種概念失語的狀況，不僅削弱了我國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的能力，更在深層次影響了我國對自身發展道路的理論總結和升華。

要打破這一困境，必須立足中國實踐，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智慧，提出一系列能夠準確闡釋中國道路、中國制度、中國理論、中國文化的標識性概念，如“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同富?！薄爸袊浆F代化”等，并推動這些概念成為國際社會的公共產品，逐步改變國際話語體系的權力結構，掌握話語主動權。

3.2 敘事操控：雙重標準與污名化策略

敘事操控是西方對華認知戰的核心手段之一，其典型表現是對“中國威脅論”的持續建構。從“經濟威脅”“軍事威脅”到“制度威脅”“科技威脅”，西方媒體和智庫不斷制造和傳播各種版本的“中國威脅論”，試圖在全球受眾中建立起對中國的負面認知和恐懼心理，通過選擇性地使用數據、歪曲事實、夸大其詞等方式，將中國的正常發展和合理訴求描繪成對現有國際秩序的挑戰。例如，中國在非洲等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和援助，被污蔑為“新殖民主義”和設置“債務陷阱”；中國正常的國防現代化建設，被渲染為“軍事擴張”和“改變現狀”。這種污名化敘事不僅損害了中國的國際形象，也毒化了國際關系氛圍，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遏制中國發展”、構建“反華聯盟”提供了輿論基礎。

除了宏觀“中國威脅論”敘事建構，西方對華認知戰還深入到對中國具體治理行為的污名化攻擊中。近年來，中國在教育、科技、數字治理等領域，推出了一系列旨在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保障人民福祉的重大舉措，如“雙減”政策、平臺經濟反壟斷、數據安全治理等。這些政策在國內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取得了顯著成效。然而，在西方主導的輿論場中，這些積極的治理行為卻常常被負面解讀和污名化。例如，中國的“雙減”政策，旨在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促進教育公平和青少年健康成長，卻被西方媒體歪曲為“政府加強對教育的控制”“扼殺創新”“加劇社會不平等”等。中國的網絡治理措施，旨在打擊網絡犯罪、保護個人信息、維護清朗的網絡空間，卻被貼上“限制言論自由”“數字威權主義”等標簽。這種污名化策略的實質，是否定中國治理模式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借此攻擊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

面對這種污名化攻勢，我國必須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積極、主動地向世界闡釋中國政策的出發點和實際效果，用生動的事實和詳實的數據，打破西方國家的敘事壟斷。

3.3 文化滲透：歷史虛無主義與價值觀重塑

文化滲透是西方對華認知戰的深層次手段，其目標是通過潛移默化的手段，影響和重塑中國民眾，特別是青年一代的價值觀和世界觀。在全球化和市場經濟的背景下，西方消費主義文化通過廣告、影視作品、社交媒體等渠道，向中國社會傳遞著一種以物質享受和個人滿足為核心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強調即時滿足、符號消費和身份認同的商品化，容易誘使人們，特別是青年人，陷入對物質財富的盲目追求，忽視對精神世界的充實和對社會責任的擔當。同時，極端個人主義思想的傳播，對以集體主義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構成了沖擊。它過分強調個人權利的絕對化，將個人利益置于集體利益和國家利益之上，消解了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國家之間的有機聯系。這種價值觀的滲透，會直接導致青年一代集體認同感的弱化，使得他們對家國情懷產生疏離感和虛無感。

歷史虛無主義是西方對華文化滲透的重要表現形式，其目的是通過歪曲、否定、丑化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中華民族的歷史，從根本上動搖中國人民的歷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在網絡文學、游戲、影視作品等領域，歷史虛無主義常常以“去英雄化”“戲說”“惡搞”等隱蔽形式出現。有些作品打著“創新”和“人性化”的旗號，對革命領袖、英雄人物進行“祛魅”處理，甚至進行丑化和矮化，消解其精神感召力和榜樣作用。另有些作品則以“還原歷史真相”為名，對重大歷史事件進行歪曲解讀，否定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中的領導核心作用，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這種“去英雄化”敘事的背后，往往隱藏著資本的邏輯和意識形態的企圖，即通過摧毀人們的歷史記憶和精神信仰，制造思想混亂和價值真空，從而為西方價值觀輸入鋪平道路。

