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幾年前，我看過這位喪子母親——華裔作家李翊云（她剛此而獲得美國普利策大獎）的虛構文章，她分別寫下了兩個兒子自殺前后的情景。家庭是和諧的，默契的，孩子亦聽話，而且母子關系是友好和親密的。
但她的兩個兒子還是沒能抗拒內心的召喚，終究還是走了。哥哥先走，6年后，弟弟選擇了與心愛的哥哥同一種方式自殺——自殺前還回了一趟家，吃了個團圓飯，談笑風生，顯得輕松而快樂，然后回到普林斯頓大學；再然后，一天，兩個警察敲開了她家的門，母親一看警察的臉色，立刻明白發生了什么，因為她一直有預感，也與孩子就此反復交流過。但是小兒子還是悄悄地離開了她，去找他哥哥了，在天堂！
讀后，我突然有一種驀然襲來的震驚，乃至震撼，瞬間無語，卻又百味雜陳。這是我此前從未有過的閱讀體驗，還摻雜著莫名的生命體驗，這讓我陷入了一種痛。
也是在那一刻，我開始理解了這位特殊的母親，理解她對執意要告別人世孩子的＂理解＂。
這不是一般人所能受的，而她承受了，而且度過了悲傷與哀痛。
是文學寫作拯救了她嗎？在那篇文章中，她說，她只能將這一切寫下來，寫出來她也就解脫了，自救了。
這是一種自我救贖。我理解這種救贖，一如十幾年前，文革經歷的陰影與傷痛總會把我拖入一種巨大的悲傷中，我無以解脫。于是想到了把這種感受寫出來，一旦寫出了，也就等于我可以控制住它了。
寫完了一部《六六年》，自覺仍末解脫，還沉浸那種傷痛中，于是寫下了第二部，乃至第三部。
第三部終筆的那一刻，我猶覺纏繞著我內心的那種憂傷，那種痛，那種復雜的對往事的追憶與叩問，都像隨著一股隨風而逝的青煙般裊然而去。
我終于解脫了。
所以我理解這位母親的解脫，雖然她很難獲得更多人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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