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
當代人寫起楷書來，對規范、標致，工整是極為的看重，就像現在網絡上流行的“印刷體”，他們恨不得是拿尺子來比著寫，字字工整筆筆橫平豎直，不容許挪動半分，要寫得比電腦打印出來的還要工整，也是因此而得名“印刷體”，十分的拘謹。不過像這樣的字，久看必疲勞，千篇一律，也是十分的僵化不耐看，可以說是毫無活氣和藝術性可言。
但真正的楷書并不是這樣的，楷書最怕的字病，就是拘謹、僵化、沒有活氣。像這樣寫的話，那么它的筆畫是死的，結構是板的，情緒也是空的。雖然規整，但也是沒有半點靈魂的。往回看那些能流傳下來的名帖，真正的好楷書，從來都不是這個樣子的。
就拿這一幅來講，他把法度和活動拿捏得分毫不差，每個字都是教科書級別的精準，卻又字字透著靈動的氣韻。今天要分享的這幅字就是清代時期沈岱寫的楷書《重修吳相伍大夫廟記》。
而關于他的這幅書作，我們先從這三個牛人說起。那是乾隆三十年，也即公元1765年，蘇州胥門內伍子胥廟重修落成，落成之后需要找人寫一篇記文，這塊碑文的撰文都就是王鳴盛，他是清代乾嘉學派的代表人物，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寫過《十七史商榷》，史學考據功夫一等一，是蘇州人，寫家鄉的題材，自然引經據典、信手拈來。
碑文寫完了，就需要一個書法好的人來書丹，而當時找的書丹者就是本篇的主角，沈岱，他是清代書畫名家，曾在河上任職水利，著有《吳江水考增輯》，是個既懂藝術又懂水利的人。字寫完之后，就要上石碑刻，這個碑刻又是另有其人，刻石者是顧元英，清代刻碑名手，刀法精準，能把書家筆下的神韻完整復刻到石碑上，分毫不差。
以前總認為看到一塊碑文，這個碑文、書法、刻石都應該是出于一個人之手，在古代當個書法家還要樣樣精通。其實不然，很多都是分工而做，這也書法碑刻史中常見的。不過在古代，文與書同人也是常見。
再說說這篇記文，碑記所寫主角是伍子胥，原名伍員，春秋時期吳國相國。這個人在蘇州，幾乎是個神話級別的存在。關于伍子胥的故事，我們也是耳熟能詳，聽過許多，這里就不多說了。
說回這個書者沈岱，對于他的資料記載真是太少了，生卒年沒有明確記載，官方正史里也找不到他的傳記。能在網上檢索到的信息，大概就是：字吳趨，歸安人，沈惇彝之子，曾任河上官職，工書畫，通水利。就這么幾條，干巴巴的。
但他的字是騙不了人的，從此作來看，他的書法路子很寬，歐陽詢的峻拔勁健他有，褚遂良的流美靈動他也有。既符合館閣體端莊規整的時代要求，又沒有被館閣體捆死——筆畫里隱隱透出行書的流暢意趣，讓楷書"活"了起來。這種人，放在今天，就是那種"網上搜不到幾行介紹，但圈內公認是真厲害"的高手。
筆法上，沈岱橫畫利落干脆，多用露鋒起筆，像刀切一樣爽利；豎畫則藏鋒蓄力，沉穩有力。點畫飽滿且富有彈性，不是一根死線堆在那里，而是有重量感、有彈性的實體。
乾隆年間，他因書法技藝精湛，得受皇帝賞識。《重修吳相伍大夫廟記》是他"奉赦而作"的作品，不是自己寫了玩的，是領了官方任務鄭重書寫的。這類作品，往往格外用心，也格外見功力。
最精善的初拓本，清代拓完之后，沒留在國內。不知什么渠道，流到了日本，此后長期秘藏，外人難得一見。直到近年，這件拓本才重新公開露面。
當代書法圈有一個不太公平的看法：一提清朝書家，尤其是受館閣體影響的書家，就覺得"字跡丑陋、千人一面"。這個偏見，有一定現實依據，但過于籠統。館閣體強調規整、端莊、實用，這是時代要求，不是個人缺陷。問題是，只學館閣體不越雷池的人，寫出來的字確實容易千篇一律。
但沈岱不是。
他寫的是楷書，立的是碑記，用的是館閣體允許的字體，卻沒有把館閣體當成終點。他的字里，歐陽詢的剛勁在，褚遂良的流美在，行書的靈動也在——他用館閣體的規矩做底子，往上嫁接了唐楷的技法和文人的意趣。這個路徑，值得今天的書法愛好者認真思考。
當代人學楷書，往往走兩個極端：要么死守"印刷體"的規范，要么一上來就學行草追求"活氣"。其實楷書本身就能"活"，關鍵是筆法的積累和結構的理解要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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