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因何再度被需要？香港為何需要內陸？內陸省份誰會勝出？

文 | 彭勇

內地省市與香港高層互動驟然提速。

4月26日至29日，湖北省代表團訪問香港，簽署多項協議。

而在此之前，4月12日至15日，哈爾濱代表團訪問香港。4月20日至22日，安徽省代表團訪問香港，舉行皖港創新發展合作伙伴會議。

與此同時，四川、重慶主要領導人則在23日、24日先后會見香港特區政府高層研修班、“知名港商重慶行”重要嘉賓代表。

這場打破常規的高頻互動背后，究竟折射出內地省市怎樣的深層焦慮與戰略轉向？

5月5日，香港特區公布數據給出了答案：

香港一季度GDP同比大增5.9%，創近五年來最大季度增幅。遠高于市場此前預期的3.5%，展現出強大的增長韌性。

“三架馬車”同時發力——其貨品出口總額同比實質飆升23.8%，本地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增長17.7%，私人消費開支增長5.0%，分別較上季度增幅加快8.4%、6%和2.5%。

資本市場與樓市同步走強。

一季度港股IPO 募資達1104億港元，同比激增5.89 倍，穩居全球第一；樓市方面，私人住宅售價指數連漲10個月，一手私宅買賣登記量、交易額均創下22年來首季新高。

一系列數據清晰表明，香港經濟并非“落寞”，而是在外部動蕩中展現出超預期的修復彈性。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內地經濟表現。

一季度經濟增速回落至5%，創下2023 年以來同期最低水平，未能延續此前復蘇態勢。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2.4%，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1.7%，分別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2%和2.7%。內需與本土投資修復力度偏弱。

工業經濟同樣承壓。

工業增加值增速相比于去年同期下降0.4個百分點，制造業PMI均值為49.6%，稍低于2025年同期的49.9%，表明制造業整體景氣水平同比偏弱。

資本市場與房地產市場同步走弱。

一季度上證指數震蕩收跌近 2%，指數長期圍繞3900點弱勢盤整，整體交投熱度不足。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下降11.2%，新建商品房銷售面積、銷售額分別下降10.4%、16.7%。

外貿進出口雖然增長15.0%，增速較去年同期大幅提高13.7個百分點，成了內地經濟為數不多的亮點。

但分析表明，這一輪狂飆更多是“新三樣”（電動載人汽車、鋰電池、太陽能電池）及中間品出口的結構性拉動，而非普惠式回暖。

其背后折射出的，是在全球供應鏈劇烈重構、地緣格局異變動蕩的背景下，中國企業為規避不確定性而進行的“搶出口”行情。隱藏著對安全通道與可持續出海跳板的更深層焦慮。

一邊是香港經濟全方位超預期修復，戰略價值持續抬升；一邊是內地經濟內生修復偏弱，外貿依賴結構性動能、出海布局亟需穩定樞紐支點。

而這一分化格局，正被2月底爆發的美以伊戰爭“黑天鵝”事件急劇放大。

正是在此背景下，4 月以來，內地多地高層密集與香港會晤對接，掀起一輪罕見的跨區域互動熱潮。

重慶端出超500億元投資菜單，精準對接本地 “33618” 現代制造業集群；安徽訪港簽約 19 個合作項目，搭建常態化協作網絡。

哈爾濱依托香港平臺，助力本土優勢產業鏈接全球市場；四川與香港共商 “十五五” 戰略協同，以 “金融 +” 模式賦能企業借港出海；湖北深化鄂港金融合作，系統推動省內企業赴港上市融資。

這一系列動作早已超越傳統招商引資范疇，實質是在全球供應鏈重構、地緣局勢動蕩背景下，內地省市將香港視作不可或缺的經貿安全跳板與高端要素增值樞紐。

而各地搶先布局的深層意圖，在于搶占一個關鍵的歷史窗口——香港治理模式正在發生系統性轉變。一個更深層次的制度性機遇已經浮現。

香港價值的重估，正在重塑國內區域經濟地理格局。

內陸省市需要香港作為接軌國際的 “安全接口” 與 “規則通道”，以破解升級與出海瓶頸；香港同樣需要內陸的產業縱深與龐大市場，來夯實其國際樞紐地位并履行國家賦予的新使命。

