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民眾反了！魏德爾支持率第一，主張對華務實，中德貿易現轉機

4月25日，一組來自INSA輿情研究所的數據在德國引發了不小的震動。

德國選擇黨（AfD）的支持率被推高到28%，不僅超過了長期占據主導地位的傳統政黨，還第一次站上了民調榜首。

這個變化來得并不突然，卻足夠明顯，讓不少人意識到德國政治格局正在發生轉向。

德國當前的變化，很大程度上與能源環境的突變密切相關。俄烏沖突爆發之后，歐洲原有的能源供應體系被迅速打亂，而德國受到的影響尤為直接。

尤其是在北溪天然氣管道被炸之后，過去依賴的低成本能源突然中斷，工業體系不得不面對全新的成本結構。

在這種情況下，能源不再只是一個穩定的基礎條件，而逐漸成為左右生產和發展的關鍵因素。

這種變化很快傳導到了日常生活中。

進入2024年冬季以后，德國不少地方的取暖費用明顯上升，普通家庭的生活支出也隨之增加。工資增長并沒有同步跟上，很多人開始感受到壓力。

像漢堡港的工人，就直觀地發現收入沒有變化，但日常開銷卻比過去高出不少。在一些傳統工業地區，企業收縮甚至撤離，也讓就業環境變得更緊張。

這些感受并不是個別現象。2023年德國經濟出現了0.3%的負增長，在G7國家中成為唯一一個出現收縮的成員。進入2025年和2026年，整體狀況也沒有明顯改善。

魯爾工業區的變化尤為典型，曾經支撐德國工業的區域逐漸顯得冷清，工作機會減少，發展前景變得不確定。

如果再看工業層面，壓力就更加具體了。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的數據，工業用電價格一度達到美國的四倍。這意味著同樣的生產活動，在德國需要承擔更高的成本。

像巴斯夫、大眾這樣的企業，在面對這種環境時，不得不重新評估布局。一部分生產線被轉移到亞洲或北美，不是出于短期策略，而是為了長期生存。

企業外遷之后，本土的影響也逐漸顯現。產業鏈被削弱，就業機會減少，區域發展受到限制。這種變化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但在短時間內集中顯現出來，給社會帶來了明顯的沖擊。

在這樣的背景下，選民的態度開始發生變化。過去幾年里，一些傳統政黨一直被視為穩定的選擇，但隨著經濟和生活環境的變化，這種信任逐漸被削弱。

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尋找新的選項。AfD提出的“德國優先”和“恢復廉價能源”，在當下的環境中顯得具有針對性。

從2023年大約10%的支持率，到如今接近三成，這一變化并不是單一事件推動，而是多種因素疊加的結果。

選民在面對生活壓力時，更傾向于選擇那些看起來能夠直接回應問題的政治力量。

外部因素也在影響德國的判斷。美國在推動對俄制裁的過程中，對歐洲盟友提出了明確要求，德國在執行過程中承擔了較高的成本。

而在能源供應方面，美國的液化天然氣以較高價格進入歐洲市場，這種局面讓不少人開始重新思考德國在國際關系中的位置。

這種討論也反映在國內政治人物的表現上。默茨所在的聯盟黨長期以穩定形象著稱，但在當前環境下，他的立場受到了一些質疑。

部分選民認為，在處理對美關系時，德國自身利益的權重不夠明確，這種看法逐漸擴散。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魏德爾的表現。她擁有經濟學博士背景，曾在高盛工作，也有在中國銀行任職的經歷。

在公開場合，她的表達方式較為直接，邏輯也比較清晰。

她在聯邦議院曾提出質問，討論德國在能源和對外政策上的選擇是否符合自身利益，同時強調需要更加獨立的外交取向。

除了個人背景，她在議題上的處理方式也有所變化。移民問題被放在財政負擔的框架中討論，歐盟相關問題則更多被描述為主權層面的考量。

這種表達方式，使得一些原本持觀望態度的中產群體開始重新評估立場。

在對外政策中，對華關系成為一個重要部分。

魏德爾多次強調，德國不應與中國“脫鉤”。她指出，德國汽車產業大約三分之一的利潤來自中國市場，如果失去這一部分，對整個工業體系都會產生影響。

她還對一些減少對華依賴的政策表達了不同看法，認為這可能會削弱德國企業的競爭力。

她的這一立場，與她的個人經歷有一定關系。曾在中國生活和工作六年，使她對中國市場有更直接的認識。

隨著支持率的上升，一個現實問題也逐漸被提出來：如果AfD繼續增長，是否有機會進入執政層面。德國的議會制意味著任何政黨都需要通過聯盟來組建政府。

目前來看，其他政黨與AfD之間仍然存在距離，但如果其支持率進一步提升到30%甚至35%，這種格局可能會面臨新的考驗。

在這樣的背景下，德國政治正在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經濟壓力、能源變化、產業調整以及國際關系的重新定位，都在推動選民重新思考選擇。

AfD的上升，是這些因素疊加后的一個結果，而接下來的發展，還需要在制度框架內繼續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