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
1979年2月17日凌晨，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廣西、云南兩個方向對越南發起自衛反擊作戰。
作為1953年抗美援朝戰爭結束以來，解放軍進行的最大規模出境作戰，這場戰爭不僅牽動中、越、美、蘇各方，也引起臺灣軍情系統的高度關注。
其實，就在戰爭爆發前不到兩個月，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提出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建議兩岸實現通商、通郵、通航。
同日，國防部長徐向前宣布停止對大金門、小金門等島嶼的炮擊，持續二十年的金門炮戰至此終結。
金門炮戰
這一政策轉向標志著大陸對臺方針從“武力解放”向“和平統一”的重大調整。
然而，當時臺灣地區的領導人蔣經國的回應卻是冷峻的。
1979年1月3日，蔣經國公開表示“絕不能信，也絕不能上當”。同年12月，蔣經國在國民黨十一屆四中全會上正式確立了對大陸“不妥協、不接觸、不談判”的“三不政策”。
在這種政治僵局下，臺灣當局對這場戰爭的立場，顯得格外微妙。許多觀察家判斷，臺灣當局將對這場戰爭持批評、譴責立場。
然而，出乎許多人意料的是，1979年對越自衛反擊戰持續28天期間，臺灣當局并未發表措辭強硬的官方聲明譴責大陸的軍事行動，也未公開聲援越南。蔣經國更是一言不發，沒有任何表態。
蔣經國
李敖曾精辟指出：“遇到沖突時，假如你的朋友保持中立，那本質上他是站在了敵人那一邊；如果你的敵人中立，那其實他是站在你這一邊的?！?/p>
由此看來，臺灣當局貌似中立的立場，其實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
臺灣當局的立場，當然是有多重考量交織的結果。
首先，從法理層面看，臺灣當局承襲了1949年以前中華民國對南海諸島的主權主張，越南在南海的擴張同樣損害他們的利益。
越南統一后，黎筍當局不僅在中越陸地邊境挑起事端，在南海問題上也日趨咄咄逼人。1956年南越政權即已侵占西沙群島部分島嶼，1974年西沙海戰后南越雖被逐出西沙，但統一后的越南對南沙群島提出了更為全面的主權聲索。
黎筍
這一態勢使得臺灣當局在越南問題上，實質上與大陸存在共同的法理利益，公開站臺越南在政治上實屬不聰明的做法。
其次，1979年初的國際環境對臺灣當局極為不利。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立外交關系，美臺“共同防御條約”即將廢止。臺灣在國際上處于空前孤立的境地，而大陸與美國的關系正處于“蜜月期”。中國領導人剛剛結束訪美，中美在對蘇戰略和對越政策上存在默契。臺灣當局若貿然批評大陸，不但無益于改善自身處境，還可能進一步被國際社會孤立。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臺灣當局保持沉默，但軍方卻密集行動。
戰爭爆發后，臺灣軍情局、參謀本部等機構迅速組織專人跟蹤戰況，最終編撰完成《共越戰爭剖析報告》，由空軍中將汪正中于1979年11月在“國軍軍事會議”上提交。
這份報告對解放軍的戰術特點有若干精準觀察。一是保密工作出色，“越軍在戰前未能發現大部隊已到達其當面”。二是極為重視火力壓制，攻擊瞬間“以大量炮兵行攻擊準備射擊，尤其以火箭炮行面積射”，承襲蘇軍思想。三是小部隊作戰“堅韌頑強”，常以營連為單位穿插作戰。
解放軍戰士
報告的總評語是：解放軍“陸、空軍部隊裝備并非新穎，訓練亦未見精良，但其頑強之作戰意志與戰略戰術之采擇，均能持續”。這種“裝備不行、意志可嘉”的評價框架，暴露了國民黨軍面對老對手時的復雜心態：既無法否認其戰斗力，又不愿承認其實質提升。
二十多年后，臺灣軍事學界的視角明顯轉向專業。2004年，《尖端科技》雜志連載阮哲仁的《1979年中越大戰研究》系列，近十萬字。阮哲仁對解放軍戰前保密工作評價極高：五十萬大軍在美蘇衛星和偵察機嚴密偵測下完成集結，“想要保密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但解放軍做到了”。
同時，該刊也盛贊128師383團掩護全軍撤退時“傷亡不大的全身而退”，在軍事史上堪稱教科書級操作。
耐人尋味的是，原蔣介石機要秘書徐復觀在戰爭期間便在香港媒體發文，明確支持解放軍行動，稱這是“捍衛國家尊嚴和領土完整的正義之戰”。
這一姿態在當年國民黨圈子內并不常見，反映出即使在政治對立之下，民族大義依然能在某些時刻突破陣營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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