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中國大學的巔峰，人們總會提到西南聯合大學。

它只存在了短短八年，卻在極端貧困、動蕩和危險的條件下，完成了大學最難完成的事業：保存學術命脈，培育青年才俊，支撐民族信心，并為后來人留下一個關于“大學究竟可以成為什么樣子”的強烈想象。

西南聯大校門

這樣的大學不只是中國教育史上的佳話，即便放到世界范圍內看也極其罕見。戰爭中的大學，世界上并非沒有，但像西南聯大這樣，在國土淪陷、物資匱乏、炮火威脅之下，仍能把辦學、育人、研究和精神感召合而為一的，卻絕無僅有。

西南聯大校舍鳥瞰，教室全為鐵皮屋頂土坯墻。

近日，陳平原老師的《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增訂版）》出版，今天讓我們透過書中的一些講述，走近那段不可磨滅的民族記憶。

01.可一不可再

被反復講述的人和事

西南聯大之所以深入人心，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它不僅有成就，更有故事；不僅有大師，更有風神。它的歷史并不是一串抽象事實，而是由許多具體的人、具體的場景、具體的記憶織成的。

1937年11月1日，長沙臨時大學正式開課，偏偏就在開學當天響起空襲警報，師生卻仍走進教室，在“實在也無處可躲”的情形下開始上課。這樣一個細節，比任何宏大口號都更能說明什么叫“弦歌不輟”。

還有最為人傳誦的“湘黔滇旅行團”，數百名師生徒步三千五百里，前后走了68天，從長沙走到昆明，從書齋走進山川道路，“小長征”影響了這三百旅行團成員，也影響了這所大學的性格。

湘黔滇旅行團在路上。

此外，聯大還留下了大量鮮活的人物記憶。《聯大八年》以及日后的回憶文字里，那些教授各有風骨、各有氣象：有的講課精警峻拔，有的沉靜寡言，有的性情孤高，有的幽默風趣，有的在困頓里依舊保持學者的體面與認真。

聞一多的峻烈、朱自清的清苦、陳寅恪的深厚、馮友蘭的從容……連同無數未必聲名赫赫卻在課堂上傾盡心力的教師，共同構成了一種難以復制的校園氣質。

1938年，西南聯大教授合影，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陳岱孫、林徽因、金岳霖、吳有訓。

正是在這些被反復講述的人和事里，西南聯大從一段歷史慢慢變成了一個傳奇。

（向上滑動查看學生眼中的著名教授）

哲學心理系主任湯用彤：“湯先生歲數并不太高，頭發卻已全白，胖胖的身材，走起路來，一歪一歪的。在家庭的重擔之下，湯先生遠在一九四二年就賣去了皮氅，家里經常吃稀飯過活。然而對同學仍然教誨不倦，而且面色毫無憂容。講起書來毫不使人乏味。”（第 169 頁）

歷史系主任雷海宗：“教書有條不紊，同學認為雷先生寫黑板都是有計劃的。雷先生的腦筋是超級冷靜的，只有在這次東北問題中是僅有例外，講得來老淚橫流。雷先生常為《中央日報》寫點星期論文，以彌補日常費用。”（第 170 頁）

歷史系教授劉崇 ：“劉先生熱忱愛國，昆明有什么關于政局的講演，是他常去聽的。前次知識青年從軍，劉先生送了自己的孩子去入營。可是后來在歡迎從軍同學返昆席上，劉先生致詞，當他說到這批青年人所受到政府的待遇時，眼淚不禁奪眶而去。”（第 170 頁）

化學系主任曾昭掄喜歡寫時評，且從事民主運動：“他很能和同學接近，同學舉辦的各種活動，他常是很慷慨的接受邀請，這一點不像旁的教授。而且‘貫徹始終’的跟同學一道吃，玩，鬧。……曾先生不修邊幅，有時一只腳穿襪，另外一只卻沒有。衣服的扭 [ 紐 ] 扣老是不齊全，而鞋子老是拖在腳上。有一次，曾師母俞大 先生到昆明來了，曾先生同曾師母常在翠湖堤畔文林街上挽臂而行。”（第 174 頁）

物理學教授王竹溪：“據我粗粗的觀察，王先生是教授群中最虛心而又興趣寬廣的一位，譬如三十三年姜立夫先生開高等幾何一課時，王先生幾乎每堂必到，很注意地細心締 [ 諦 ] 聽；而且還勇于發問，頗有西洋人的作風。此外王先生對于中國文字很有興趣，為了中國辭書的部首太多翻閱不便，王先生正在編訂一部部首非常簡單的字典。去年時見他在唐蘭先生的說文解字課上旁聽，大概就是為的這個罷。”（第 178 頁）

教務長、社會系主任潘光旦：“潘先生是社會學家同時是優生學家，常在優生學班上談起自己站在國民的立場也算盡了一己之責，因為潘先生刻已膝下五女。在歡送畢業同學會上常勸大家努力解決婚姻問題……潘先生自己承認有演講癮，的確潘先生的口材少有的，演講起來，如黃河長江滔滔不絕，而所講的又是層次清楚有條不紊。”（第178—179 頁）

文學院長馮友蘭：“根據馮先生最近幾年的行動，有很多人以為馮先生由‘風流’而轉變為‘現實’，由‘為無為’而轉變到‘為有為’了。假若說太虛是‘政治和尚’，那么馮先生可以稱為‘政治哲學家’了。”（第 185 頁）

