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思源

長到八歲 方識父親

努力回憶幼年往事，能記得在一個光線昏暗的船艙里，我哭著要我飲水用的奶瓶，但奶頭丟失了……后來，聽母親說，那是“七七事變”后，日本侵占山東省的前夕，她帶著4個年幼的子女由山東乘船到天津，準備暫住進英國租界。前面所提的一幕就是在擁擠動蕩的船艙里發生的。想來一定是環境突變，饑渴的本能使這一段記憶在一片朦朦朧朧中清晰地浮出，成為我能記起的幼年的第一件事。這時我3歲。

從3歲至8歲，我已成為三年級小學生，還一直未見過父親。此間我漸知人事，聽母親、兄長說父親在外地工作。只有從母親珍藏的極少幾張照片上認識了父親的相貌：瘦高個，面目清秀,架著一副金絲邊的眼鏡。偶爾從父親處送生活費的來人的話中，知道父親在山東省，每每此時，母親就會給我們兄妹4人穿戴整齊去照相，請來人將照片捎帶回去給父親。

童年時代常常充滿著好奇與幻想。我想著父親是什么樣的人？嚴厲？慈祥？是做什么的？從他照片上的文靜神氣，我想他是一個老師吧？進入小學后，心中更渴望能見到自己的父親，和其他小同學一樣能談到父親……

這一天終于來到了，那是在全國抗日更加艱難的歲月里。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英美對日宣戰,母親倉促地把家搬到天津意大利租界。因意大利雖是軸心國的成員，但卻未與中國宣戰，母親認為此處住家較安全，但仍未逃脫厄運。1942年初，她被日本侵略當局逮捕，并在日方有關人員的押送下帶著我們4個孩子赴魯北惠民一帶。日方企圖以扣押家屬迫使我父親投降南京偽政府。但其陰謀并未得逞。

▲何思源全家福

此次山東一行，我們并沒有見到父親，后又被遣送回天津（此段經歷父親回憶錄中有記述）。但租界是不能再住了。1942年秋寒時節，我們母子經過多方輾轉曲折到達了山東省的臨朐縣，我才見到父親。那時，我已經8歲了。

父親身邊 生活艱苦

我8歲前沒有感受到父愛及父嚴，初在父親身邊，記得的是喜悅、羞澀和略加懼怕的心情。1943年，父親剛由國民黨山東省政府教育廳廳長轉任民政廳廳長。由于日寇不斷地掃蕩，我們經常轉移住地。正是那種不安定的生活，使我不可能正規去上學。近兩年的時間內或就讀于村小，更多地是由父親的同事教我識字讀書。由于當時的環境和他的公務，使父親對我們的學業過問不多，這卻給我機會認識了父親性格的另一方面。

父親在有暇時，給我們講了許多故事。記得我最愛聽的是《西游記》。父親講得繪聲繪色，講到孫猴子斗智取勝時,我們都開懷大笑。以后我自己讀《西游記》時，發現我父親還自加了些情節。這些情節顯示了父親性格中風趣的一面。

父親性情喜動，但他的動中也有著靜的韻味。每天早早地叫我們隨他去登山或沿白沙河漫步。在這里,他教會了我認識麥、豆、高粱、玉米。父親會耐心地帶著我這個從喧囂大城市里來的孩子領略一下大自然的美。他會停步讓我注意天空中形態各異的行云，指給我看飛過的山雀，讓我靜聽它們在樹間的啾鳴；帶我在山溪中尋找光滑多彩的石子……從此，我也和父親一樣愛上了大自然。

抗日戰爭勝利后，他曾帶我們在濟南游大明湖、登千佛山。到北平任職后，更是有機會就帶我們去游古都的名勝古跡。那時，不僅僅是欣賞自然風光，他還給我們深入淺出地講解與之有關的歷史、動人的民族英雄事跡等。父親不僅熱愛自然，更熱愛我們祖國的大好河山和輝煌燦爛的歷史文化，直到晚年也不放過郊游的機會。在80歲高齡時還帶領孫子們去頤和園、香山或京西八大處踏青、郊游，把當年曾給我講過的知識和故事，又講給了孫輩。

