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
1945年，毛先生和黃炎培在機場交流
- 背景
1978年5月10日，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第60期發表經胡耀邦審定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5月11日，《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文章的形式發表。當日，新華社轉發此文。12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以及《解放日報》等全文轉載。據稱該文沖破了“兩個凡是”的嚴重束縛，成為實現黨和國家歷史性偉大轉折的思想先導。 - “兩個凡是”：指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社論《學好文件抓好綱》中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1945年抗戰勝利后，在國共兩黨劍拔弩張的歷史關頭，第三黨——抗戰后期組建的中國民主同盟(即民盟）登場了；他們希望通過游說權變，實現國家和平。
1945年6月2日，褚輔成、黃炎培、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鈞等7位國民參政員聯名致電毛先生、周先生，提出要訪問延安，“希望繼續商談，以使抗戰勝利早日到來”。
6月18日，毛周復電在重慶的中共負責人王若飛，讓其轉告7位參議員，歡迎他們到延安。27日下午，7位參政員向蔣介石當面陳述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議，得到允可；7月1日，上述7位中、除王云五因病發高燒未能成行外，其他人乘專機到達延安。
7月2日下午，毛周等人在延安楊家嶺會見6位參政員，并于晚上設宴招待。餐桌上，6位參政員中、當屬左舜生與傅斯年心境最為復雜。
介紹見下行文字
國民參政會考察團在延安受到歡迎。自右至左：毛先生、黃炎培、褚輔成、章伯鈞、冷遹、傅斯年、左舜生、朱德、周恩來、王若飛
左舜生，湖南長沙人，與毛先生同庚；1941年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民盟前身）成立時，他出任秘書長，積極倡導反共。此次來到延安，仍堅持鼓吹反共滅共。
7月3日上午，他和毛先生單獨交談時，頗不識趣地說道：“我認為，一個國家的政黨可以有多個，軍隊卻不能個個政黨都有。否則，就要發生內亂，國家就不太平！
毛先生聽出話里的弦外之音，答道：“我也主張一個國家只有一支軍隊，但要看軍隊掌握在誰的手里，為誰服務。要知道，一個沒有武裝的政黨是沒有力量的，被蔣介石視為土匪亂黨的人，若沒有一點兒自己的武力，根本無法生存，更不用說有發言權和改造社會了。老庚呀（湖南人叫同年出生者的俗稱），你這個青年黨的‘軍事爺’（當時，民盟的組成主要是三黨三派，青年黨當時在盟內把持盟務，左舜生為青年黨秘書長），怎么連這個道理也不懂呀！”
左舜生碰了釘子，仍不知趣，竟要求見毛先生的夫人（原上海著名影星藍蘋是他的夢中情人）。毛先生當即沉下臉來，再也不肯理睬這位無聊、蹩腳的淺薄之徒。
傅斯年早在五四運動時就是風云人物，抗戰勝利后更是在北大代理校長，做了很多有影響的事情，可謂“不可一世”；而毛先生在北大時期只是一個圖書館助理員。傅斯年絕對不會想到一個說著“南方土話”的圖書館助理員，日后會成為比自己還要豪氣沖天的巨人。
而毛先生在北大時其實就已發現了自己之前聽聞到的一些事情浮夸成分很大。據傅斯年的侄子傅樂成說：“毛在北大寫信給朋友，說他被孟真（傅斯年）先生和羅家倫等人欺騙了。因為他們不像他在長沙耳聞的那么優秀！
因了北大的因緣，毛先生單獨拿出一個晚上與傅斯年進行交談，其中最著名的一個細節是，當毛先生談及傅斯年曾在五四運動中大出風頭，并為反封建與新文化運動做出過貢獻時，傅斯年狡猾而又識趣地回應道：“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
介紹見下行文字
毛先生與國民參政會考察團聚餐，毛先生左手起：章伯鈞、冷御秋、黃炎培、林伯渠、左舜生、朱德、傅斯年
在延安，毛先生宴請傅斯年一行
訪問團共在延安逗留4天；7月5日早餐后，毛周等中共領導人親到機場送行訪問團。握別時，毛先生特地叮囑6位到重慶后向蔣委員長致謝；同時，還托傅斯年轉達自己對胡適老師的問候。
6位參政員回到重慶，除向國民參政會和蔣委員長遞交了《會談紀錄》外，各人還根據自己的見所，撰寫了報章文字或發表了談話。訪問團的盟主黃炎培在這次訪問中，和毛先生討論了“興亡周期率”，非常興奮，寫成《延安歸來》一書，說自己的延安之行“如坐春風中”。
左舜生的文章中則說：“七月五日那天，我們離開延安的時候，毛帶著他們一個七八歲的女兒（即李訥，時5歲）來送我們，兩只秀美活潑的眼睛，看樣子似乎和我在戰前見過一次的藍蘋有點像，可是藍蘋本人依然沒有來。‘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當我們的飛機起飛以后，我還是感到這是此行的一點遺憾！
毛先生以120萬中共黨員領袖、130萬中共軍隊首長之尊，對傅斯年的誠意相待并沒換來傅斯年的好感。傅斯年說“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制愚民的作風，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風”。
傅斯年還說毛先生“至多不過宋江一流”，說“痛恨同去的人沒有出息”“章伯鈞是由第三黨去歸宗，最無恥的是黃炎培等，把毛澤東送他們的土織毛毯，珍如拱璧，視同皇帝欽賜飾終大典的陀羅經被一樣。”
此事的敘述到此為止。胡椒忽然悟道，廟堂之上曾有句話叫“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仔細想來、這只是一句聽起來完全正確、其實沒有任何用處的廢話。因為這句話存在一個致命的“盲點”。
譬如此例，這些個國民參政員訪問團造訪延安，從延安的革命實踐至少被三個人檢驗出三個不同的結論；聰明的看官，你說誰檢驗出來的、哪一種結論才可以作為真理的唯一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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