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福 編輯|樸芳
“《低智商犯罪》真是紫金陳寫的劇本嗎?”
“感覺像是上了《1818黃金眼》的紫金陳寫出來的。”
這兩天偶然刷到的一段網友對話,精準道出了犀牛君的心聲。
這大概是紫金陳最“不紫金陳”的一部作品,但又處處透著他的味道——盡管是“1818”版。
它既不執著于苦大仇深,也不迷戀滴水不漏的推理閉環,而是用一種近乎荒誕的方式,把警界“歐皇”、笨賊二人組與陰謀家們一起丟進命運攪拌機,燉成了一鍋麻辣鮮香的警匪群口相聲。
在網絡熱度與收視持續走高的背后,《低智商犯罪》其實正在用一種近乎“反智”的姿態,重新拆解懸疑劇。在全網懸疑還在努力卷“硬核燒腦”、“人性深淵”與“社會痛點”時,這部作品反而顯得有些“離經叛道”。
偏偏,這種輕巧感又真的成立了。
蓋·里奇撞上《1818黃金眼》
《低智商犯罪》最有辨識度的地方,在于它幾乎徹底放棄了傳統懸疑劇里的邏輯優先。
準確地說,它不是沒有邏輯,而是把“巧合”本身變成了邏輯。
整部劇采用的是一種典型的結構性喜劇敘事,多線并行、信息錯位、人物互相誤判,再通過陰差陽錯不斷把所有人推向同一個漩渦。這種氣質很容易讓人想到蓋·里奇式犯罪片——人物看似各干各的,卻總會因為一個偶然事件發生碰撞,最終形成連鎖反應。
但它又不完全是英式黑色犯罪那一路。
《低智商犯罪》身上其實有很濃的《1818黃金眼》甚至《譚談交通》《守護解放西》氣質,它更接地氣,也更市井。在這部劇里,很多荒唐事并不是精心設計的高級犯罪,而是普通人在欲望、愚蠢與僥幸心理推動下,一步步把事情搞得越來越離譜。
劇里的核心人物張一昂(王驍 飾),本身就是這種荒誕感的最佳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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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他在處理一起跳樓事件時,因為吟詩勸導嫌疑人,硬生生把對方“勸”到失足墜樓,從此被調離刑偵一線,成了警界笑柄。
這個設定本身已經夠離譜,但偏偏他還是個“運氣型神探”。他不擅長推理,也沒有傳統刑警那種壓迫感與專業光環,甚至很多時候都顯得有點混吃等死。結果偏偏每次關鍵節點,他都能踩中命運給的狗屎運,堪稱當代“毛利小五郎”。
一次金店爆炸搶劫案中,他眼睜睜放跑罪犯,還順手幫對方扶好了裝贓物的背包,氣得領導看監控時“無言以對”。結果下一秒,他又陰差陽錯踩中一張舉報信,被派往三江口調查大案。
至此,故事正式展開三條主線:
一邊是運氣開掛的“警鯉”張一昂與新人李茜;一邊是方超(宋郁河 飾)和劉直(朱云峰 飾)組成的“沒頭腦與不高興”笨賊組合;還有一邊,則是由周榮(王傳君 飾)牽頭、內部同樣漏洞百出的利益集團。
有意思的是,這部劇幾乎沒有傳統懸疑里的高智商碾壓。
無論警察、悍匪還是資本勢力,大家都多少帶點草臺班子氣質。有人靠運氣,有人靠誤會,有人靠信息差,甚至連犯罪計劃本身都顯得漏洞百出。
比如兩個笨賊為了搶金店,明明懂得炸化糞池轉移注意力,卻蠢到連不值錢的財神像都一起背走;地方勢力看似爾虞我詐、勾心斗角,卻一集不落地展示智商參差、弄巧成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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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為流傳的“炸屎”名場面)
整個三江口像一個巨大的失控現場。
偏偏這些看似散亂的人物與事件,又會通過各種誤打誤撞重新纏繞在一起。刑警隊長葉劍突然被殺,現場石頭寫著張一昂的名字;張一昂為自證清白尋找外賣員,卻意外牽出A級通緝犯;另一邊,自首的李峰又把新的命案線索重新導向當地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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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低智商犯罪》形成了一種很微妙的觀看體驗。
它既不像傳統懸疑那樣依賴“解題快感”,也不像純喜劇那樣瘋狂堆包袱,而是在二者之間找到了某種松弛的平衡。高密度反轉、頻繁的信息錯位,再加上幾乎平均十幾分鐘一次的荒誕笑點,讓整部劇呈現出極強的下飯屬性。
觀眾甚至不需要高度集中精神。
你可以邊吃飯邊看,邊吐槽邊笑,但又不會覺得劇情完全失控。
這恰恰是它聰明的地方。
在消解嚴肅中挖掘現實余味
當然,做菜講究眾口難調,做劇亦然,《低智商犯罪》并非沒有問題。
對于習慣《隱秘的角落》《長夜難明》那類嚴肅懸疑的觀眾來說,這部劇的“輕”有時會顯得過于跳脫。在播出的前幾集里,一些橋段對巧合的依賴確實偏高,一旦觀眾無法接受這種“反邏輯”敘事,很容易產生一種懸浮感。
另外,劇中某些夸張配樂與喜劇節奏,也存在明顯兩極分化。喜歡的人會覺得很魔性、不按套路;不喜歡的人則會認為它過于刻意,甚至有些喧賓奪主。
包括部分角色的表演,也明顯偏向漫畫化處理,這種風格雖然強化了荒誕感,但多少會削弱刑偵題材本身的真實質感。
不過,總體來看,《低智商犯罪》仍然算得上今年懸疑賽道里一次頗有驚喜的嘗試。
原著作者紫金陳曾表示,這是自己最有反差的一部作品,“劇中人物表演很自然,笑點也很自然,能讓我這個寫故事的人笑出來,希望也能讓觀眾都笑出來。”
從結果來看,這種“笑”,也并非完全空洞的娛樂消遣。在張一昂靠運氣一路升職、笨賊們不斷弄巧成拙的背后,其實仍能看到一點灰調現實主義的影子。
它某種程度上是在解構“精英敘事”。
劇中那些看似龐大的利益集團,并沒有展現出傳統犯罪劇里的絕對掌控力,反而充滿低效、混亂與互相拖后腿。很多事情最后不是毀于高明布局,而是毀于愚蠢、僥幸與失控。
這種“草臺班子感”,反而意外貼近現實。
而《低智商犯罪》真正難得的地方,也在于它沒有把這種荒誕拍成廉價鬧劇。它依然保留著刑偵劇的基本完成度,人物關系能自洽,案件線索并非徹底亂飛,多線敘事也保持著相對穩定的節奏控制。
說到底,能把一群“蠢人”的故事講得精巧,本身就是一種能力。
放在更大的行業語境里,《低智商犯罪》的意義或許不在于重新定義懸疑劇,而在于它提供了另一種可能:
當國產懸疑越來越追求“復雜”“深刻”“沉重”時,觀眾是否也需要一種更輕盈、更松弛的觀看體驗?
它未必是顛覆性的創新,也并不完美,但至少證明了一點——
懸疑劇的競爭,不一定只能發生在智力密度與結構復雜度上,也可以發生在情緒價值與觀看舒適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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