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宗杰與浙教社：回望浙江教育改革崢嶸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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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浙江出版傳媒）

編者按

年初，《邵宗杰教育文論》在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該書收錄了浙江省教育廳原副廳長、省教育委員會原主任邵宗杰先生的教育論述，反映了他對浙江教育事業的突出貢獻和人格魅力。該書不僅勾勒出一位教育工作者的思想軌跡，更折射出20世紀八九十年代浙江乃至中國基礎教育的變革圖景。

2021年4月25日，父親離開了我們。今年初，凝聚多方心血的《邵宗杰教育文論》終于面世了，我也得以借通讀文集之機，重新走入父親的教育世界。在此衷心感謝王炳仁、曹成章、裴文敏、魯林岳、桑新民、朱永祥、柯孔標、林莉等父親生前的眾多同事和好友，他們為文集的整理、選編和出版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感謝浙江省教育科學研究院、浙江教育出版社、浙江省教育廳教研室、浙江省教育學會實驗學校分會對文集出版的大力支持。特別感謝浙江教育出版社的周俊社長、蔣婷總編，以及首席編輯王鳳珠和責任編輯王方家在文集出版過程中所提供的專業幫助。

父親一生摯愛教育，是一位為中國教育、浙江教育傾盡畢生心血的躬耕者，更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那場波瀾壯闊的教育改革大潮里一往無前、甘于奉獻、勇立潮頭的先鋒，有理論，有實踐，有其鮮明的個人風格和獨特的人格魅力。

從1952年到1975年，父親在浙江師范學院（杭州大學前身）、杭州大學求學并從教，師從我國著名心理學家、工業心理學創始人陳立先生，任心理學助教、講師，1956年擔任教育系首任黨支部書記，后曾任杭州大學團委書記和教育系、歷史系總支書記等職。1975年步入浙江教育行政領導崗位后，他的人生便與浙江乃至中國的教育改革發展緊密相連，并盡自己所能描繪出了一幅幅精彩的畫卷。他下基層、赴高校、搞調研，為浙江教育系統的撥亂反正和教學秩序的全面恢復做了大量工作，同時也為浙江省普及小學教育、實施九年義務教育打下了堅實基礎，助力浙江成為全國第三個實現“兩基”目標的省份。他著力提升普通高中辦學水平，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和高等教育，并在全國率先解決了民辦教師問題。同時，他為全省中小學危房和破舊校舍的改造奔走呼吁，基本實現了校舍條件的改善，貢獻卓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領導主持了具有全國性影響的柯橋教育實驗、浙江省九年制義務教育課程教材改革和在全省推行高中會考制度三項重大改革，使浙江的基礎教育改革和發展始終走在時代前列，引發全國的關注。

在這三項改革中，我對浙江省九年制義務教育課程教材改革情況相對了解得多一些。1988—2008年我正好在浙江教育出版社工作，作為出版社的一員經歷了這一改革的全過程。1988年經國家教委批準，浙江和上海根據本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實際，進行九年制義務教育的課程教材改革試驗，并被授權制定《浙江省義務教育教學指導綱要》和《上海市義務教育課程標準》，以區別于當時根據國家統一的《教學大綱》編寫的統編教材。由此，浙江成為中國20世紀八九十年代義務教育課程教材改革的前沿探索者和弄潮兒。而且浙江的義務教育課程教材改革，是新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全省建制的課程教材改革實驗，其難度與風險不言而喻。

