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頭條/合肥

沒有不被水流過的土地

沒有不被商業塑造的城

【國潮里的安徽合肥：傳統和現代的交融/來自網絡】

吾球商業地理：

官場接連震動，企業謀求外遷——合肥在掌聲最響的時候，遭遇了最扎心的叩問。大樹撐起了“風投之城”的招牌，卻撐不起一座城市的全部未來。當“草本主義”開始發芽，合肥才真正有機會擺脫虛胖，長出肌肉。它也由此真正詮釋了“合肥”的本意：合而肥！

采寫+主編/王千馬

圖片/王千馬+網絡

編制/大腰精+牛兒響叮當+咿呀丫

節后第一天，合肥的書記就被查了。雖然他上任書記沒多久，但來安徽也幾年了，不知道出事和合肥有多大關系，但這幾年來，合肥官場還是有那么點熱鬧，似乎前面的吳存榮也被查了……

群里討論這一事件時，不免嘆息的同時，也看出了一些問題。有人說：之前的打法和套路，怕是行不通了。還得扎扎實實搞技術研發，提經營管理水平，走高質量發展這條路。也有人接話：合肥的營商環境，還得再往上躥一躥。“五一”回了趟合肥，飯局上碰到一位做3M反光材料的企業家，安徽人，廠子就在合肥。質量那真是杠杠的。可就是這樣一位在合肥站穩了腳跟的老板，眼下正盤算著去杭州另起爐灶。問他為什么，答得坦率：“浙江的營商環境，比安徽要好。”

話說回來，合肥也不是沒有讓人心里一熱的領導。當年的劉征田、鄭銳，后來的孫金龍——尤其是孫金龍，那位“鐵腕書記”在任的幾年，合肥的路網拉開了，工業底盤夯實了，那股子“拼”的勁兒，至今還有老合肥人念叨。不得不說，這些年合肥的崛起，既和這座城市骨子里不甘平庸、敢闖敢試的基因有關，也和省市歷屆主官、各級領導的眼光與努力密不可分。從“砸鍋賣鐵”也要投京東方，到力排眾議接盤蔚來，一步步錘煉出“最牛風投之城”的招牌。

可掌聲還沒落定，問題也冒了出來。書記被查也好，企業家動念外遷也罷，都在說一件事：今天的合肥，在贏得無數贊譽之后，又有了需要直面的課題，又有了需要補上的功課。

在我看來，這門功課的名字就叫——從“大樹至上”走向“草本主義”。

★合而肥★

大樹參天，花草呢？

這幾年來，合肥培植了無數大樹，比如京東方，比如蔚來，比如長鑫存儲，比如陽光電源。這的確是合肥做得很成功的地方，也是它敢叫板“最牛風投之城”的底氣所在。

不妨回頭看看這些大樹是怎么長起來的。2008年，合肥全年財政收入僅300億元，硬是擠出巨資投資京東方第六代液晶面板生產線。那一年，大部分人都覺得合肥是在“豪賭”。但結果呢？京東方不僅讓合肥擁有了全球首條第10.5代TFT-LCD生產線，還吸引了康寧、法液空等上下游企業扎堆入駐，一個千億級的新型顯示產業集群就此成型。2020年，蔚來命懸一線，李斌跑了18個城市沒人敢接，合肥卻果斷拋出70億元戰略投資。四年后，合肥新能源汽車產量沖到137萬輛，超越深圳成為全國第一。還有長鑫存儲，實現了國產動態隨機存取存儲器（DRAM）從0到1的突破；陽光電源，穩坐全球光伏逆變器的頭把交椅。

這些大樹，撐起了合肥“芯屏汽合”的產業骨架，也讓這座曾經“存在感”不強的中部省會在全國乃至全球產業鏈上有了話語權。平心而論，沒有這種“押注”大樹的魄力，合肥不可能有今天。這也正是當年那批官員讓人記住的原因——他們敢拍板，敢擔責，敢把城市的未來押在幾個大項目上。

但問題是，一個好的生態里，只有大樹是不夠的。

今天，如果讓一個外地人說說對合肥產業的印象，他能脫口而出的，大概也就是京東方、蔚來、長鑫、科大訊飛這幾家。這當然沒什么不好，這幾張名片含金量十足。但問題是，除了它們，合肥還能拿出什么？

而且，即使是這些大樹，看多了也讓人脖頸有點酸。如果要找這些企業的共同特點，你就會發現它們大多技術門檻高，消費端感知弱。量子計算離普通人太遠，工業互聯網一般人看不懂，哪怕是科大訊飛，很多人用過它的輸入法，卻未必知道它在合肥。這就造成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合肥在科技圈和經濟圈里聲名顯赫，但在普通人的認知里，它的形象反而有點“飄”——既覺得它很厲害，又說不清楚它到底厲害在哪里。

