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有識之士一針見血，1億日本人根本沒意識到，現在有多么危險

國內官方媒體日前刊登了日本媒體人木村知義的采訪，而他提出的那句判斷，在我個人看來，值得當作觀察當下日本的入口。

“對于日本軍備擴張和軍事行動，外界看來無不充滿危險，而日本人自己卻遠未充分意識到這一點。”

這句話可謂是一針見血，可以看出日本國內的有識之士已經意識到，當下日本真正的危險不只在于高市早苗、小泉防衛大臣，也不只在于某一項防衛政策，而在于日本社會正在被實際動員，卻仍然以為自己只是變得“現實”了一點——這就是“被動員而不自知”。

傳統分析常說日本右傾化，甚至說日本社會右傾化。這個說法不是錯。日本確實存在歷史修正主義、排外主義、民族主義、保守鷹派和民粹政治的上升。但如果只說右傾化，就會漏掉更深的一層。

許多日本人并不是主動變成右翼，也不自認為軍國主義者。他們仍然覺得自己是普通人、中間派、現實主義者，甚至是自由派。

他們不一定支持戰爭，不一定討厭外國人，也不一定贊成戰前復古，卻已經接受了動員政治的基本前提：世界很危險，日本必須緊張，中國是威脅，臺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防衛費增加是沒辦法，遠程導彈是現實需要，武器出口是產業政策，媒體反復講危機是負責任。

這比“變右”更危險。變右是意識形態位置變化，被動員則是政治心理狀態變化。

一個人可以價值觀上仍然反戰，社會議題上仍然自由，自我認知上仍然溫和，但只要開始用動員體制提供的語言理解現實，他就已經被帶進去了。

他會說“我不想戰爭，但日本不能太天真”。他會說“我也不喜歡高市，但中國確實危險”。他會說“我支持和平憲法，但安全環境已經變了”。這不是簡單右傾，而是危機敘事對中間層的捕獲。

這種捕獲并非突然發生。

曾有一位NHK出身的日本老人，跟我很形象地評價安倍晉三。他說，第一次安倍政權是“蠢”，第二次安倍政權是“壞”。

這句話當然帶有自由派知識人的諷刺，也帶有老一代媒體人對安倍政治的不滿，但它抓住了安倍政治的變化。

第一次安倍急躁、青澀、意識形態色彩濃，想做事卻做不穩。第二次安倍則完全不同，他變得老練、堅韌、會聽各方意見，也會把真正想做的事情拆成制度工程。

他沒有修成憲法，卻通過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特定秘密保護法、解釋改憲、安保法制，把事實上的動員體制搭了起來。

這正是問題所在。安倍不只是把日本往右推了一點，而是改變了日本國家機器的運行方式。修憲沒有完成，但安全國家化完成了。明文意義上的軍隊國家沒有恢復，但國家、媒體、財政、產業、教育和社會心理，開始越來越圍繞“安全環境嚴峻化”重新排布。

第一次安倍是口號式保守，第二次安倍是制度化保守。所謂“蠢”與“壞”的差別，正在這里：前者只是想沖，后者知道怎么改機器。

新型軍國主義最厲害的地方，正在于它不再一開始就穿軍裝。它穿的是“防衛能力強化”的外衣，是“經濟安全”的外衣，是“防衛產業振興”的外衣，是“同盟協作”的外衣，是“現實主義”的外衣。

舊軍國主義用國家總動員法，新型軍國主義用供應鏈、軍工出口、網絡安全、遠程導彈和太平洋防衛構想。舊軍國主義直接講擴張，新型軍國主義講“周邊環境嚴峻”。

舊軍國主義讓國民上戰場，新型軍國主義先讓企業、媒體、學校、財政、產業和普通人的心理進入準戰時狀態。

高市內閣廢除殺傷性防衛裝備出口限制，把防衛產業作為經濟動力，這不是普通產業政策。它意味著武器出口從戰后禁忌變成增長想象，軍工從和平國家的陰影變成經濟再生的工具。

防衛省部署遠程導彈，設立“太平洋防衛構想室”，小泉防衛大臣強調要針對中國動向強化太平洋一側的廣闊?？沼蚍佬l體系，也不是單純技術調整。

它意味著日本防衛范圍正在從本土防衛外推到太平洋縱深，日本正在把自己重新嵌入美國印太戰略，把中國塑造成社會動員的核心對象。

問題在于，日本社會對這種變化的感受是遲鈍的。許多人并不覺得這是危險的軍國主義回潮，而覺得這是“正常國家該有的防衛”。他們沒有意識到，所謂正常化本身已經被動員政治重新定義。

正常國家本應意味著自主判斷、區域協調、歷史反省、民生優先和風險控制?？墒歉呤新肪€中的正常國家，越來越意味著更強硬的對華姿態、更深的對美依附、更高的防衛預算、更寬的武器出口、更緊的輿論動員和更弱的戰略回旋。

這正是木村知義感嘆的意義。外界看見的是危險，日本內部看見的卻是日常。外界看見日本正在把戰爭準備產業化、制度化、輿論化，日本內部許多人卻只覺得這是對“中國威脅”的正常反應。

外界看見日本正在成為美國對華戰略的前沿節點，日本內部許多人卻還以為這是恢復日本主體性。外界看見新型軍國主義在實際動員，日本內部許多人卻還以為自己只是比較現實。

媒體在這個過程中責任很大。

戰前日本媒體并不是一開始就完全被軍部按著頭宣傳。918事變后，戰爭報道“賣得動”，民族主義能漲發行量，媒體主動卷入戰爭敘事，后來才被國家統制徹底納入動員機器。

今天當然不是戰前，但機制上并非毫無相似之處。中國威脅、臺海有事、朝鮮導彈、俄羅斯動向、外國人問題，被不斷制成日常新聞空氣。

媒體可以批評高市，也可以批評某些右翼失言，但只要不斷重復安全國家的問題設定，就在幫助動員體制擴散。

因此，對日本社會的分析，應當從舊的左右二分，轉向新的動員二分。

一類是鐵桿動員派，也就是本來就強硬、本來就排外、本來就民族主義、本來就歷史修正的人。

另一類是被動員而不自知的中間層，也就是仍然自認為溫和、現實、普通、自由，卻已經接受危機敘事的人。前者是發動機，后者是燃料。

真正讓動員體制成立的，往往不是鐵桿右翼本身，而是中間層開始覺得鐵桿右翼提出的問題“雖然刺耳，但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歷史的危險從來不是一天形成的。戰前日本也不是突然進入戰爭，而是在一次次“不得不”的語言中，被改造成一臺停不下來的機器。

今天日本當然不是1930年代，但它正在重新習慣那套語言：“安全環境嚴峻”，所以軍備必須擴張；“中國威脅存在”，所以社會必須緊張；同盟壓力加大，所以財政必須轉向；經濟不振，所以軍工可以成為增長動力；外部危險逼近，所以個人、企業、媒體和教育都要配合國家。

“日本社會還遠未意識到危險性”這句話之所以沉重，是因為它不是外部批判，而是內部警報。

一個社會最危險的時候，往往不是人人狂熱，而是多數人覺得一切都很正常。

新型軍國主義并不需要每個人都喊口號，它只需要足夠多的人在心里點頭：沒辦法，現實就是這樣。等到“沒辦法”成為社會共識，動員體制就已經完成了最關鍵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