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咨詢師不直接給建議？精神分析處理的是“知道但做不到”

精神分析處理的，是你明明知道正確的做法，可你的行為卻是背道而馳的。此時，你缺少的并不是問題解決方法，而是需要理解為什么你明知道自己不該陷入錯誤的模式，但又無法抵抗。

北大女生“包麗”（化名），與同為北大學生的牟林翰相戀，但被男友長期PUA的事情被媒體報道后，曾一度引發熱議。包麗與大自己一屆的學長牟林翰在2018年確立戀愛關系，到2019年因被男友長期精神控制和壓迫，最終服藥走上絕路。

在交往期間，男友多次詢問包麗過往的性經歷，并強調“女孩的第一次是最美好的東西”。使得包麗產生了強烈的自我道德感批判。因為從心理動力角度看，這類持續的羞辱和貶低，很容易被受害者內化為自我攻擊。

短期內，一個人原本也許還能反駁，但在長期精神壓迫中，外部的羞辱性聲音會逐漸變成她內在評價自己的聲音。而牟林翰也進一步利用了包麗的這份羞愧，對包麗實施精神操控。牟林翰甚至離譜的要求包麗，先懷上自己的孩子，然后再去流產，然后把病歷留給自己做紀念。包麗因為考慮到這樣對孩子是不公平的而拒絕。但牟林翰隨后要求包麗去做絕育手術，并要求把包麗的輸卵管切下來后留給自己做紀念，包麗的回答是：可以。

但在這些年間，包麗自己不是沒有思考過這段感情是否值得繼續；也曾在與朋友訴說這段關系給自己帶來的痛苦后，被朋友強烈勸說要馬上離開這樣的男友。那么為什么包麗做不到呢？包麗當時給勸自己分手的朋友回應是：“我分不動了，心死了”。

在這個悲劇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從理性認知到具體做出決定之間，整個過程是相當復雜的而糾結的。有時候你明明很清楚什么才是對自己有利的，但仍然難以做出決斷。

在電視劇《不要和陌生人說話》中，梅湘南遭遇安嘉和家暴后，好友劉薇曾把她接到自己家里，勸她離婚。梅湘南也不是全然沒有自己的理性思考，她也撥打婦女救助熱線、離家出走、去法院咨詢，但依然還是沒能下定決心，直至家暴進一步升級，自己被推下樓梯、摔傷并流產后，才真正對這段關系斷了留戀。

作為旁觀者，似乎覺得整件事情很清晰，什么才是正確的選擇已經很明確的。為什么你都那么痛苦了，還不趕緊離開？

那么這個時候，什么樣的幫助才是能起到作用的？

最能起到作用的，是提升個體的自主性。我們通過這些案例都可以觀察到這些案主身邊并不缺能夠提供勸說的人，但如果案主自身的自主性非常微弱，常常很難為自己做出決斷。

那心理咨詢師是如何幫助個體提升自主性的呢？

其中一個做法就是咨詢師并不會僅從問題角度去看待案主，而是會將案主視作一個完整的人，去理解案主的人生。從而在案主的人生長河中，觀察并理解案主為了自我存在而持續做出的抗爭。

當咨詢師能夠讓來訪感受到自己是充滿魅力，自己的人生是有意義的，那么來訪就能開始也這么的看待自己，繼而對自己后續的人生產生濃厚的興趣與動力。

例如：咨詢師可能與來訪一起思考，來訪本將會成為什么樣的人，而他又運用了自己的哪些潛能？或者他是否有某一刻曾驚奇地發現自己有某些潛能？

當一個人被積極地對待，想法和情緒都被尊重，這個人對待自己的方式和態度也會發生變化。

1965年，心理學家Robert Rosenthal和校長Lenore Jacobson在美國加州一所小學進行了一項實驗。先讓全校學生做智力測驗，然后將部分學生標記為“潛力學生”。在之后的日子里，由于被標記的孩子被老師不斷地以優異學生的方式對待，通過更積極的關注、正向反饋和互動，這批被標記的潛力學生在幾個月后確實出現了明顯的進步。但實驗的真相是，這批被標記的學生，并不是按照智力測試的結果篩選出來的高智商學生，他們只是被隨機選擇到的學生。

新東方的俞敏洪曾多次講過自己的失敗感。直至后來創業，與徐小平、王強一起發展業務。期間感受到了自己可以與優秀的人才一起做事、一起爭論、一起承擔風險，從而改變了自我負面的評價。

如果我們拿后兩個示例與前兩個案例做對比，就可以看到之前的二位案主，遇到的交往對象大多會對其進行貶低，控制，以此打壓案主的自主性；但后面兩個示例，則很好的體現出如果遇到好的老師，好的同事，這些被積極地對待，甚至能夠對自己的人生產生極大的促進性發展作用。