這種“飄”的感覺，其實指向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合肥的產業生態里，缺少了“一般人”能夠感知和參與的中間層。

什么叫“中間層”？舉幾個例子你就明白了。你問一個杭州人杭州有什么企業，他可能說不上來阿里巴巴以外的名字，但杭州有無數你每天都在用的產品和服務——你的外賣是餓了么送的，你的視頻是字節跳動刷的，你的快遞是從菜鳥網絡流轉的。這些企業未必都是巨無霸，但它們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產業生態中連接巨頭和大眾的毛細血管。你問一個深圳人深圳有什么企業，除了華為、騰訊、大疆，他能給你列出一長串——傳音、華強北的電子元器件、大大小小的智能硬件創業公司。這些“花果草木”共同構成了深圳的產業密度，也讓這座城市的氣質變得清晰可感。

合肥呢？合肥的產業圖譜上，頭部企業足夠耀眼，但中腰部——那些規模不大但數量眾多的中小企業、那些在細分領域做到極致的“隱形冠軍”、那些直接面向消費者的品牌——相對薄弱。這種現象，經濟學上叫“長尾效應”沒有形成。換句話說，合肥的產業分布有點像啞鈴，兩頭粗（大企業和科研機構），中間細（中小企業和消費品牌）。而一個健康的產業生態，應該像橄欖，中間最豐滿。

再換句話說，今天的合肥，還缺少能讓人眼前一亮的“花花草草”。

★合而肥★

今日合肥的結構性問題

我們的生活需要花花草草，真正的熱帶雨林也同樣需要。

高大喬木的樹冠遮天蔽日，但真正讓這片林子生生不息的，是底層的灌木、草本、苔蘚，是那些在大樹蔭蔽之下依然能找到縫隙向上生長的萬千生命。它們吸收落葉分解后回歸土壤的養分，涵養水分，為昆蟲和鳥類提供棲息地。沒有它們，大樹也會因為土壤板結、養分枯竭而逐漸衰敗。

何況，大樹好移，根系難深。京東方、蔚來這樣的項目，當初是靠“砸鍋賣鐵”式的非常規手段引來的。這種打法，在今天的經濟環境下還有多少復制空間？且不說全國各地的“招商內卷”已經讓優質項目的水漲船高，單從財政角度看，合肥也不可能無限次地掏出百億級資金去“押注”。

更何況，當一個地方的產業政策、土地資源、金融支持都習慣性地向“大樹”傾斜時，那些剛破土的小草——一家做工業軟件的小微團隊、一個從高校實驗室走出來的博士初創企業、一個從外地帶著技術圖紙回來創業的工程師——他們可能拿不到幾百畝地，擠不進重點產業鏈名錄，甚至在政務窗口排個隊都要等更久——這種結構性的失衡，某種程度上比單個項目的好壞更值得警惕。

合肥的產業生態，眼下多少有點像一片“人工林”。大樹很壯觀，排列很整齊，但林子底下有點空。

這種結構性特征帶來的后果是多方面的。

首先，它影響了城市的人才吸納能力。頭部企業固然能吸引大量高端人才，但一座城市對“一般人”——大專畢業生、技術工人、普通創業者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腰部企業的密度。中腰部企業多了，年輕人就有了更多的職業選擇和試錯空間；中腰部企業少了，大家就只能擠破頭去爭那幾個大廠的崗位，或者干脆選擇離開。合肥每年新增就業參保大學生數量不小，但能不能留住他們、讓他們在這里扎根，很大程度上要看有沒有足夠多的“好工作”供應。

其次，它影響了城市的創新活力。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真正推動技術迭代和商業模式創新的，往往不是那些已經成型的大企業，而是無數中小企業在市場競爭中“野蠻生長”出來的產物。深圳華強北的電子元器件商人，能根據一個需求把方案在一周內做出來；杭州的電商代運營公司，能把一個新的消費品牌從0做到1個億。這種碎片化的、自下而上的創新活力，恰恰是合肥目前相對欠缺的。

最后，它還影響了城市的創業氛圍。一位從合肥到杭州創業的年輕人跟我聊過他的感受：“在合肥創業，感覺很孤獨。你身邊聊來聊去就是那幾家大企業的人和事，想找一個和你同樣在種子輪掙扎的創業者喝杯咖啡都難。在杭州不一樣，你隨便走進一家咖啡館，旁邊可能就坐著兩個人在聊BP。”這不是他一個人的感受。創業這件事，從來不是一個人的戰斗，它需要同伴、需要交流、需要一個互相取暖又互相較勁的場。這個場，很大程度上是由無數“小草”構成的。

