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明史研究20年放棄，稱圣經更經典？答：他在撒謊

1936年冬天，張學良被押解到蔣介石老家奉化溪口時，他才三十出頭，剛從一線軍政舞臺被抽離出來。前幾年還指揮幾十萬東北軍南征北戰，如今院門緊閉，行蹤受控，耳邊沒有槍聲，只有翻書的沙沙聲。對一個一輩子好動、不愛讀書的軍人來說，這種落差極大，也逼著他在枯坐中尋找新的“活路”。

有意思的是，這條“活路”并不是他自己選的，而是從一本本被塞到手里的書開始。

一、從“塞書”開始的明史之路

1935年，張學良還在圍剿陜北紅軍。那時蔣介石已經對陜西的“剿共”親自過問，張學良則奉命擔任主力。就在這一年，蔣介石送給他一本《綏寇紀略》。這本書是明末巡撫洪承疇鎮壓農民軍的記載，把農民起義稱為“寇亂”，正合蔣介石當時的政治立場。

張學良當時并沒有立刻把這本書當回事，在他自己后來的回憶里，年輕時“生平不喜讀書”，更愛騎馬、打獵、練兵，這點并不是什么秘密。蔣介石這一回“塞書”，更多像是在提醒他：看看明代怎么對付“叛亂”。

真正的轉折出現在西安事變之后。1936年12月事變發生，蔣介石獲釋不久，張學良被帶離西安，從此進入長達幾十年的幽禁狀態。被關在奉化溪口的那段日子里，他與外界接觸極少，而蔣介石又一次遞上了書，這回換成黃宗羲的《明儒學案》。

《明儒學案》是講明代儒者思想淵源的著作，從王陽明等人談起，夾雜大量明代政局背景。對于一個原本不愛讀書的軍人，在封閉環境里突然被塞上一部厚重的學術書，起初很難產生興趣。張學良自己就說過，剛拿到書時，只是翻翻，談不上喜歡。

不過，時間一長，情況變了。幽禁生活單調枯燥，他無法參與軍政事務，也無從了解戰局，只能在有限的空間里找事做。明史相關書籍漸漸堆在床頭，他開始一頁頁往下看。讀著讀著，他萌生了一個念頭：先把明史弄清楚，以后有機會再研究清史，看看朝代興亡究竟有沒有規律可循。

這個念頭一旦形成，行動就跟上來。他托人從外面大量購買明史書籍，自編一個“明史書目”，把正史、野史、人物傳記都盡量搜羅。此時的他，研究明史的動機，半是打發時間，半是順著蔣介石給的書往下讀，但不可否認，閱讀已經開始在他的囚禁生活里占據位置。

不得不說，這個選擇，在當時的條件下算是他能掌握的少數主動行為之一。

二、陽明洞前的“同歲人”，讀史有了“用處”

環境的變化，對張學良影響不小。陽明洞周邊，到處是王陽明當年的遺跡傳說：龍場驛舊址、講學處、摩崖題刻，地方官、看守人員時常提起這位明代大儒被貶邊地、困居荒蠻，最終“致良知”的故事。日復一日耳濡目染之下，他不可能完全無動于衷。

王陽明在貴州悟道時大約37歲，而張學良被囚到陽明洞附近時，年齡也與此相仿。年齡上的巧合，引發了他對這段歷史的特別興趣。據后來的口述，他注意到這個“同歲”，難免心里一動：同樣是被“發配”到偏遠之地，一個成了圣賢，一個成了囚徒，這種對照很有刺激性。

在陽明洞的那幾年，他開始系統翻閱有關王陽明的記載，把《明儒學案》里關于心學的章節反復閱讀，并且動手做筆記、抄卡片，把自己認為重要的觀點或史實寫下來，分類裝訂。這已經不是隨意翻翻，而是帶著目的的學習。

這里稍微拉遠一點鏡頭。王陽明生活的明代中后期，朝綱松弛、宦官弄權、邊患頻仍，社會矛盾尖銳。他提出“心即理”“知行合一”等主張，試圖在紛亂時局中通過“致良知”來重建秩序感。這種思想，帶有鮮明的“亂世求治”色彩。

張學良身處的20世紀30年代末，恰恰也是戰亂不斷、政局搖擺。他被囚禁在貴州山中，消息閉塞，卻知道外面正在全國抗戰?？箲鹗玛P民族存亡，他卻只能待在山洞附近讀書，對比之下，焦灼在所難免。王陽明在逆境中苦思治世之道的經歷，自然會吸引他。