抗日戰爭時期魯南的鄉村絕不是田園式的美好。由于日本侵略軍的掃蕩和封鎖，生活非常艱難。吃的多為小米飯或紅薯，副食極少見到，這在當時已經十分特殊了。農民是半菜半糧，甚至以瓜菜充饑的無糧戶也不少。父親的屬下因口糧不足還要吃些榨過油后的花生渣子做的“花生餅”（在好年景這是喂牲口的)。當年我難免要提出想吃什么的要求，這時父親和他的同事們就講他們在魯北時的生活比這還不如，并告訴了我一些在魯北時的情況。

父親在1938年初，隨時任山東省主席的沈鴻烈到達魯北惠民地區，成立了山東省政府魯北行署，父親任主任，李郁庭任副主任。專員劉景良帶有部隊。劉景良的秘書石金生在他的回憶中談及父親當年到各縣視察的情況，“清楚地記得他講話的內容：一是抗日必勝，二是愛護百姓，三是魯北行署的地位和職權，四是贊揚劉景良，在行署報刊上寫文章鼓勵抗戰斗志……”。

1939年初日本侵略軍進犯魯北，父親等退到臨渤海的墾區。這里多是鹽堿地。一時在這地區又集聚了眾多機關，山東省國民黨的黨政軍干校、部隊等人員，吃飯就成了嚴重問題。父親和大家一樣吃豆粒，喝苦水。父親當年身體也虛弱，經常失眠，藥物又奇缺。我還清清楚楚地記得，我在魯南的夏天經常生病，患腸炎、痢疾，反復不愈,又多處長癤腫。后托人從天津購得德國拜耳藥廠出的百浪多息（第一代磺胺藥），服后才愈。

母親為給我們增加營養，親自養了頭奶羊，每天擠羊奶，父親都不喝，而讓我和妹妹喝。1943年秋季，日本侵略軍加緊全面掃蕩，我們的生活更加動蕩不安。山東省政府已搬遷到安徽阜陽地區。這一年的冬季，我們家也先后離開魯南經安徽、河南到達西安。在那兵荒馬亂的歲月，家人聚少離多，直到1944年秋我在西安入化育小學讀五年級，才算安定下來。父親把家簡單地安頓好，又離開我們去重慶。1944年11月，蔣介石任命父親為山東省政府主席，爾后他又經安徽返回山東。抗日戰爭勝利后，我們才再次團聚于濟南。

回顧這一段歷史，我想父親在抗日戰爭期間雖沒有參加過轟轟烈烈的出名戰役，但國難當頭之際，他還是盡了他個人能力所及為抗日做了一些事。

年少立志 教育救國

從何氏宗譜記載中，魯西南的何氏家族系明朝宣德七年由安徽遷到山東定陶縣城東20余里的一個荒蕪村落的。五世傳至何爾健公。此公于萬歷十年鄉試中舉，3年后考中進士，歷任過京畿道南巡按使、遼東巡按使、大理寺寺丞等。死后葬于菏澤城東，其子孫遂定居于此。魯西南的何氏家族從此分二支，分別居定陶與菏澤。傳至我父親已是第十六世。從宗譜中查看諸先輩名下除記下幾子外，多無任何記載，想來大多都是些普通民戶。