對此，我國必須高度警惕，加強對文化市場的監管和引導，大力弘揚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用真實、生動、感人的優秀作品，引導廣大民眾，特別是青少年，樹立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

3.4 科技規則捆綁：倫理標準與話語權壟斷

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深入發展，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前沿領域成為大國競爭的新高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憑借在這些領域的先發優勢，試圖通過“倫理前置”和制定技術標準等方式，構建新的規則壁壘。他們創造嚴格的國際規則限制后來者的技術應用空間，而在涉及自身核心技術優勢或國家安全關切時，卻通過“國家安全例外”“域外豁免”等方式保留靈活性。這種“倫理雙標”的實質，是要將西方的價值觀和倫理標準，設定為全球科技發展的“紅綠燈”。他們通過主導國際標準化組織、發布白皮書、召開國際會議等方式，將其國內的法律法規和倫理準則，轉化為具有普遍約束力的國際標準。這種“科技規則捆綁”的策略，不僅是為了遏制中國的科技進步，更是為了在新興技術領域延續“西方中心論”，確保未來的全球科技秩序仍然由西方主導。

除了在前沿科技領域設置倫理壁壘，西方還善于借助環境、社會和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governance, ESG）、元宇宙等概念，進行價值觀植入與規則預設。ESG本是聚焦企業可持續發展的投資理念，在西方實踐中卻被政治化、武器化。部分西方評級機構與投資機構以ESG評分為由，對中國國有企業、高科技企業及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的企業實施歧視性評估，將中國的政治制度、社會治理模式等列為負面因素，進而影響這些企業的國際品牌形象。同樣地，試圖將“元宇宙”定義為完全去中心化、脫離政府監管的“自由空間”，并將其與加密貨幣等金融投機工具綁定，意圖構建一個由其主導、不受主權國家約束的“數字烏托邦”。這種對新興概念的話語壟斷與規則預設，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實施認知操控的又一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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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認知防御的結構性困境與根源剖析

4.1 概念失語：話語體系的定義權與闡釋力弱化

當前，我國在認知領域面臨的首要困境是“概念失語”，即本土原創性概念的供給不足，導致在國際話語博弈中常常處于被動地位。長期以來，我國學術界和輿論場習慣使用源自西方的概念和理論框架來分析和闡釋問題，這在特定歷史時期有其合理性，但也造成了對外部話語體系的路徑依賴。當面對西方的話語攻擊時，我們往往只能在其設定的概念框架內進行辯解和反駁，難以形成具有穿透力和說服力的自主話語。這種原創性概念的短缺，使得我們的聲音在國際舞臺上顯得“理不直、氣不壯”，難以有效爭奪定義權和解釋權。

與概念供給短缺相伴而生的是“語義依附”問題，即我們擁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和顯著的制度優勢，卻難以將其有效地轉化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概念和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等各個領域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積累了大量獨特的經驗和智慧。然而，在將這些實踐進行概念化、理論化、體系化表達方面存在明顯短板，甚至需要用西方的理論來“翻譯”和“包裝”。這種“語義依附”不僅削弱了中國話語的原創性和主體性，也容易導致我們的實踐被曲解和誤讀。例如，“全過程人民民主”實踐，其內涵遠比西方的選舉民主豐富，但在國際傳播中，如果不能用清晰、有力的概念和敘事來闡釋其優越性，就很容易陷入西方的語義中闡釋。

4.2 議程失據：輿論陣地的“被動防御”

