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的雙重面孔：盛贊日本人迷人，稱中國人遲鈍、印度人骯臟

改造社為何能請動愛因斯坦？這跟另一位西方名人有關。日本產生邀請愛因斯坦的想法比中國晚，但行動迅速果決。這與英國哲學家羅素的推薦有關。羅素在訪華九個月后，順訪了日本。當他被問到＂世界上最偉大的三個人是誰＂時，他回答：＂第一位是愛因斯坦，然后是列寧，除此之外沒有其他人了。＂日本人馬上開始行動。

中國這邊其實也在爭取。1922年3月，正在柏林訪學的北大教授朱家驊致信愛因斯坦，重新商討訪問北京大學事宜。北京大學想邀請他像羅素和杜威那樣在中國待上一年。但愛因斯坦坦率地回信說，＂中國的報酬不夠旅行所需＂，＂日本的報酬足夠四周旅行所需＂，因此他決定先去日本，再＂順訪＂中國兩周。

最終北大之行因種種原因泡了湯，愛因斯坦只是在往返日本途中經停上海，前后加起來不過三四天。

就是這短短幾天的走馬觀花，他在日記里寫下了那些讓后人讀來很不舒服的話。

當他首次抵達上海的時候，他在日記中對碼頭上看到的中國窮人這樣描述：勤奮、骯臟且顯得有些愚鈍的人民，在餐館前用餐時并非坐在長椅上，而是蹲著吃。有意思的是，他當時并不知道＂亞洲蹲＂這回事——中國人可以很自然地蹲下來休息、工作、吃飯，這是歐洲很多人辦不到的。在他的認知框架里，蹲姿只和上廁所有關。

如果只是對蹲姿的誤讀，這件事的性質不至于引起那么大的爭論。問題在于接下來那些話。他說中國的孩子們＂無精打采，看上去很遲鈍＂，還寫道：＂如果這些中國人取代了其他種族，那就太可惜了。＂他甚至寫道中國人＂更像自動機器而不是人＂。他稱中國為＂一個奇特的、像羊群一樣的民族＂。

對印度的描述同樣刺眼。在斯里蘭卡的科倫坡，他寫到當地人＂生活在極度骯臟和相當惡臭的環境中＂。而對這些觀察的歸因方式，才是真正的要害。羅森克蘭茨指出，愛因斯坦在日記中將日本人、中國人和印度人的所謂＂智力低下＂歸咎于生物起源，多次將其他人描述為＂生物性低劣＂，＂這明顯是種族主義的標志＂。

然后鏡頭一轉到日本——完全換了一個人。

更重要的是，日本讓愛因斯坦感到輕松自在，因為那里沒有反猶主義。當時在德國，做一個著名的猶太科學家是有人身風險的。就在同一年，另一位著名的德國猶太人、外交部長拉特瑙被右翼暴徒暗殺。換句話說，愛因斯坦到日本時的心態，本身就比在上海碼頭匆匆一瞥時的心態要放松得多。

不過他對日本也不是全然沒有微詞——他仍然覺得日本人在智力上不如人。只不過和那些對中國人的用語放在一起比較，日本那邊只能算＂輕微挑剔＂，中國這邊是＂全面否定＂。

這里有一個很值得對照的視角。差不多同一時期，英國哲學家羅素也訪問過中國，也注意到了中國社會的種種問題。羅素同樣批評過當時的中國人自私、貪婪，但羅素看到了這后面更深層次的原因——他認為這些問題是由長期的制度壓迫所造成的。

而愛因斯坦呢，直接跳到了＂生物本性＂這個結論上。同樣是西方知識分子，羅素的分析更客觀、更有同情心，也更加深刻。

那愛因斯坦到底算不算種族主義者？這個問題到今天也沒有標準答案。

支持＂算＂的一方有充分理由。羅森克蘭茨明確表示：＂他多次將其他人描述為＇生物性低劣＇，這明顯是種族主義的標志。＂

支持＂不算＂的一方也有道理。在訪問遠東之前，愛因斯坦就接觸過中國學者，對他們評價非常之高。1919年他給好友埃倫費斯特的信中寫道：＂或許在這世界只留下中國人時情況才會變好。＂而且他后來的行動確實發生了變化。

1946年，他在賓夕法尼亞州林肯大學——美國歷史上第一所可以授予非裔學位的大學——的演講中說：＂種族隔離不是有色人種的病，而是白人的病。我不打算對此保持沉默。＂

1937年日本挑起全面侵華戰爭后，愛因斯坦與羅素等人在英國發表聯合聲明，呼吁全世界援助中國。到了1951年，當杜波依斯因＂未登記為外國代理人＂被聯邦政府起訴時，愛因斯坦公開表示愿意出庭作為第一位辯護證人。法官聽說此事后，看了看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隨即駁回了此案。

人的轉變是真實的，但偏見的根子也是真實的。羅森克蘭茨自己也承認這是一個＂多面性＂的問題。他說：＂我希望人們能看到一個更真實、更有語境感的愛因斯坦形象——像我們所有人一樣，他也有偏見，也可能令人不快。＂

更何況，1922年的上海是什么光景？他自己在日記里也寫過：＂這個城市表明歐洲人同中國人的社會地位的差別，這種差別使得近年來的革命事件特別可以理解了。在上海，歐洲人形成一個統治階級，而中國人則是他們的奴仆。＂他并非完全看不見壓迫結構的存在。

而且他在上海受到的接待也頗為尷尬——在他的日記里，沒有一個中國人在碼頭迎接他。這與杜威和羅素到上海時的場面形成了鮮明對比。整個行程由日方安排，中國方面似乎沒有做好充分準備。這種冷淡的接待體驗，是否也加深了他對中國的負面印象？這層因素不能忽視。

這一發現意味著，愛因斯坦在宇宙學上的一個核心假設，有可能被中國人領銜的團隊推翻了。

一百年前他說中國人＂沒有邏輯思考能力＂，一百年后中國科學家正站在挑戰他理論前沿的位置上。歷史有時候就是這么諷刺。

這大概是看待這件事最誠實的態度：承認偉大，也承認局限。愛因斯坦在面對宇宙方程時，追問因果鏈條毫不含糊。但面對上海碼頭邊蹲著吃飯的苦力，他用了最粗糙、最不科學的方式下了結論——把一個民族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生存狀態，等同于這個民族永久的、先天的本質。這恰恰是種族主義思維最典型的邏輯漏洞。

他沒打算讓這本日記出現在后人面前。但它出現了，而且不會再消失。它提醒我們一件很樸素的事：能看懂宇宙的人，不一定看得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