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所安（李媛 繪）

美國漢學家、哈佛大學榮休教授、中國古典文學與比較文學研究者、2018年唐獎獲得者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于當地時間2026年5月1日在美國麻省劍橋逝世，享年七十九歲。

以下訪談最初發表于2009年3月8日出版的《上海書評》，內容圍繞《劍橋中國文學史》的編纂工作展開。該書后于2010年正式出版，中文譯本則于2013年問世。今重刊此訪談，以表追思，敬送宇文所安先生。以下為原文導言：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常說搞不清自己是個漢化的胡人還是胡化的漢人，“宇文”是古代胡人的姓，“所安”出自《論語》“察其所安”，所以這也是一個胡漢結合的名字。鐘情中國文學多年，宇文所安的研究對西方漢學以及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都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在我們不假思索地接受了一種相對穩定的文學史敘述時，他卻提醒我們，文學史是不穩定的，我們應該學會接受不確定性；而學者們在書寫文學史時，也應該有意識地從更多元的視角去體現當時文學的復雜情境。

《劍橋中國文學史（上卷）》[美]宇文所安主編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3年6月出版 742頁，7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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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訪︱盛 韻

聽說您在編《劍橋中國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大概什么時候能夠問世？有在中國翻譯出版的計劃嗎？

宇文所安：差不多編完了，現在出版社正在看校樣，希望2009年年底能夠問世。中文版我們會交給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希望能找到合適的譯者。這書很厚，有兩大卷，上卷一直寫到十四世紀也就是明初，下卷從十四世紀一直寫到2005年。

您提到過中國文學史以朝代分期是通常的做法，但并不是理所當然的。那么這部《劍橋中國文學史》是怎樣布局的？

宇文所安：文學史寫作中用朝代分期有時候管用，有時候不管用。所以有些時候我們依循朝代分期，有時候不依循。比如撰寫上古部分的作者柯馬丁（Martin Kern）就一直從春秋、戰國的金文寫到西漢，他說如果這一段不把西漢包括進去，他寧愿不寫。他這樣做是有道理的。我們現在所了解的“上古”文本都是經過西漢人編輯處理的，而且盡管經過了秦代，西漢的書寫系統還是同以前一樣，以簡帛為主，技術也不是特別發達；我們以前一直在談社會背景，但其實物質文化也很重要，到東漢開始有了紙，文字的傳播途徑有了極大的改變，這也是第一章“上古時期”到西漢結束的一個原因。第二章的作者康達維（David Knechtges）從東漢開始寫到317年西晉滅亡，這也是有道理的，因為該時期的文學仍然處在東漢的世界中，盡管東漢的天下已經分崩離析。而到了東晉，則完全是一個新時代，有了很大的變化，在這里用朝代來劃分文學史才是有意義的。第三章從東晉到南北朝一直到唐太宗去世（649年），由田曉菲教授撰寫，她將隋代和唐太宗時期看作北朝后期的遺緒，因為它們的文學和文化的確屬于北朝的世界。我從武則天掌權寫起，這是一個新時代，一直延續到北宋早期；艾朗諾（Ronald Egan）撰寫了北宋剩下的部分；傅君勵（Michael A. Fuller）和林順夫撰寫了南宋部分；奚如谷（Stephen West）負責元代和明初部分。以上是我編輯的上卷，下卷由耶魯大學的孫康宜教授編輯。

光從結構安排上來看，已經同中國的文學史十分不同了，您能評價一下中國的文學史嗎？

宇文所安：中國的文學史寫作有一種模式，他們一直在試圖重復這種模式。斷代的模式就是要講述一種國家民族的文化和歷史，其中很多事情都有了定論。對我來說，武后是個英雄，可她對很多人來說不是英雄。她打破了原有的權力分配，如果不是她的話，天下肯定還是老樣子。當唐太宗繼承皇位時，他并不知道這個王朝將繼續三百年，因為之前的北朝諸政權在幾代之后都衰落了，太宗也一定會有這樣的擔心。的確，唐朝到了第三代皇帝就開始衰落了，他的擔心是對的。巧的是，改朝換代的恰好是個女人，而她的孩子仍舊繼承了李姓，這才讓唐代得以延續下去。如果是某個異姓大臣篡權，唐代那時就結束了。我不想批評中國的文學史，但我更喜歡用這種方式描述太宗。如果用斷代的方式，一個時代結束了，另一個時代開始了，你就看不到那種并存性；如果你把唐和之前的時期放在一起，就會看到北齊、北周到隋、唐，是一個較為一貫的世界。而武后把這一切都打斷了，所以說到她的時代有了大轉變。