在輿論斗爭的實踐中，長期習慣于“辟謠式”的被動應對。當面對西方的抹黑和攻擊時，我國主流媒體及相關機構往往在對方議程之后展開澄清與反駁。這種模式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夠遏制謠言的傳播，但其局限性也十分明顯。首先，使我們始終處于“疲于奔命”的局面，喪失了對議程的主導權。其次，根據傳播學的“首映效應”，首發信息對受眾的認知影響最大，后續的辟謠和澄清往往事倍功半，難以完全扭轉已經形成的第一印象。最后，這種應對方式容易被對方牽著鼻子走，陷入“議題陷阱”，消耗大量公共資源，卻無法有效塑造于我有利的輿論環境。

國際傳播能力的不足，是導致我國議程失據的重要原因。盡管近年我國媒體在“走出去”方面取得顯著進展，與西方主流媒體相比，我們在全球輿論場中的影響力和話語權仍存在較大差距?！皞鞫煌ā⑼ǘ贿_”的現象依然存在，西方主流媒體憑借長期積累的全球網絡與傳播優勢主導著國際信息流，而我國媒體在內容制作、傳播渠道、語言風格等方面與海外受眾的接受習慣存在差距，進一步加劇了這一問題；我們的信息在海外傳播過程中易遭到西方媒體的選擇性解讀、惡意剪輯或歪曲報道，不僅背離原意，甚至產生負面效果。這種“觸達困境”與“曲解效應”的疊加，導致我國在國際輿論斗爭中常常陷入“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傳開被曲解”的被動境地。

4.3 理論依附：學術體系的“路徑依賴”

長期以來，由于歷史因素與學術評價體系的影響，我國不少社科研究者在研究中習慣于引用西方學者的理論和觀點，并將其作為分析問題的出發點與評判標準。這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外學術交流，但也帶來了顯著的結構性問題。我們的諸多研究選題更多是為了驗證或對話西方既有理論，而非源于中國本土的實踐真問題，這導致我們在國際學術對話中常處于“提問來自西方、答案參照西方”的被動局面，難以有效回應中國現實問題，甚至可能出現理論與實踐脫節、用西方理論裁剪中國現實的“水土不服”現象。這種理論依附的困境，使得我們在與西方開展學術對話和理論交鋒時，往往缺乏有力的思想武器，難以從根本上撼動其理論根基與話語霸權。

學術評價體系是知識生產的重要“指揮棒”。當前，部分高校和科研機構的評價標準，存在將“國際發表”簡單等同于“高水平”的傾向。需要明確的是，“國際化”與“西方化”并非同一概念。國際化旨在向全球學術共同體貢獻具有普遍意義的中國智慧，而西方化則是對特定區域知識體系的被動接受。當評價體系過度強調在西方主導期刊上發表的權重，卻忽視對回應中國重大現實問題、構建本土理論范式的成果給予同等認可時，就可能無形中引導研究者將精力集中于迎合西方學術界的興趣熱點。不僅造成學術資源的錯配，更嚴重抑制了自主知識生產的動力與活力。

4.4 機制短板：系統協同不足與人才匱乏

目前，我國涉及認知安全、輿論引導、國際傳播的部門眾多，包括宣傳、外交、網信、教育、文化等多個系統。然而，這些部門之間往往各自為戰，缺乏一個強有力的國家層面的戰略中樞進行統籌協調。這種“九龍治水”的局面，導致資源分散、信息不暢、行動不一，難以形成強大的國家合力來應對西方系統性的認知戰攻勢。在應對某一涉華負面輿情時，外交部門、官方媒體、智庫、民間組織等各方力量，如果能夠進行有效的協同作戰，其效果將遠超各自為戰的簡單相加。因此，建立一個高效的國家認知戰略中樞，實現跨域資源的統籌整合，是提升我國認知防御能力的當務之急。