社會系教授費孝通：“跟同學們很合得來，打球開會常跟同學們在一道。……費先生寫的論文有散文小說的筆調，看起來毫不使人厭倦。”（第 186 頁）

02.大學的理想境界

又嚴肅又快活

馮友蘭后來回憶稱，那個時期“中國的大學教育，有了最高底表現”，“那一段的生活，是又嚴肅，又快活”，陳平原老師將這一狀態，視為大學之為大學的理想境界。

嚴肅，是因為它誕生于民族危亡之際，師生身上都背著沉重的時代責任。堅持上課、堅持讀書、堅持做學問，本身就是一種對失敗主義的抵抗。

堅信中國不會亡、中國人能夠站起來，正是這種民族自信，支撐著西南聯大以及無數內遷大學的師生。

西南聯大校訓（左）和校徽（右）

數學家陳省身晚年接受采訪，談及西南聯大師生“堅持抗戰的決心”，“精神上，覺得中國可以站起來”。堅信中國不會亡、中國人能夠站起來，正是這種民族自信，支撐著西南聯大以及無數內遷大學的師生。

可另一方面，聯大又并不板滯沉重。昆明相對寬松的環境，三校交匯形成的多樣學風，師生之間的親密無間，都使聯大的校園有一種罕見的活氣。

西南聯大的學生宿舍

學生一面在破舊教室里聽課，一面也能在宿舍、山路、跑警報途中談文學、談政治、談人生；教授們一面憂國憂時，一面也仍談詩、論文、說笑、會友。

貧困并沒有把人壓得猥瑣，反倒使很多人更顯出精神上的挺拔。

西南聯大學生在教室上課

03.最深刻的教誨

以本科教學為中心

陳平原老師對西南聯大有一個判斷：它固然是當時中國最好的大學，但它最值得稱道的成就，不在研究而在本科教學。

1938年西南聯大歷史學系師生合影。

原因并不復雜。戰爭環境下，實驗設備匱乏，圖書資料不足，理工科研究尤其受限。物理系教授吳大猷只能在極簡陋的條件下拼湊儀器做實驗；有的著作甚至要靠少量借得的原書，分頭手抄再開展討論；圖書借閱有十分嚴苛的制度，以免學生們無書可讀……

因此，聯大的學術研究并不像后人想象得那樣無所不能。陳省身晚年就直言，聯大也只是“大家都是矮子的時候它比較高一點”。但正因為研究條件受限，教授們反而把最寶貴的心力投入到本科生培養上，這恰恰成就了聯大最深遠的成功。

楊振寧后來反復回憶，西南聯大的老師學問高，而且對教書異常認真，學生習題做得多，基礎打得穩。李凌在追懷聯大中文系副教授余冠英時，也指出“教授的教學都很認真，所有教授不管多么有名氣都親自給本科生講課”。

1943-1944年度西南聯合大學化學工程學系學程授課時間表。

陳平原老師指出，與今日中國大學拼命發展研究院不同，西南聯大真正得意之處在本科教學。這些受過良好訓練，深受聯大精神熏陶的本科生，日后因緣際會，或出國繼續深造，或在實踐中自己探索，逐漸成為一代名家—這或許是西南聯大留給我們的最為深刻的教誨。

04.“神話”的另一面

被忽略的復雜性

越是被一再歌頌的大學，越需要重新放回歷史現場看它的復雜性。西南聯大當然偉大，但若只剩下贊歌，反而會遮蔽它更真實也更豐富的一面。

首先，抗戰中堅持辦學、流離西遷、弦歌不輟的，并不只有聯大。浙江大學、同濟大學、中山大學、河南大學等，都有艱苦卓絕、可歌可泣的經歷，只是沒有像聯大那樣被后世反復書寫。

其次，聯大的成功也與特殊條件密切相關：三校合一的超強師資、昆明相對穩定的地理位置、云南民眾的接納與支持，這些都不是抽象的“聯大精神”本身，卻都是聯大得以成立的重要前提。

再次，聯大與地方社會并非只有溫情，也有摩擦；三校合作雖被后人贊為“合作無間”，背后也并非沒有磨合和張力。更重要的是，后來的聯大記憶明顯帶有“老校友濾鏡”。

在茅山新四軍紀念館館藏中，有一本《聯大八年》，書名由聞一多先生篆字題寫并簽名。

陳平原專門提醒，1946年學生編的《聯大八年》里，仍有不少刻薄的批評與抱怨；但幾十年后，老校友回憶聯大，往往滿口贊美。兩種記憶都真實，卻不能只信后一種。

西南聯大之所以評價這么高，很大程度上正因為它過早“凋謝”，所以格外凄美。也因此，對聯大的最好紀念，不是繼續把它神化，而是在敬意中保留歷史的復雜感。

結語

今天之所以還不斷回望西南聯大，并不只是因為人們懷念一個大師云集的時代，更因為它促使我們追問一個沒有過時的問題：大學究竟應當成為什么樣子？它讓人看到，大學不僅要傳授知識、培育人才，也要守住人格的尊嚴與精神的方向。

戰火紛飛中，中國大學頑強地生存、抗爭、發展，其中蘊含著某種讓后人肅然起敬的神秘的力量。西南聯大留下來的，不只是校史上的榮光，也是一種對青年的召喚：在時代風雨中，不失理想，不忘責任，不丟掉精神上的挺拔與清明。

你覺得西南聯大為何能成？

你還知道哪些西南聯大的故事？

歡迎在留言區暢所欲言，

小北將從中抽選2位留言讀者，

送出這本再版歸來的好書。

抗戰烽火中，弦歌不輟。

還原中國高校西遷的壯闊歷程，

通過日記、書信等細節，

重現“破破爛爛但卻精神抖擻”的風骨

-End-

觀點資料來源：

《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增訂版）》

轉載及合作請發郵件：scb01@pup.cn

▼點擊名片 ?標關注我們▼

最艱難的年代，他們仍在上課、讀書、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