從這一階段開始，張學良研究明史的目的，悄悄發生變化。讀明史，不只是消磨時間，而是想從一個已經滅亡的王朝、人事興替中尋找某種“治國之道”，哪怕他已經沒有機會真正去實踐。明代官場的爭斗、邊疆戰事、士大夫的抉擇，都被他當成某種參照。

可以說，陽明洞前的幾年，他讀明史讀出了“用處感”，不再只是蔣介石安排的“精神占用”，而帶上了一層精神寄托的意味。

三、趙四相伴，枯坐山中也能“鉆研”

1940年前后，張學良的生活又出現新變化。原配夫人于鳳至赴美國治病，由長期相伴的趙一荻（人稱趙四小姐）接替照顧他的起居。此后很長一段時間，趙一荻幾乎成了他唯一固定的生活伙伴，也成了他研究明史的助手。

張學良自己也很投入。他托人從重慶、昆明等地購置各種明史著作，有正史《明史》，也有各種野史、人物傳記，甚至當時市面上流傳的一些手抄本，只要跟明朝有關，他都愿意一看。他還特地寫信給于鳳至，讓她在美國幫忙尋找大字版《明史》，理由很簡單：長期用眼過度，視力下降，小字已經看不清，得用大字版才行。

這一細節，說明他讀書的量，確實不算小。長期囚禁在山中，娛樂活動極少，他把大量時間砸在翻書、做筆記上。后來他曾對人說，自己對明史“頗有心得”，甚至自認已是這個領域的“行家”，希望日后能有機會與專業歷史學家討論討論。

蔣介石并沒有阻止他這一“鉆研”。相反，從已有資料看，只要不觸及現實政治，蔣介石對張學良讀書、寫心得，是持支持態度的。張學良每個月寫點讀書體會，送交看守，再層層上報，也是這段時間的常態。

如果對照當時的總體形勢，這一幕頗有意味。背景補充一下：1940年至1945年，是中國全面抗戰最艱難的階段之一。外面前線拼死苦戰，后方政治斗爭頻仍，而曾經手握重兵的東北軍少帥，卻關在貴州山中，跟明代君臣打交道，對萬歷朝黨爭津津有味。內外反差之大，本身就是一幅特殊的時代圖景。

在這樣的環境里，通過明史來構建一個“精神世界”，多少帶有自救意味。他不能掌控現實，就干脆把精力轉向一個已經封閉的過去朝代。明朝已經滅亡，人物是“死”的，爭論也是“定局”，在這樣的領域鉆研，相對安全，也相對可控。

四、移往臺灣，明史興趣漸淡，佛教介入

抗戰結束后，1946年前后，國共關系迅速惡化，內戰爆發。張學良也從貴州被轉移到臺灣，起初被安置在新竹井上溫泉一帶。表面上是“休養”，實質仍然是嚴密管制。

1947年2月，臺灣發生“二二八事件”。這一嚴重的社會政治事件，讓整個島內氛圍驟然緊張。作為被關押的“特殊人物”，張學良周圍的警戒隨之升級，看守軍官劉乙光的態度也出現變化。在張學良后來留下的日記中，可以看到對這種變化的敏感和不安，甚至用“恐懼”來形容當時談話帶來的壓迫感。

在這種壓力下，他對明史的興趣開始減弱。讀書仍在進行，但不再是唯一的精神支柱。1947年5月17日，他給遠在美國的于鳳至寫信，信中提到：“四小姐現在也不比從前，她和我一樣開始信佛。”短短一句，透露出重要信息：他已經開始接觸佛教，并且與趙一荻一起，嘗試通過宗教來尋找心安。

可以推測，在井上溫泉那些日子里，他的精神世界呈現三條線并行：一條是延續多年的明史研讀，一條是新接觸的佛教信仰，還有一條，則是對未來命運的隱憂。對于一個長期失去人身自由、身邊親信稀少的人來說，佛教的“因果”“輪回”“放下”，確實容易產生吸引力。

1948年5月，他又與周念行有接觸，談及個人處境與釋放希望；1949年初，他得知楊虎城被害的消息，震動非常大。楊虎城是西安事變的另一關鍵人物，他的結局，對張學良來說無疑是一個沉重信號：西安事變的“舊賬”，并沒有“自然了結”。

從這一階段可以看到，張學良對明史的專注度，始終被外部政治環境牽扯。局勢動蕩、人身安全不踏實時，他更傾向于宗教慰藉；相對安穩且控制在貴州一地時，則能靜下心來做卡片、抄資料。這種起伏，很有代表性。