父親給我們講，他出生在一個中農家庭，其祖父、父親都識字。宗譜中在我祖父何嵩山公的名下，記載著這樣簡短的一段文字：“隆禧子嵩山，字俊嶺，號筱峰，優等稟生。配王氏，子一，思源。”后聽我的堂叔說祖父曾教過私塾，去世較早。父親生于 1896年，少年時即十分勤奮用功，14歲時考入曹州公立普通中學堂。該校創建于1905年，于1913年與曹州中學堂合并，稱山東省立六中，現為菏澤一中。父親于1914年冬季畢業。因家境清貧本無力再升學，幸值辛亥革命后，山東省各縣發放“助學貸金”，父親每年貸金100元，又得到他中學校長叢禾生先生資助，得以升學。

1915年父親考入北京大學預科（當時北大之學制，入本科前須先入預科修業）攻讀哲學。1919年考取官費留美，該年10月注冊于芝加哥大學。3年后獲該校經濟學碩士。旋即到哥倫比亞大學讀哲學及德語，準備赴歐洲。在哥倫比亞大學時間短，據我所知，父親沒有取得該校的學位。但家鄉常傳父親是六中、北大、哥倫比亞畢業,是有些失真。1947年父親在任北平市市長時，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比路易學院曾授予他名譽法學博士。

1922年底他到達德國，就讀于柏林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學，并于1924年獲畢業證書。同年又赴法國，在巴黎大學研究經濟學。1926年冬回國抵廣州，先在中山大學任教授、系主任、法學院院長，后參加北伐革命。

父親在高等學府讀書時間不可謂短,從1915到1926年，10余年間，父親一直過著窮學生的生活，讀書勤奮。他告訴我：“在北大讀書時，確實很用功。”在留學歐美時，經常半工半讀。在美國他干過在食堂洗盤洗碗的工作，在農場做過季節工，采草莓，收、剝豌豆等。他到達德國時，德國正處在一戰后的經濟蕭條，生活極為困難。他住的房間在嚴冬也不生火，只能在臨睡前請房東太太用長把熱熨斗把被子熨熱。食品也十分匱乏。即使在生活艱難的環境中，父親仍十分珍惜學習的機會。他曾談到德國、法國的圖書館條件很好，資料豐富，查閱借閱方便。他充分利用這些條件，潛心讀書，并開始從事寫作和翻譯。他在留法期間著有《國際經濟政策》一書，1927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他曾和我提及他喜愛的達爾文的一句格言，大意是：我從不把半小時看做微不足道的時間。我想這是父親自勉的格言，也是他求學時所悟出的道理。

父親的青年時代，正是辛亥革命后軍閥混戰、民不聊生、帝國主義列強紛紛在我國擴張其勢力繼續瓜分中國的時代，是一個喪權辱國、內亂不休、國家危難的時代。父親在北大學習時，蔡元培先生于1916年底到校任校長，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方針，這對新思想的傳播是有利的。北大的各種學生社團紛紛成立，各種刊物涌現。要求“打倒孔家店”，沖破封建思想文化的禁錮。西方“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在青年知識分子中有著極大的影響。中國的事怎么辦？這是困惑他們那一代人的大問題，他們在努力探尋答案。父親在此時逐漸形成了“教育救國”的思想和主張：普及教育，提高國民素質；求生存，振興中國。

他在山東省主持教育廳工作長達15年，努力興辦地方教育，鼓勵私人辦學。尤其注重師范教育，辦了八九所鄉村師范學校，并為山東大學的建立十分盡力。當年山東大學雖名為國立，但其經費絕大部分由省里供給。父親任教育廳長時，一任任的省主席大多為行伍出身，對他態度冷淡，多有排斥，還時不時地縮減教育經費。在韓復榘任主席之初，財政廳長王向榮、秘書長張紹棠就極力要縮減教育經費，省政府官員全部贊同。父親堅決反對，據理力爭，并整頓全省各地教育款項和校產，建立各級教育基金的保管、稽核組織和制度，按田賦丁銀帶征教育附捐等。在當時的國民黨腐敗統治下,這些制度的執行中肯定問題不少，而父親不改初衷，可謂用心良苦。

