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秉君（華語智庫高級研究員、新華社瞭望智庫特約軍事觀察員）

1947年5月3日，東京審判開庭一周年之際，一部全新的日本憲法正式生效。其中，第二條要求日本放棄戰爭權，被視為“憲法第九條”的原型。在外界看來，日本和平憲法與東京審判一同構成了戰后日本發展的基石。

2026年4月27日的東京首相官邸，注定作為一個危險的日子被載入東亞安全史冊。就在這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召集了修訂“安保三文件”的首次專家會議，公開聲稱日本必須“為長期戰爭做好準備”。從“專守防衛”到“長期戰爭”，四個字的措辭之變，折射出的卻是日本戰略本質之變。

這一重大戰略轉向，并非孤立的政治表態，而是一場系統性工程的核心宣言。自2025年底以來，日本強軍擴武的步伐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加快。2026財年初始防衛預算高達9.0353萬億日元，國防開支在GDP中占比已從2023財年的1.19%飆升至2%，防衛預算已連續14年增長，近5年來增幅超過60%。擴武力度之大、增速之快，令人震驚。

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早苗政權正在系統性地構建一套完整的新型戰爭準備體系。從“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的修改，到“國家情報局”的設立，再到“安保三文件”的修訂加速——不到半年的時間里，日本完成了從“專守防衛”到主動進攻、再到海外實戰的“三級跳”。這正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所指出的，日方近期在軍事安全領域“危險、冒進和試探、挑釁動作頻頻，戳穿了其‘和平國家’的自我標榜”。

相似還是變異？“新型軍國主義”的定義之辨

“新型軍國主義”這個提法并非空穴來風，而是國際學術界和輿論界對日本當前安全政策走向的精準概括。這一概念的核心在于：它在思想根源和政治驅動力上與舊軍國主義一脈相承——都崇尚強軍擴武、迷戀以武力解決爭端——但其表現形式更具隱蔽性和系統性。

日本山口大學名譽教授纐纈厚指出：“當下，日本社會右傾化趨勢日益顯著，甚至帶有軍國主義傾向的思潮在抬頭”。與此相呼應，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員項昊宇的分析更為系統，他將高市內閣當前的“統合情報、嚴控輿論、解禁軍售、擴張軍備”系列動作，與二戰前日本軍國主義的崛起路徑進行了比對，得出了二者“高度重合”的結論。

但細加剖析，“新型軍國主義”與舊軍國主義之間也存在顯著差異。舊軍國主義以公開的軍事擴張和領土侵略為特征，而“新型軍國主義”則采取更為隱蔽的滲透方式：它憑借軍民兩用技術的掩護，以“經濟安全保障”“網絡安全”“太空開發”等現代話語包裝軍力擴張意圖；它依賴軍工復合體與政治集團的利益捆綁，推動“修憲—擴軍”的利益閉環，而非公開的侵略狂熱。這種隱蔽性，正是其最大危險所在。對此項昊宇指出，日本當下的軍事大國化進程“在思想根源和政治驅動力上，卻與戰前的軍國主義一脈相承，本質上是對‘和平憲法’和戰后國際秩序的系統性挑戰”。

“新型軍國主義”的特征可概括為“五化”：戰略意圖遮掩化、擴軍路徑漸進式化、法理突破隱蔽化、軍工手段利益捆綁化、對外包裝國際化。安全專家佐道明廣一針見血地指出：“一邊標榜堅守‘和平國家’定位，一邊一步步拋棄和平主義核心原則”。這就是“新型軍國主義”的核心欺騙性。

經過兩年半的庭審，最終共有25名日本甲級戰犯被判有罪，其中，包括東條英機在內的7人被判絞刑。

被掏空的和平憲法和對東京審判的踐踏

“安保三文件”每一次修訂，背后都是日本對戰后國際法秩序的公然挑戰。從2013年解禁集體自衛權，到2022年寫入“反擊能力”，憲法第九條被層層架空；東京審判確立的“侵略戰爭犯罪化”原則，正被“正常國家論”悄然消解。所謂“專守防衛”，早已在實戰化部署、遠程打擊能力建設與海外軍事存在中名存實亡。

何謂“專守防衛”？這項戰后日本安全政策的基石，意味著日本只能在遭受攻擊后，才得以在必要最小限度內行使武力。然而，2022年版“安保三文件”已經寫入所謂“反擊能力”，從法理層面突破了專守防衛的核心原則。而2025年底啟動的修訂，標志著這一突破將進一步深化。