認知戰是一場高智力、高技術含量的對抗，對人才的專業素養和實戰能力提出了極高的要求。然而，我國目前在認知安全領域的專業人才，特別是既懂理論又懂技術、既懂中國又懂世界、既能搞研究又能打實戰的復合型人才，存在著巨大的缺口。當前的人才培養體系，在課程設置、教學內容、實踐訓練等方面，尚未完全適應認知戰的需要。許多從事國際傳播、輿論引導工作的人員，缺乏對認知戰規律、新媒體技術、跨文化傳播等方面的系統學習和深入理解。這種人才的匱乏和實戰能力的不足，是制約我國認知作戰體系建設的重要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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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中國特色認知作戰體系的戰略路徑

5.1 戰略升維：從“認知防御”到“認知主權”

構建中國特色認知作戰體系的首要任務，是實現戰略層面的升維。我們必須超越傳統的、被動的“認知防御”思維，樹立“認知主權”的戰略理念。認知主權是國家主權在認知域的自然延伸，它強調一個國家對本國民眾的思想觀念、價值體系和文化認同，擁有獨立自主的定義權、建構權和引導權，不容任何外部勢力干涉和侵蝕。確立認知主權的戰略理念，是掌握認知域斗爭主動權、擺脫“被動挨打”局面的思想前提。

我們必須深刻認識到，認知空間作為繼陸、海、空、天、網之后的“第六維戰略疆域”，是國家安全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應將認知安全提升到與政治安全、經濟安全、軍事安全同等重要的戰略高度，將其全面納入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框架之中。在此基礎上，要徹底轉變傳統“重硬實力、輕軟實力”“重物理域、輕認知域”的傳統觀念，樹立“攻防一體、以攻促防”的積極防御理念。這意味著我們不僅要筑牢抵御外部認知滲透的“防火墻”，更要鍛造能夠主動出擊、塑造于己有利的國際輿論環境的“長矛”。通過主動設置議程、提出原創概念、構建中國敘事，積極爭奪國際話語權，將斗爭的矛頭指向對方的話語霸權和認知操控，從而在認知域的博弈中實現戰略上的反制和平衡。

實現戰略升維的另一個關鍵，是確立基于中華文明深厚底蘊和當代中國偉大實踐的認知主體性。必須徹底擺脫長期以來存在的西方中心主義思維定式，要深刻認識到，中國的道路、理論、制度、文化都有其獨特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優越性。

要有足夠的理論自信和文化自信，從中國自身實踐中提煉和升華出具有原創性的概念、理論和話語體系?？梢詮摹疤煜聻楣薄皡f和萬邦”的傳統文化中，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提供深厚的文化滋養；可以從“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生動實踐中，為世界民主政治的發展貢獻中國智慧。只有確立了這種認知主體性，才能在認知斗爭中，真正做到“師夷長技以制夷”，既不盲目排外，也不妄自菲薄，以強大的思想力量和文化魅力，贏得世界的尊重。

5.2 體系攻堅：構建中國特色認知作戰的五大支柱

第一，激活現有協調機制效能，建立跨部門信息共享與聯合研判平臺，是破解認知領域碎片化困境的關鍵突破口。當前，宣傳、外交、網信、教育、文化等系統在認知安全領域的職能存在交叉，信息壁壘與響應遲滯現象時有發生。這就需要在總體國家安全觀框架下，依托現有部際聯席會議制度，構建實體化、權威性的跨部門戰略協調機制。其核心功能在于建立涉華認知戰態勢感知的信息匯集與分級共享平臺，實現情報產品的標準化流轉；針對突發性涉華負面輿情，建立快速響應與協同發聲流程，明確牽頭單位與各方職責。通過“軟機制”優化，在不增加行政成本的前提下，實現從“各自為戰”向“協同響應”的轉變，將制度優勢轉化為認知域的戰略效能。

