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毛主席聽匯報時發火，憤怒站起身詢問：是不是要把衛生部改成老爺衛生部？！

1955年深秋，皖南河埠頭的一盞煤油燈忽明忽暗，照著幾位抱病過冬的農民。鎮衛生所只有一名老郎中，藥箱里剩下的也不過幾帖草藥。翻遍記錄冊，全鄉兩萬人，常駐醫療人員卻只有這位白發老人。這樣的場景，在那時的中國鄉村比比皆是。

當年新中國剛立，縣級衛生院陸續掛牌，可一層層往下走，醫療真空依舊。統計表明，全國九成以上的高級醫務人員守在城市，廣大鄉村只能分得余下不足一成；財政投入同樣失衡，四分之三的經費用在城市，農村只能分享不到四分之一。被病痛拖垮的勞動力越來越多，田間地頭的呻吟聲比麻雀還常見。

中央并非無動于衷。1958年10月，毛澤東批示“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鼓勵各地挖掘中醫潛力。不少地方辦起土法簡易制藥作坊，針灸、草藥迅速回到鄉村灶臺，但最缺的依舊是人：新進中醫院校畢業生大都留在大城市，一支隊伍未成形就被虹吸殆盡。

時間推到1965年初，衛生部根據主席批轉的文件，抽調近3000名專家赴基層巡診。大巴車里坐著胸外科權威，也有著名婦產科老教授，氣勢不小，效果卻難言理想。行李箱滿滿當當，設備卻簡陋；一次巡診不過幾天，走后空檔更長。村民悄聲議論：“大夫來了照個相，人走病還在。”問題被再次凸顯：臨時救火，終究救不完山野里的隱火。

1965年6月26日傍晚，中南海燈火通明。衛生部部長錢信忠遞上厚厚的匯報材料：全國140多萬衛生技術人員里，90%集中城市，其中70%擠在大城市，再拿25%的衛生經費應付九成農民。話音未落，毛澤東臉色一沉，起身走到桌前，重重一拍：“這樣下去，干脆把衛生部改叫‘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會場氣氛瞬間凝固，錢信忠忙不迭答應：“立即整改！”這就是后來被稱作“六二六指示”的由來——醫療衛生工作必須轉到農村，培養農民養得起、留得住的醫生。

指示下達后，各地迅速摸索。上海川沙縣江鎮公社走在前面。那年盛夏，公社將學過高小的青年召集進祠堂辦班，4個月時間教最緊要的解剖常識、基本診療和常見病用藥。28人結業，其中就有17歲的王桂珍。她識字不多，卻天天揣著筆記本跟著蘇州醫專畢業的黃鈺祥跑診。晚上舍不得睡，鉆進被窩打著手電背《人體解剖圖》，困得睜不開眼也不合書。

一次深夜，有村民牙痛得捂臉直哭。王桂珍拿出銀針，先給自己手背來上一針，“你看，不疼的。”病人點頭，她在合谷穴輕輕一扎，不到半刻，疼痛緩解。第二天，全村都知道“王家囡頭醫術真靈”。農忙時，她和社員一齊下田插秧，赤腳踩進泥水，等到午休就給人號脈抓藥。鄉親們便把這班半醫半農的小伙姑娘喊作“赤腳醫生”。

這種模式最大的竅門在“簡、便、驗、廉”。中草藥自種自采，常見病對癥下藥花不了幾個錢；遇到疑難，赤腳醫生可用小本子寫下病情，趕最早的班車到縣里找指導醫生會診。政策又規定，公社衛生院要常年辦短訓班，提高赤腳醫生的醫術水平。學三年、干三年、再輪訓的梯度培養，使基層真正留得住人。

1968年春，幾位上海記者重返江鎮公社，寫下長篇采訪稿《赤腳醫生在稻田里行走》。文章發表后，《人民日報》《紅旗》接連轉載，“赤腳醫生”三個字一夜之間傳遍大江南北。毛澤東看到報紙，在批示中寫道：“赤腳醫生就是好。”一句話，成了全國各省效仿的號角。很快，山西的呂梁山區、四川的大涼山、云南的紅土地，都出現了背藥箱、提草藥的小伙姑娘。

短短幾年，超過150萬名赤腳醫生活躍在生產隊。他們或許只有簡單的聽診器、一把銀針，卻讓許多原本跑幾十里去縣城的小病，在家門口就得到處理。瘧疾、痢疾、鉤端螺旋體病的發病率明顯下降，孕產婦出血、兒童腹瀉也因此得到及時救治。

從高級專家下鄉到培養本土衛生員，兩條道路的差異清晰可見：前者依靠外援，星火閃耀卻轉瞬即逝；后者扎根本土，哪怕技術粗淺，也能日夜守在病人床頭。資源有限的年代，只能因地制宜，赤腳醫生的成功印證了這一點。

到1970年代末，隨著集體經濟形態變化，赤腳醫生的編制逐漸被鄉村醫生所取代，這支特殊隊伍在歷史舞臺上淡去。然而，其“哪里有農活就在哪里行醫，哪里有病痛就往哪里趕”的精神，卻留在無數鄉村老人的記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