據專家分析，當前修訂的核心方向，集中在五大方面。即；大幅提高防衛預算，內閣已提出進一步增加防衛開支占GDP比重的目標，同時增設防衛特別所得稅以保障資金來源；深化進攻型戰力建設，擴大遠程防區外打擊武器的部署，推進西南離島的要塞化，將琉球群島打造為軍事干預的前沿支點；全面松綁武器出口限制——4月21日內閣已通過決議修改“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取消殺傷性武器出口禁令；挑戰核政策底線——謀求修改“無核三原則”中的不運進條款，為美軍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創造條件；強化無人機、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戰體系。

在這五大方面中，對核政策的突破意圖最令人憂慮。日本共同社曾獨家披露，自民黨內部討論的重點之一，便是從“無核三原則”中刪除“不引進”核武器的表述。2025年11月，高市在眾議院應詢時稱，無法確認“無核三原則”是否將在安保政策修訂過程中保持不變。在東京審判開啟80周年之際，日本政要竟反復詆毀“無核三原則”，無疑是對戰后國際法理的公開否定。

從修訂時機來看，2022年版“安保三文件”原本被設想為10年左右的中長期安全政策框架。高市早苗上臺后打破慣例，推動提前修訂。修訂周期從5至10年壓縮至短短4年——這樣的“加速”，折射的是日本脫離戰后和平發展軌道的迫切與不擇手段。

軍事能力的“質變”與體制的“脫胎換骨”

日本的軍事擴張遠不止數字層面的增長。核心軍事能力的“質變”，正在使自衛隊的性質發生根本性轉變。

2025年末，加上相關費用和補充預算案的資金，日本防衛開支合計達到約11萬億日元，防衛支出GDP占比已達2%——達到北約國家軍費標準。為了給這一膨脹提供長期資金保障，日本甚至可能增設“防衛特別所得稅”。

預算的投向更具進攻性。2026財年防衛預算將主要用于獲取長射程導彈、構建海岸防御系統所需的攻擊型無人機。更令人震驚的是，日本已提出加入美國“金穹”反導計劃，將推進太空攔截部署并共享衛星情報；駐日美軍也啟動了“聯合作戰司令部”設立程序，美日聯合作戰指揮體系加速融合。與此同時，日本正計劃將核心軍工企業特別是彈藥生產部門，轉為“政府所有、承包商運營”模式。這一舉措為確保所謂“長期戰爭”的后勤供應鏈提供了體制性保障。

自衛隊的組織架構也在經歷戰后最大規模的改組。今年3月，海上自衛隊實施“史上最大改組”，將現有護衛艦隊和掃雷隊群整合為水上艦隊，下設3支水上戰群，同時新設“水陸兩棲戰水雷戰群”，計劃與“水陸機動團”協同作戰。同月，航空自衛隊下屬“宇宙作戰群”正式擴編為“宇宙作戰團”，并計劃在2026財年進一步升級為“宇宙作戰集團”。其主要任務包括太空監視、數據分析、電子干擾等。3月31日，日本防衛省在熊本縣和靜岡縣，正式部署了兩款具備“對敵基地攻擊能力”的遠程導彈。4月，日本政府敲定了修改自衛隊“官階”名稱的方案，計劃重新啟用“大佐”等舊日本帝國軍隊名稱，被批軍國主義企圖借尸還魂。顯然日本正在系統性顛覆“專守防衛”原則，加速向“能戰國家”轉型。同時表明，日本軍國主義復活不再是潛在可能，而是已轉化為一種嚴峻的現實威脅。

從造“盾”到鑄“矛”與軍工復合體全面激活

軍工產業的系統性重塑，是“新型軍國主義”成勢的又一關鍵環節。

2026年4月21日，日本政府通過內閣決議，完成了對“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及其運用指南的修改，原則上將允許殺傷性武器對外出口。這徹底打破了日本自二戰結束以來長期堅持的武器出口限制。此前的2025年11月，日本政府已完成向美國返銷“愛國者”防空導彈，這是二戰后日本首次出口殺傷性武器成品。

修改后的新規不僅原則上解禁殺傷性武器出口，更明確規定，特定情況下經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審批，可向處于武力沖突狀態的國家出口武器。這意味著日本已不再滿足于在戰場之外“助戰”，而是隨時可能成為沖突的直接武器供應方，這將對國際和平與地區穩定構成實質性威脅。