第二，打造植根本土、面向世界的自主概念供給體系，是奪取話語定義權與議程設置權的核心工程。話語權的競爭，本質是核心概念生產能力的競爭。要將概念創新的根基深植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實踐，以高度的理論自覺，從“共同富裕”“全過程人民民主”“人類命運共同體”“新質生產力”等重大實踐命題中，進行提煉、升華與理論化建構，發展出一套邏輯自洽、解釋力強、參與全球對話的原創概念集群。同時，應配套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概念孵化、國際傳播與效果評估機制，通過高端智庫論壇、戰略性學術出版、多語種智庫報告等渠道，系統性地向全球知識界和政策界輸送中國思想產品，改變國際議程由西方概念體系壟斷的現狀。

第三，深化以學術自主為導向的評價體系改革，是激發原創知識生產活力的制度保障。學術評價體系深刻影響著研究者的選題方向與問題意識。當前，過度依賴國際期刊索引的評價機制傾向，客觀上限制了本土理論范式的生長空間。破除此困局，應在職稱評定、項目評審中，更加重視解決中國重大現實問題的高質量智庫報告、決策咨詢報告等成果；對從事理論創新、應用對策、文化傳播等不同類型研究的學者，采用差異化的考核指標，避免“一刀切”式的以期刊層級量化考核。同時，應支持建設具有國際顯示度的中文數字學術出版與傳播平臺，推動中國學術從忙于驗證與對接西方理論的“消費側”，轉向能夠提出獨特問題、貢獻普遍知識的“生產側”，掌握國際學術對話的主動權與議題設置權。

第四，創新基于數字媒介的立體化傳播生態，是實現價值理念柔性滲透與有效觸達的時代要求。在高度媒介化、視覺化的數字時代，認知交鋒的主戰場已全面轉向社交媒體、流媒體平臺與沉浸式娛樂產品。傳統的宏大敘事與單向輸出模式傳播效能日益衰減，亟需構建一套精細化、分層化的數字傳播策略。這意味著要充分研究不同平臺、不同受眾群體的信息接收習慣與文化心理，運用短視頻、紀錄片、網絡文學、電子游戲等多樣態載體，以具象化、故事化、情感化的方式承載國家敘事與價值理念。同時，傳播主體應從官方機構擴展到智庫、企業、網絡名人和海外留學生等多元“節點”，形成多聲部、網格化的傳播矩陣。在策略上，不僅要積極建構，也要善于解構，即針對西方話語的內在矛盾與雙標行徑，主動設置并傳播如“民主赤字”“算法霸權”“數字殖民”等批判性框架，在復雜的國際輿論場中進行有效的敘事博弈。

第五，鍛造專業化、復合型的認知安全人才隊伍，是支撐認知作戰體系高效運轉的重要基石。認知域的較量是融合了國際政治、傳播學、心理學、數據科學和人工智能等多科學的交叉領域，我國目前存在顯著的人才儲備缺口與能力結構短板。解決之道在于進行前瞻性、系統化的人才戰略布局。應在重點高校和研究機構設立“認知科學與國家安全”“戰略傳播”“數字輿情治理”等交叉研究方向，培養兼具理論深度、技術素養、國際視野與實戰能力的高層次專業人才。同時，可依托國家級智庫和重點基地，建立認知戰模擬演練平臺與案例庫，加強針對一線人員的實戰化、情景化培訓。此外，還可通過機制化渠道，將具備國際影響力的學者、企業家、文藝工作者等社會各界精英，納入國家敘事傳播的“柔性網絡”，構建以專業力量為引領、社會各界廣泛參與的認知領域人才系統。

5.3 固本培元：筑牢價值認同與文化主體性根基

第一，持續深化以“五個認同”為核心的價值共同體建設，是抵御認知侵蝕、鞏固思想防線的關鍵。認知戰的最終目的在于消解集體認同與政治合法性，而最堅實的防御，恰恰源自社會成員內心深處的價值認同與情感歸屬。因此，可依托青少年群體喜聞樂見的數字化載體，通過系統性的國民教育、浸潤式的宣傳文化以及鮮活的社會實踐，持續強化全體人民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深刻認同，清晰闡釋中國道路的歷史必然性與實踐優越性，將宏觀層面的制度自信轉化為微觀個體的生活體驗與情感寄托。當億萬人民在價值觀層面形成穩固的精神共同體，外部的話術滲透與敘事歪曲將失去滋生的心理根基。