父親一生十分尊重教師，曾和許多教育工作者結交，并與其中一些成了朋友。

勇于改過 學習到老

1946年至1948年父親在北平任職期間，北平的大學生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著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的游行示威活動，師生們的愛國運動蓬勃發展。父親逐漸意識到自己已經走到對立面了。由于他是一個愛國者，一個敢于面對歷史和現實的人，他認識到前半生的彎路不能再走下去了。

1948年夏，他被免職后，曾被任命為國民黨徐州綏靖公署政務委員。父親毅然拒絕，并告訴家人，自己在人生走過的道路中有許多錯誤之處，現在，人民盼望著解放，中國解放已成定局，他不能再錯下去，向死路上走。從而他積極地、不遺余力地為和平解放北平奔走，他想，一定要為人民辦點事。

當年，我已是初中學生，但仍不能全部理解他們談論和所做的事。幾年后,我讀到1949年2月3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代表們中的一個是前北平市長何思源……不管他過去做得怎么壞，這一次總算做對了……他們總算代表了真正的民意。”我才理解父親當年為和平解放北平而奔走的意義。據說電訊里這些話都是毛澤東主席說的。

50年代初期，父親到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了一段時間。從他讀過的馬列著作、毛主席的著作和課本上面用紅藍鉛筆劃的記號，以及他的讀書筆記看，父親是認真讀書和思考的，他在改造著自己的主觀世界。與此同時，他雖已55歲，又開始學習俄語，進步很快。他雖未能掌握俄語的會話，但閱讀、俄譯漢筆譯達到了一定水平，并從事了這方面的工作。

他先是到人民出版社從事編輯工作，1957年調世界知識出版社工作一年余，后改任全國政協會刊編輯部主任。1960年他年事漸高，患動脈硬化癥，又值我國困難時期，故回家休養。父親在近10年的編輯崗位上，辛勤地翻譯、編譯和寫作，在報刊上發表了一些文章，也出版了一些著作。

1954年開始,父親歷任第二、三、四、五屆全國政協委員。他積極參加全國政協組織的學習、視察、考察活動，曾先后赴天津、河北、山西、云南、福建、四川等地。每次考察活動后他都要認真整理筆記，有時寫成文章，如《天津市的勞動改造工作》《視察歸來答客問》等。

應當特別提及的是，父親在1956年參加陳毅元帥率領的赴藏慶祝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的中央代表團。進藏時還沒有通航，而是一路從甘肅經青海乘坐蘇制吉普車入藏,并由拉薩到達后藏日喀則。此行使父親深感中國共產黨的民族宗教政策正確。他親眼目睹在高原修建公路的解放軍工作、生活之艱苦，入藏官兵、廣大職工的紀律嚴明。他在途中及回京后，先后在《人民日報》等報刊上發表了《從西寧到拉薩》《從拉薩到江孜》《從拉薩坐飛機回來——試航班第一架》等多篇文章。看來父親當年也夠有勇氣的，試航抵拉薩第一架飛機返航時，他竟敢當一名乘客！父親將此行的見聞寫入一本小書《西藏記行》,于1957年由三聯出版社出版。

父親也積極參與對臺廣播工作，并為中國新聞社撰稿介紹新中國的發展和情況。他殷切期望祖國的統一。

建國后,父親得到了工作的機會，能為新中國建設盡一分心出一分力是他最大的欣慰。他逝世后，新華社發了消息，對他的一生做了公允的評價。

父親晚年看到了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祖國在新的歷史時期各個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更積極擁護中國共產黨的路線。可惜他早走了幾年，若能看到今日祖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輝煌歷程和成就，若能看到北京市、家鄉山東省經濟的發展，城鄉面貌的巨變，人民生活的改善，特別是香港的回歸，他將是何等的欣慰。

【來源：《春秋》1997年第4期。作者何魯麗（1934-2022），第九、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八屆全國政協副主席，民革第八至十屆中央主席。】

統籌：李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