這一系列動作的背后有多重戰略圖謀。日本國內軍工企業長期依賴防衛省訂單生存，市場狹小導致研發成本居高不下。解禁出口后，日本軍工企業將獲得全球市場入口，大幅攤薄研發成本。高市政府近期動向顯示，首相本人甚至可能親自出訪推銷武器——這一行為本身，便是一個“和平國家”的極端異化。日本共產黨委員長田村智子直接發出抗議，稱這一行為將使日本淪為“死亡商人”。

更為深刻的是，一旦軍工出口形成產業規模，經濟利益將倒逼日本政府持續擴大軍費、放寬軍事限制，進而推動憲法修訂，形成一個“修憲—擴軍”的利益閉環。用法國學者常用的概念類比，這一機制與“軍事凱恩斯主義”極為相似——通過軍事支出拉動經濟的邏輯一旦成型，修憲擴軍將不再僅僅是政治主張，而會變成經濟剛性需求。這正是“新型軍國主義”比舊軍國主義更為隱蔽也更為危險之處。

今年4月27日，高市在首相官邸會議中提出，要“確保持續作戰能力為長期戰做好準備”。

誰在驅動日本狂奔？

日本的“新型軍國主義”加速背后，外部推波助瀾與內部動力激化相互交織。

從外部看，美國的“縱容”與“誘導”起到了關鍵作用。美國將日本視為所謂“印太戰略”的前沿支點，默許甚至鼓勵日本突破專守防衛原則，推動其在美日同盟中從“防御盾牌”向“進攻矛頭”轉變。美國此前曾暗中要求日本將防衛費提升至GDP的3.5%。俄羅斯外交部副部長魯堅科在2026年3月底明確警告，日本正沿著“再軍事化”的危險道路推進，并指出日方若對俄羅斯遠東邊境構成挑戰，俄方將采取相應反制措施。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則在4月24日公開表示，高市早苗向靖國神社供奉祭品的行為“證明高市早苗政府完全無視歷史教訓，粉飾殘暴罪行”。

從內部看，右翼勢力通過渲染所謂“臺灣有事”等外部威脅敘事，系統性地煽動日本民眾的安全焦慮與危機意識，以此作為政治動員的工具，轉移國內經濟民生矛盾。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孟曉旭進一步指出，高市政府持續推動軍事化，深層意圖是借強化安保政策“凝聚國內政治共識，迎合右翼勢力訴求，鞏固其執政基礎……試圖徹底擺脫戰后體制的約束，打破長期以來的‘專守防衛’原則，實現日本軍事大國化，最終推動修憲”。

與此同時，日本國內反對的聲音也在持續發酵，只是被右翼輿論洪流淹沒。日本社會民主黨黨首福島瑞穗在社交媒體上明確表示，“日本是不能進行戰爭的”。日本參議院議員山添拓則尖銳地批評高市政權“缺乏外交、單純依賴軍事”的政策路徑“極其危險”。日本《朝日新聞》發表社論，對高市政權進一步改變日本作為和平國家的形態“深感憂慮”，并對修改“無核三原則”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發出警示。但遺憾的是，這些理性的聲音被右翼鼓噪下的政治議程忽略。

東京民眾在國會議事堂周圍參加抗議活動，呼吁守護和平憲法。來源：新華社

警惕“新型軍國主義”覆巢之禍

“殷鑒不遠，不可不察。”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的警語擲地有聲。

80年前的1946年5月3日，東京審判正式開庭。在這座莊嚴的審判庭上，11國法官以鐵證如山的事實，昭告了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的反人類罪行，確立了戰后國際秩序與和平底線。然而80年后的今天，就在東京審判80周年之際，日本高市政權卻公然宣稱為“長期戰爭”做準備，靖國神社內侵略戰爭甲級戰犯的靈位依然被政要恭敬參拜，戰后的國際法理被一頁頁撕碎。

這不是“和平國家”的正常轉型。這是日本在國家戰略層面的一次根本性歧途——以“應對威脅”為名，行“再軍事化”之實；以“自主防衛”為旗，行“顛覆戰后秩序”之實。日本當下的軍事大國化進程，正如同一個危險的覆棋之人，將二戰后國際社會用鮮血換來的和平棋子一顆顆推翻重擺。

在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高市政權加速修憲的時間節點，“新型軍國主義”的危險已變為現實。倘若國際社會再不以明確態度應對，日本“新型軍國主義”可能在這個極具象征意義的年份完成關鍵節點突破。亞洲人民不會忘記日本軍國主義曾給這片土地帶來的創傷。而當今世界，需要的不是又一個窮兵黷武的日本，而是一個真正恪守和平憲法、尊重歷史、融入地區的正常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