那么如果生活中，沒有遇到這樣的“好客體”，那么選擇進入到心理咨詢中，先由咨詢師來擔任好客體，讓向好的改變發生。

看下來，這似乎是個很淺顯的道理，似乎心理咨詢師的工作也不那么復雜。那么下面我就來說說心理咨詢師要應對的復雜性部分。

一、咨詢師要留意，不要產生與來訪潛意識合謀的“保護性氛圍”。

雖然上文說了兩位苦主，在親密關系中有被剝奪自主性的部分。但在實際分析工作中，來訪也很有可能會由于痛苦的現實而啟用防御機制，以逃避改變的責任，完全屈從于快樂原則。

在精神分析的視角下，神經癥的核心本質，是患者用癥狀、防御來回避現實中的責任與沖突，治療的核心就是打破這種回避，讓患者直面現實。也就是說，癥狀并不只是痛苦本身，也常常承擔防御功能。它既讓人痛苦，也可能幫助人暫時回避更深的沖突、責任、羞恥或現實壓力。

因此，分析工作不能只是安撫痛苦，也需要逐漸幫助來訪者看見：這個痛苦在保護什么，又在阻礙什么。

所以在咨詢過程中，咨詢師如果只是一味的容納與理解，就很容易與來訪一起創造出一種保護性氛圍，咨詢空間就成為了來訪逃避現實痛苦的“山洞”。而咨詢師所要做的進行抱持性工作的同時，堅守精神分析的核心目標，即：強化患者的自我功能，推動患者從快樂原則轉向現實原則，直面真實的治療現狀，而非沉浸在虛假的、無沖突的安全幻覺中。

咨詢師要如何動態把握這個尺度呢？

首先我提到了要去理解來訪的人生。所謂理解就是去聽來訪是如何講述自己的人生故事；來訪早年客體關系是什么樣的；來訪存在的核心沖突又是什么？

理解來訪，并不是單純地去聽來訪的講述，而是通過這些多維度的思考，嘗試去用來訪的眼睛看世界，嘗試用來訪的心靈去感受世界，但同時不丟失咨詢師的客觀性。

在Freud的經典分析理論中，是要求分析師成為“空白屏幕”，但我更認同后期的客體關系理論，也就是咨詢師可以做個有回應的在場者。這樣咨詢師在傾聽來訪講述的過程中，可以通過回應來持續驗證自己是否有準確理解來訪所想要表達的情感內容，而不是被動等待來訪通過自由聯想給出的碎片化信息。

二、咨詢師不急于給出指導性意見，才有機會探究來訪的無意識沖突

案例中的兩名女性，無疑都是處于痛苦的親密關系中。那么這種痛苦會通過投射機制，讓她們的交談對象也感受到那種急于想要逃離的壓迫感。

此時，這些交談對象幾乎會不約而同地提議道：離開他！結束這段關系！

但心理咨詢師的工作并不是給出直接的指導性意見，除非是來訪者已經處于高風險，也就是危及自身與他人安全的情況。（即便如此，心理咨詢也無法直接處理緊急情況，咨詢師大多只能建議聯系家人陪護，至專科醫院掛急診；或撥打110、120等急救電話。）

心理咨詢師可以做的工作是回歸到咨詢空間中，幫助來訪去探查現實困難之下的無意識沖突或未被滿足的情感需求。

舉個例子來說，一名年輕俏麗的女性，戀情總是不順利。如果心理咨詢師只是從方法層面給出指導，像是如何維持良好的溝通，每天應該發些分享之類的來維系親密感。無疑，是很難從根源上幫助這名女孩去理解她在親密關系中的問題到底是什么。

只有通過中長程的分析后，或許才能理解到原來自己一直很渴望母愛，小時候未獲得的，長大后總是會在無意識中從戀愛對象身上獲取。那么不論這名女孩找的是異性對象（男孩）或是同性對象（女孩），這些對象代表的都是女孩一直未獲得的“母親”。而對于正與這么女孩交往的戀愛對象來說，他們的性別和角色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錯位。這自然會影響到這段親密關系的發展。

所以心理咨詢并不是針對問題給出指導性意見，因為我們通過案例已經能夠明顯看到個體是不缺方法的。其困難之處在于明知道自己應該怎么做，但就是做不到。這不是因為個體沒有思考能力，而是因為這些行為背后，往往連接著更深層的無意識沖突或是創傷。

或許離開一個人，可能意味著離開一段熟悉的痛苦；建立邊界，可能意味著要承受對方的不滿。

每個人的人生故事都是不同的，而未來的人生故事會如何譜寫，或許可以通過心理咨詢去譜寫內心新的篇章。

（文中案例均源自網絡或杜撰，不含咨詢情境下的真實案例）

作者：許燁 國家二級心理咨詢師、英國埃塞克斯大學 精神分析博士在讀，壹心理督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