柯馬丁教授從銅器銘文和竹簡帛書寫起，如果您執筆上古部分，會從哪里開始呢？

宇文所安：這很難回答。我同意柯馬丁的很多意見，比如《詩經》是沒有年代的。首先，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漢以前《詩經》曾被作為一個整體記錄過，我們可以猜測它曾經被記錄過，卻在秦火中焚毀了，但也可能是到比較晚的年代才出現了集合本。我覺得當時的人在沒聽過《詩經》之前是記錄不下來的，得先有人記住詩的內容，解釋給你聽，然后你才能從所知的字庫中找到對應于你聽到的讀音的漢字，艱難地記錄下來。在漢以前，可能很多人都能把《詩經》背得很熟，以至于不需要文本的記錄。想一想，如果《詩經》一直是一種口頭文本，又是用古老的方言傳誦的，如果語言變化了，那么文本的內容也會跟著變化；在傳播的過程中，如果有人不明白某些小地方的意思，他可能就會按照自己的理解添加些聲音相似的音……所以這不是一個固定時刻寫成的文本，而是屬于一段相當長期的傳播和詮釋的歷史。

可今天還是有很多學者認為《詩經》是孔子編輯的。

宇文所安：那我可沒辦法，我覺得人們應該學會接受不確定性。以前人都說屈原在自沉前寫了《懷沙》，但是如果他真的寫了的話，那得隨身背多少竹簡啊，得花多少時間才能一筆一畫用小刀刻完呀。我們必須得面對一個事實，早期中國是個口頭傳播的世界，從口述到書寫的過程中有許多不確定性。研究需要講證據，我們現在所看到的《詩經》是不是孔子所知道的《詩經》？有證據說明其中是有問題的。當《毛詩》形成的時候，會說明一共有多少章，每一章有多少字，可是你想一想，為什么他們要這樣注明？他們在試圖讓文本穩定下來，因為其他人的版本可能會多出幾章或是使用不同的字。這里面有很多問題，而且是無法解決的問題，就像孔夫子說“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我倒是覺得我很堅持孔子的教誨。我不會說孔子編了《詩經》，我會說我不知道。

那么可以這樣說嗎，中國學者更喜歡確定的東西？

宇文所安：是的，而且這是有原因的。這些原因會隨時代而轉變。在現代，因為文學成為了國家文化的一部分，國家支持國學教育。我不覺得這是壞事，對于孩子、年輕人來說，通過歷史文化教育能夠建立一種民族感，你需要一種確定的東西，一種正確答案。我經常想，小學生在學校會問一些問題，老師們會說：別這樣說，應該是怎樣怎樣。但小學生問的往往是最棒的問題。

那您覺得一部不穩定的文學史對于中國人來說容易接受嗎？

宇文所安：肯定會有中國學者不同意我的一些觀點，但有的觀點我想大部分人會同意，比如很多學者如今都意識到了斷代文學史的問題。然而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斷代已經成了文學史內部的一種真實，北宋早期還是很像唐代，然而進入北宋中期后，人們慢慢開始問：宋代文學應該是怎樣的？他們已經在用一種斷代的思維思考自己的位置了，唐代人可不會這樣想。在宋以后，“斷代文學史”（盡管當時還沒有這樣的稱呼）已經成為人們思考過去和當下寫作的方式了。我不想批評這種觀念，因為這是一種歷史真實，而現在人的思維也同樣是歷史真實。從這種角度看，我不用承擔這樣的歷史，所以我更自由些。

文學史敘述中最大的問題可能是倒果為因，從結果追溯原因繼而形成一種一脈相承的敘述脈絡，而忽略了其原本的復雜性和多元性。當您提出這些問題的時候，也說這“毫無用處”，使我們失去了單一的視角，得到的是不斷變化的多重視角。說得極端些，等于是從根本上質疑了文學史的合理性。那么在《劍橋中國文學史》中，您是怎樣處理這些問題的？