在國家教委和浙江省委、省政府的信任支持下，父親牽頭組建浙江省九年義務教育教材編委會，并親自擔任編委會總主編。經過數年努力，十五易其稿，小學和初中的教學計劃、各學科教學指導綱要順利通過了國家教委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審查，各冊教科書陸續投入使用，從1991年最初的3個試教區（諸暨三都、慈溪觀城、紹興柯橋），逐步擴大到22個縣（市、區），直至1993年秋季，在浙江全省小學和初中起始年級全面試用，成為當時全國唯一一套在一個省域范圍內全面試用的九年制義務教育課程教材，形成了包括浙江省自編的教學計劃、指導綱要和教科書，以及相應的教師用書、文字和音像的教學輔助材料等在內的完整“課程體系”。同時，這也是我國第一套所有學科課本都是彩色印刷的中小學教材。1992年1月，國家教委在北京舉辦“全國中小學教材展覽”，這套新教材大放異彩、廣受好評。浙江的這場課程教材改革不僅為21世紀初啟動并持續至今的全國基礎教育“新課改”提供了寶貴的前沿探索和浙江樣本，而且，隨著這套教材在全省范圍內的出版發行和全面使用，也為浙江教育出版社鍛煉和培養了一支富有創新精神、能打硬仗的專業中小學教材編輯隊伍，并在一定程度上為浙江教育出版社乃至浙江出版聯合集團的綜合實力走在全國地方出版的前列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談起浙江的義務教育課程教材改革，大家常常想到的或者津津樂道的，就是無論在當時還是現在看來，都頗為“超前”的綜合課程改革這一鮮明特色，以及把以往單一的必修課程改為必修、選修和活動課程等探索。如第一輪的教材在編寫時把《體育》改為《體育與保健》，把小學的《勞動》改為《生活與勞動》，在初中新設了《公民》《家庭生活》《職業指導》等科目；把初中原來的《歷史》《地理》中的人文經濟地理和《政治》中的政治經濟常識合為《社會》，《物理》《化學》《生物》和《地理》中的自然地理改為《自然科學》（現行浙教版初中《科學》國標教材的前身，至今已持續使用38年）；等等。這套課程教材體系把小學科目從11門精簡為8門，總課時從5100節減至4760節；初中必修科目從14門減為12門，必修課的課時從3066節減至2648節，另設選修課388節，同時增設了活動課和社會實踐課。也許對當年這場改革的評價至今仍存在爭議，但在我看來，父親的許多理念與做法，放到今天仍然是先進的、正確的，也是必須堅持的。比如他在主持這一改革的過程中，始終是把從實際出發放在第一位的，他經常強調，課程教材改革就是要構建出“學生愛學、老師好教、學以致用”的課程教材。又比如他主張讓年青一代在中華文化熏陶下成長，應該把體現中華民族精神的先賢們的事跡、言論乃至神話傳說編入義務教育教材，讓那些閃光的思想和主張，乃至原文，在各學科的教材中反復出現，逐步加深。

浙江的這場義務教育課程教材改革，切實針對當時通行的統編教材存在的要求過高、難度過大、負擔過重、影響普及進度等問題，毅然頂住來自各方面的偏見和壓力，著力澄清各種模糊認識，組織編寫貼近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準確及時反映社會需求和變革、滲透思想品德教育的新教材，為浙江乃至全國的教育改革發展、義務教育及早普及走出新路，做出了積極貢獻。尤其是由我父親主導的浙江綜合課程改革更是在中國教育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1998年2月24日至27日，國家教委基教司和浙江省教委聯合在杭州召開了“基礎教育綜合課程研討會”，國家和浙江省教育部門領導及包括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人民教育出版社和北京師范大學等8所師范院校在內的專家學者與會。會議對浙江綜合課程改革實驗給予高度評價和肯定。1998年3月3日，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更是以長達3分鐘的時長報道了“浙江省中小學綜合課程教材改革取得重要成果”。

父親一生服務于教育事業，尤其是為浙江的基礎教育普及提高、改革發展奉獻了自己全部的光和熱。文集的出版就是對他的教育思想、教育生涯最好的總結和紀念。本書的主要編者、父親杭州大學教育系的老同事、原浙江省教育科學研究所所長王炳仁老師，對我父親的教育思想做過較全面的總結，主要概括為新的“學生為本論”“差異教育論”“有效教育論”和“三個相信論”為代表的“四論”。父親的老同事、原國家督學、浙江省外國語學院原院長魯林岳評價我的父親是“一位現實的理想主義者”，始終心懷“讓浙江孩子更優秀，讓浙江教育更健康”的愿景。父親的忘年交、南京大學教育學博士生導師、全國高校首屆國家級教學名師桑新民教授稱贊我父親是“一位求真務實的教育決策管理者”，高度褒揚和肯定他在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中倡導素質教育，在基礎教育課程改革中探索浙江模式，在教育實驗研究中追求返璞歸真等諸多方面的改革創新與突出貢獻。

我作為一名從業38年的出版人，雖對教育理論是外行，但長期受父親熏陶，對他的若干理念至今印象深刻：堅持面向全體，追求教育的公平和平等的教育；堅持教育公益性原則，反對教育產業化；堅持重視右腦開發、漢字文化、珠心算等教學實踐；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強調師德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

《邵宗杰教育文論》不僅是一部個人思想錄，更是浙江教育改革歷程的權威見證，同時也是父親一生鮮明獨特的人格魅力、深厚豐富的教育思想、勤勉敬業的奮斗精神的最好寫照。

（本文作者為浙江出版傳媒股份公司一級高級專員，曾任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社長、總編輯，浙江出版聯合集團辦公室主任）

轉自：出版人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