第二，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是培育文化主體性、增強文明定力的源頭活水。在全球化與數字化的浪潮中，文化認同的競爭日趨激烈。中華文明積淀的哲學智慧、價值理念與美學精神，是我們進行文化識別、確立主體地位的獨特資源。不能將其僅作為靜態遺產進行保護，而必須運用現代理念與技術手段，對其進行“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這意味著要深入挖掘傳統文化中具有當代價值、世界意義的精神標識與文化精髓，將其融入文藝創作、文化產業、公共空間與日常生活之中，使其以新的形態獲得生命力。例如，通過高品質的影視作品、動漫游戲、數字藝術，讓“天下為公”“和而不同”“仁愛守信”等理念獲得當代青年乃至國際受眾的情感共鳴。建立基于悠久傳統又面向未來的、鮮活的文化自信，在紛繁復雜的文化交互中保持清醒的辨識力與強大的吸引力。

第三，系統構建與數字時代相適應的國家文化符號傳播體系，是實現文化有效出海、塑造可信可愛可敬國家形象的戰略抓手。文化影響力不僅依靠思想內涵，也依賴可感知、易傳播的符號系統。在注意力經濟時代，必須精心構建一套兼具中國特色與全球通感力的國家文化符號體系。這包括具有代表性的視覺形象、儀式活動、藝術形式、文化IP等，如熊貓、孫悟空等經典形象的現代詮釋，以及當代中國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等新形象符號。構建這一體系，需要文化政策、藝術創作、市場營銷與國際傳播的協同發力，特別是要善用虛擬現實（virtual reality,VR）、增強現實（augmented reality,AR）、元宇宙等前沿數字技術，打造沉浸式、交互式的文化體驗產品，如“云游”故宮、數字敦煌、體驗中國節慶的虛擬空間等，使海外受眾能夠跨越時空障礙，在直觀、有趣的互動中深度感知中華文化的魅力。這種基于符號與體驗的文化傳播，是對價值敘事的有力補充，共同構成多層次、立體化的國家形象塑造工程，從根本上厚植于我有利的國際認知生態。

06

結語

大國復興不僅是物質力量的崛起，更是話語體系與認知主導權的重塑。認知戰的復雜性與長期性，決定了我們必須以全局視野和戰略定力持續推進相關工作。構建中國特色認知作戰體系，是一項涉及理念升維、制度創新、話語建構與文化自信的系統工程，需要在戰略統籌、概念供給、學術自主、傳播生態與人才支撐等方面實現整體性突破。在此過程中，既要正視認知戰帶來的嚴峻挑戰，也要善于把握其中蘊含的戰略機遇，在全球范圍內主動設置議題、創新話語體系、掌握定義權力，使其成為引領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戰略力量。唯有將認知安全置于國家戰略的核心位置，才能在大國競爭中掌握主動權，塑造有利于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

需要指出的是，認知戰是一個動態演進的大國博弈新型疆域，其形態、手段和策略會隨著技術的發展和國際形勢的變化而不斷更新。本文對當前認知戰的主要特征和趨勢進行了分析，但未來仍有許多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隨著人工智能、腦機接口、元宇宙等前沿技術的進一步發展，認知戰的手段將更加智能化、精準化和沉浸式，將對國家安全與全球治理提出新的挑戰。我們應始終保持戰略清醒與理論自覺，在堅持扎根中國實踐、弘揚中華文明的基礎上，不斷深化對認知戰規律的研究與應對，積極塑造于己有利的國際話語環境，為筑牢國家意識形態安全屏障、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智慧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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