某種意義上，當一個地方的發展路徑長期依賴于“引大樹、扶大樹”時，這些結構性失衡就變得顯而易見，但更要命的是，它不僅會讓一個城市形成路徑依賴，而且會腐蝕一個城市的發展心態。這也就是為什么會有前文提及的那兩個看似不相關的話題——書記被查，企業家想去杭州。

它們像兩面鏡子，從不同角度照出了同一種癥候：當一座城市的目光長期向上、向外，向著那些讓人興奮的大樹，它就會在不經意間，忽略那些真正構成城市底色的東西——規則的確定性、服務的可及性，以及對每一個小市場主體的平等對待。

這恰恰是“草本主義”要回答的另一個問題：一座城市的生長，到底應該依靠“能人”的押注，還是制度和生態的可持續運轉？

是少數人的英雄敘事，還是千萬市場主體的共同參與？

★合而肥★

俯身種草，才能壯實

對合肥而言，“關注花花草草”在今天已不是一句情懷口號，而是合肥產業生態能否從“人工林”進化為“熱帶雨林”的關鍵一步。

這需要合肥能從“仰望大樹”走向“俯下身子”。俯下身子，意味著政府要蹲下來，從“小草”的視角去看問題：工商注冊能不能再快半天？辦公租金能不能再便宜一點？第一次對接投資人能不能有人牽線？甚至，被主管部門約談的時候，能不能先問清楚情況再開罰單？

更微妙的是，“俯下身子”還意味著觀念上的切換：以前是“招商”思維——我要把你引進來、給你土地和政策、盯著你投產達產；現在要逐漸轉向“生態”思維——我設計一個好的規則，讓陽光雨露均勻灑下，讓有能力的小草自己長出來，甚至哪天它也能長成大樹。

好在合肥也開始意識到了這一點。這兩年，合肥大力推進“科大硅谷”、中國聲谷、場景創新等舉措，本質上就是在“栽花種草”。尤其是場景創新——政府把公共資源和國企項目開放出來，讓中小企業的技術有機會“上車”“上路”“上屏”。截至2025年底，合肥累計發布場景清單超過300個，服務企業超過1000家。這是一條很聰明的路徑：不需要直接給錢，而是給小草讓出生存空間。

但說實話，從“意識到”到“做到”，中間還有不小的距離。場景創新的覆蓋面還不夠廣，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還不夠暢，基層服務的“顆粒度”還不夠細。那位想去杭州的反光材料企業家說“浙江的營商環境比安徽好”，翻譯一下其實就是：在浙江，中小企業的訴求更容易被聽見、被響應、被解決。

這不是一朝一夕能改變的事，但如果不從現在開始發力，合肥的“草本”生態就永遠只能停留在PPT上。

不過，關注小草，也不是說不管大樹。但這里的“管”不再是保姆式的包辦，而是把大樹當作生態的一部分，讓它的落葉和蔭涼也能滋養下面低矮的植物。京東方帶來的配套中小廠商、蔚來催生的零部件創業團隊，這些“大樹底下好乘涼”的故事，已經在合肥真實發生。

在我看來，決定著合肥能否再前行一步，在城市戰爭中從脫穎而出變成長盛不衰，還需要在幾個關鍵數據上下真功夫：

比如每年有多少新企業尤其是高新企業在合肥落地？不是那種被政策“喂”出來的，而是市場自己“長”出來的。

比如在“隱形冠軍”這個指標上，能不能比得上寧波？寧波至今有119家國家級制造業單項冠軍企業，連續多年全國第一，且大多數是中小型民企。這些企業不出名、不上市，但在各自的細分領域里全球領先，構成了寧波制造業最堅實的底座。合肥有多少？掰著手指頭數一數，差距還不小。

還有一個數據更扎心——我們常說安徽人經商厲害，徽商是中國三大商幫之一，但放眼今天，從合肥走出去的或者在合肥揚名的新徽商，除了科大訊飛的劉慶峰、蔚來的李斌（他嚴格來說不是合肥培養的企業家），你還能說出幾個？

這些數據，才是衡量一座城市是否真正從“大樹主義”走向“草本主義”的標尺。它們不聲張，不張揚，但它們決定著一座城市的長跑能否持續。

決定著“合肥”是不是真的“合而肥”。也決定著“兩個胖胖”是虛胖，還是真的壯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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