歷史曾寫下清晰的劇本。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國家“梯度開放”的戰略下，珠三角憑借毗鄰香港的絕對地利，構建了“前店后廠”的全球分工體系。香港是“店”，負責接單、融資與全球銷售；一河之隔的深圳、東莞是“廠”，利用土地與勞動力成本優勢生產。

這套體系驅動了珠三角爆炸式的工業化，深圳GDP從1979年的1.96億元飆升至1990年的135億元，增長約68倍。香港自身也借此轉型為國際金融、商貿與專業服務中心。

然而，這一模式的紅利具有天然的“地理鎖死”效應。廣大內陸腹地難以接入，合作長期停留在零散的投資層面，缺乏戰略縱深。

2018年以來，全球化確定性瓦解，大國博弈、科技壁壘、經貿脫鉤成為常態。

2026年3月爆發的美以伊沖突，成為壓垮舊邏輯的最后一根稻草。霍爾木茲海峽航道受阻，能源與物流成本飆升，直接沖擊中國大陸的能源安全與出海布局。市場對“離岸緩沖、規則銜接、風險隔離”的需求瞬間爆發。

香港的獨特價值在此刻被重新定價。依托“一國兩制”架構、普通法體系與自由港，它成為連接內地與國際市場不可替代的規則緩沖帶、合規隔離艙與離岸資金樞紐。

這意味著，與改革開放初期簡單的轉口中轉與引資橋梁相比，香港迭代升級為承載跨境融資、風險對沖、規則對接、產業出海的進階版超級聯絡平臺，精準匹配當下全球變局下的安全訴求與開放需求。

因此，內陸省市對接香港的訴求變得空前迫切。

與此同時，新加坡通過2015年啟動的中新互聯互通（重慶）項目，構建起連接西部與東盟的陸海新通道系統嵌入了中國西部腹地，其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FDI）規模已于2024年超越香港。有文章炒作資本和財富撤離香港，而新加坡是最大受益者。

這表明，全球供應鏈重塑時代，國際樞紐的核心競爭力，已轉向與腹地經濟的系統嵌合深度。對香港而言，方向清晰：必須加快與內陸構建全方位、制度化的連接。

國家頂層設計同步完成定向賦能。“十五五”規劃對香港的定位實現關鍵躍升：從“提升”到“鞏固提升”，從“融入”到“服務”國家大局，并首次明確支持其打造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與高增值供應鏈服務中心。

香港隨之首度編制五年發展規劃，主動對標國家戰略，為內陸省市架起了頂層的對接通道。

新范式已然成型。衡量聯動價值的標準，核心在于國家戰略契合度、產業互補性與制度化合作基礎。

4 月以來，各地圍繞香港展開的聯動路徑愈發清晰務實。

四川立足長遠謀劃，錨定十五五發展窗口期，從服務國家大局的高度定位川港合作，在高層互動中明確戰略方向、鋪排協同路徑。

重慶依托自身樞紐基底，以商為橋、以鏈為核，借助知名港商到訪契機，引導港資深度融入本地現代制造業集群布局。

安徽側重以常態化平臺破題，通過專題合作會議織密協作網絡，讓本地硬科技產業順暢對接香港科創與金融資源。湖北發揮中部支點稟賦，主動銜接香港專業服務與全球渠道，為優勢產業集群補齊規則對接、市場出海的關鍵短板。

哈爾濱則深挖自身特色家底，依托冰雪經濟、優質物產等資源借力香港國際化舞臺，完成特色產業的價值躍升與市場出圈。

這些差異化實踐充分說明，內陸省市對接香港并無通用復刻模板，關鍵在于精準卡位。立足自身資源稟賦與產業基礎，把香港獨有的功能優勢，轉化為破解本地發展瓶頸、放大自身比較優勢的關鍵支點。

香港價值的重估，源于全球變局下其國家戰略安全接口屬性的稀缺性。內陸各地的主動對接與錯位布局，正將這種制度與區位稀缺價值，轉化為重塑國內區域經濟地理格局的澎湃動能。

一場基于深度功能互補、規則銜接與制度協同的雙向賦能進程，已然全面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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