宇文所安：有很多種解決問題的方法。一種方法是，你知道自己在講述一條線索、一條脈絡，但其中也有變化的技巧。如果我翻開自己寫的文學史，也就是中唐部分，會有韓愈、孟郊、李賀、白居易、元稹等等，我會說這些是革命派，與此同時，幾乎所有京城的精英都在寫律詩，并且仍舊是大歷年間的風格。接著又出現了一套完全不同的詩歌價值判斷體系：公元804年有個日本和尚空海來到長安，他編了《文鏡秘府論》，也買了一些書帶回日本，他對天皇說，長安所有的作家都喜歡王昌齡的《詩格》，這是很令人驚奇的。他還獻給天皇一冊初唐詩人劉希夷的詩集，我不知道804年的長安誰會看劉希夷的詩集，但的確有這樣的群體存在。很有趣的是，在敦煌寫本中劉希夷的詩很常見，所以他的作品可能在比較低的階層中流傳。隨便從文學史中抽出一年，你就可以講出很多故事，能讓文學史中程式化的線性敘述變得復雜起來。你能看到很多互相競爭的力量，就能知道韓愈在與誰斗爭，你能從文學史敘述中的一群干巴巴的人物之間看到活力和他們之間的關系，看到一個鮮活的世界，其中有不同類型的寫作。這樣做很困難，但并非不可能，無論如何，你不能重復已經有的寫法。

具體到詩歌領域，很多中國學者的表達是感受型的，似乎被稱為“鑒賞”更合適，而不是研究。

宇文所安：我覺得這也無可厚非，主要看你的讀者是誰。我翻譯詩歌的時候，也會考慮到不同的讀者，鑒賞類的文字就是寫給普通讀者的。這樣做很方便，就是說大家愛聽的話。當然還有更有趣的寫法，你當然可以說一首詩“很妙”，這一點沒錯，但為什么它很妙，原因可能要復雜得多，而要討論為什么大家會說它妙，那就更復雜了。

您的研究中有很多理論的影子，特別是后現代理論……

宇文所安：我成長在1970年代的耶魯，吃奶的時候就已經在學耶魯腔了。現在我已經擺脫了那種語言系統，不過大概有些基調還在吧。

顧彬先生說美國漢學家用后現代理論作為武器打擊歐洲漢學家，您怎么看？

宇文所安：是嗎？我還是第一次聽說。顧彬是個非常有趣的人，很博學，很聰明。很多歐洲學者是非常狹隘的，他們只研究一個很小很小的題目，不管大背景，但顧彬是個少見的反例，他的知識面非常廣。他這話可能針對的是那些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美國學者，有時候他們的確比較怪。理論不是一個讓你搖著小旗子顯擺“看我多聰明”的工具，而是幫助你在學習研究中得到新的啟發，你得把這些想法完全消化，然后讓它成為你思考的一部分。

聽說國內已經有好幾部專門研究您的學術的論文了。

宇文所安：是的，我也聽說了，真是感覺有些奇怪。當然現在學生很多，他們可以選擇自己想寫的題目，不過很少有真正研究西方文學的論文。而中國學生對西方漢學的著迷似乎是中國人對自身著迷的一種投射。現在西方漢學的出版物很多，大學里有西方漢學的課程，學生寫西方漢學的論文，但很少有人關心歐洲文學，或者美國當代文學。我希望能在中國學生身上看到一種視野更寬闊的好奇感，在不放棄本國文化的立場上對其他國家的文學、文化感興趣。

那么除了視野不夠寬之外，您在接觸中國學生時還看到了些什么問題？

宇文所安：二元的思維方式是個很大的問題。很多人習慣用一種二元視角去看問題，比如所謂東方與西方的對比。事實上，作為一種整體的“西方”是不存在的，“東方”亦如是。如果只有兩種元素對比，它們會互相關聯、互相指涉，很難體現出多樣性。所以，當我給學生上課時，從來不會允許他們只比較兩種東西，至少需要同時比較三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