五、西子灣會面：宋美齡一句話，二十年研究掉頭

1950年以后，張學良的羈押地點幾經變動，從高雄壽山要塞，再回到新竹井上溫泉。蔣介石重新鞏固在臺灣的統治之后，對張學良的態度也有調整。一方面，要他寫“懺悔錄”，反復反思西安事變；另一方面，仍允許他讀書，但對其思想動態更加留意。

據后來公開的說法，當時宋美齡對他說：“漢卿，你又走錯了路，你也許認為我信基督教是很愚蠢，但是世界各國有許多有名、偉大的人物都是基督徒，難道他們都是很愚蠢的人嗎？”這段話，言辭不算激烈，但指向明確：你讀佛經、鉆明史，這條路不對，應該轉向基督教。

這一句“又走錯了路”，耐人尋味。前一個“路”，顯然指1936年的西安事變；后一個“路”，則是他在明史與佛教上的精神寄托選擇。宋美齡并不否認他需要信仰、需要精神支撐，只是希望他把這種支撐，轉移到她認可的范疇之內。

1958年至1960年間，張學良的生活重心逐漸從明史轉向宗教。明史方面，他沒有再進行大規模的讀書筆記整理，而是在信仰層面投入更多時間。1956年蔣介石曾召見要他寫懺悔錄等，這些都擠壓了他在明史上的精力；再疊加宋美齡明確的“方向引導”，明史研究自然走向尾聲。

從表面看，他放棄明史，是因為“發現圣經更經典”“基督教更值得研究”。但結合當時的權力結構與人身處境，很難否認現實考量的分量。接受蔣宋體系內核心人物的建議，沿著他們認可的路線去尋找信仰，對他的生活安全、待遇改善，很可能是有利的。這一點，他未必不清楚。

這里可以做一個適度判斷：他二十年間確實在明史上投入大量精力，但并沒有形成系統著作；在1958年以后驟然轉向基督教，宗教與現實考量交織在一起。這種轉折，與其說是單純的“學術興趣變化”，不如說是被環境推著拐彎。

六、禱告與做禮拜：明史告一段落，信仰成為新“日程”

1960年，是張學良宗教生活的一個節點。根據公開資料整理，這一年2月9日，他開始有規律地禱告，把每日禱告作為必行的功課；4月，他被安排移居臺北居住，生活條件相較此前有所改善；6月5日，他到臺北士林教堂做禮拜，正式以教友身份參與宗教活動。

這一系列動作，標志著他的身份，部分從“被囚的前軍政要員”，轉向“虔誠的教徒”。從那以后，禱告、讀《圣經》、與牧師交流，成了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此相對應，明史書籍被逐漸束之高閣，不再是每天必讀的對象。

可以注意到，走到這一步，他在明史上的二十年鉆研，其實并沒有結成一本系統的著作，沒有留下完整的“張氏明史”。留下較多的，是散落各處的筆記、卡片和零散的心得。有些被看守人員整理保存，有些則隨著環境變遷而遺失。

多年以后，1981年前后，張學良在接受臺灣《聯合報》采訪時，被問到為什么后來不再研究明史，他給出的解釋，是覺得明史資料不夠可靠，很多史料“靠不住”，研究下去意義有限。這樣的說法，從一個研究者角度看，并不完全站得住腳——明史資料固然有爭議，但對任何一個朝代，史料都有問題，真正放棄研究的原因，很難僅僅歸結于“史料不可信”。

結合前面的時間線與人物互動，他從明史轉向基督教，顯然與1958年宋美齡那次西子灣談話關系極大，也和蔣介石、宋美齡希望他在政治上、精神上“歸隊”的意圖呼應。對于身處囚禁狀態的他來說，順勢而行，是一種現實選擇。

從1935年第一次接到《綏寇紀略》，到1960年正式在士林教堂做禮拜，中間跨越二十五年。前二十年，他借明史填補精神空白，從被動讀書到把自己當成“明史專家”；后幾年，則在宋美齡和董顯光的引導下，把信仰重心投向基督教，形成另一套精神世界。

這條軌跡，既有個人性格的因素，也有時代與權力結構強加的烙印。研究明史曾經是他的“精神避難所”，也曾讓他在漫長幽禁生活中找到某種秩序感；而當新的“安全路徑”出現時，這個避難所被悄然關閉，留下的只有散落在紙頁上的筆墨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