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治理研究的十年知識轉型

十年來，中國社會治理研究邁入了從“借鑒模仿”到“自主創新”的關鍵轉型期。作為一門深植實踐、因應時代的學科，社會學立足于中國社會變遷的鮮活場域，以“兩個結合”為指引，致力于生成融主體性、內生性與世界性于一體的治理理論話語。

理論根基與主體性建構

很長一個時期內，學術界偏好采用西方主流的“國家—社會”二元對立分析模式來分析中國社會，導致理論闡釋與中國經驗實踐之間存在著諸多結構性張力。十年來，社會學界對這一路徑依賴開始系統性反思，并力圖開展元理論層面的深度重構。比如，“政黨—國家—社會”三維分析框架的提出，就將中國共產黨作為核心的重要解釋變量納入社會治理結構之中，不僅揭示了政黨在政治引領、社會整合與組織動員中的獨特作用，而且更加精準地捕捉了中國社會治理的深層運行邏輯。此外，社會學界還充分挖掘“禮治”“德治”等本土治理資源，并將其與現代治理架構進行創造性融合，產生了很多富有解釋力的理論成果。這種植根于“兩個結合”的理論探索，有效突破了西方教條式的認識論困局，確立了當代中國社會學者在知識生產中的議程設置權與范式主導權。

在元理論重構進程中，自主知識體系呈現出三個互為前提的核心特征：主體性、內生性與世界性。主體性表現為對西方理論依附的自覺擺脫，在研究議程設定、核心概念界定與理論范式等方面重建學術自主性。內生性表現為扎根中國治理田野——從網格化管理、應急動員、脫貧攻堅等鮮活的制度實踐中提取概念原型，形成“在地生成”的知識生長機制。世界性則表現為立足本土經驗、回應人類普遍性治理困境，在解決中國問題的過程中凝練具有跨語境啟發意義的分析工具，參與全球治理知識的競爭與對話。三者有機統一，推動中國社會治理研究逐步超越“特殊主義與普遍主義”的二元糾纏，邁向一種既具本土文化根基又具理論可遷移性的新知識形態。

概念創新與范式轉型

構建自主知識體系生命力的核心在于原創性概念的生成與中層理論集群的構建。過去十年，一批內生于中國實踐的治理概念漸次浮現，并開始凝聚為若干具有解釋力的中層理論框架。比如，“社會治理共同體”就是一個重要的標識性概念。它超越了行為層面的“多元共治”敘事，凸顯了一種新的社會團結形式和機制，并彰顯出共建共治共享的制度倫理。圍繞這一標識性概念衍生出諸如“黨建引領”“三治融合”（自治、法治、德治）、“項目制治理”“嵌入式引領”等一系列社會治理領域的相關概念，共同搭建起了觀察和分析中國基層治理轉型的理論工具箱?？梢哉f，這些概念并非對外部經驗的轉譯，而是基于中國豐富的田野觀察與案例追蹤，完成了從“經驗敘事”到“機制抽象”的理論躍遷，彰顯出中國自主社會學知識生產的縱深與質感。

與概念創新相伴隨的是研究范式的深層轉型。十年來，中國社會學界對社會治理的研究呈現出從單一量化分析或碎片化個案呈現逐步轉向“實踐邏輯導向+中層理論建構”的范式融合態勢。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深入城鄉社區與基層治理場景中，依托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在社會治理實踐的動態流變中捕捉理論知識的生長點。而且，研究方法體系也在持續迭代中不斷完善。比如，計算社會學、網絡分析、多主體仿真等新方法開始引入社會治理研究領域中，顯著提升了對復雜社會系統運行狀態的識別與預警預判能力。更重要的是，這種多元融合的方法論體系不僅夯實了研究的科學根基，更通過數智技術實現了從“經驗歸納”向“預測干預”的范式躍升，為解碼超復雜社會系統的運行邏輯提供了全新認知圖景，也極大增強了回應復雜治理場景的韌性。

知識生產與實踐場域的雙向賦能

十年來，中國社會治理研究表現出強烈的現實關懷，主動對接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戰略。無論是脫貧攻堅中的駐村幫扶與資源下沉，還是公共衛生危機中的社區動員與韌性響應，抑或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試點中的制度創新，學術分析均在第一時間介入場域，展開理論提煉與反思性觀照。反過來，豐富的治理實踐亦為理論創新持續供給經驗質料。例如，“不確定性風險治理”這一新興范式的萌生，正源于學術界對非傳統安全挑戰的深度洞察。研究者意識到，建基于確定性預設的傳統風險管控模式已不敷應對，必須轉向一種更具包容彈性與適應能力的治理思維。這種“實踐探索—理論抽象—政策反饋—再實踐”的螺旋式循環，使社會治理研究不再囿于書齋玄思，而成為推動治理變革的一種積極的智識力量。

更為深層的意涵在于，這一循環過程本身即表征著一種內生性的知識生長機制：理論在實踐檢驗中持續修正，實踐在理論觀照下獲得反思性提升，二者共同形塑了一個自我迭代、動態演化的知識生態?？梢哉f，理論與實踐的雙向賦能，不僅增強了自主知識體系的現實穿透力，也為其持續的范式創新注入了源頭活水。

回望十年歷程，中國自主社會治理知識體系構建已取得重要階段性進展：初步形成了層次分明、邏輯貫通的體系雛形，涌現出一批原創理論成果，學術共同體的主體意識日趨自覺，研究議題也從零散分布走向系統整合。然而，深層挑戰依然存在：部分核心概念尚待進一步凝練與體系化，理論命題之間的邏輯銜接仍顯松散；國際學術話語權相對薄弱，“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困境尚未根本改觀；跨學科實質性協同仍顯不足，難以充分應對數字時代愈發復合化的治理議題。

面向未來，我們需要在四個向度上持續用力。一是深化理論創新，聚焦共同富裕、數字治理、老齡社會等關鍵議題，推動原創性概念與核心理論的系統整合，強化中層理論之間的邏輯勾連。二是加速方法迭代，積極吸納人工智能與大數據分析的前沿成果，構建智能化、動態化的研究工具體系，同時堅守并發揮質性研究在機制揭示上的獨特優勢。三是強化話語建設，主動介入全球治理理論對話，以具有學理深度的方式講好中國治理故事，切實提升中國理論的國際學術能見度與影響力。四是倡導學科交融，打破學科分割的制度壁壘，構筑多學科協同攻關的研究矩陣，以應對愈發復雜的治理挑戰。

總之，近十年是中國社會治理研究走向理論自覺與自主構建的關鍵時段。我們正在逐步超越依附型知識生產的舊有模式，構建起以中國實踐為根基、以中國問題為導向、以標識性概念為基石的自主知識體系。這既是社會學學科發展的內在要求，更是以學術回應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時代擔當。

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院長、教授，中國社會學會副會長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王亮 劉翔英

新媒體編輯：常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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