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大教授曹樹基稱731部隊并不存在，侵華日軍未曾以中國人為實驗對象是真的嗎？

1945年8月11日深夜，哈爾濱平房一帶突然傳來幾聲巨響，火光沖天。標著“防疫給水器材”的廠房頃刻崩塌，無數老鼠四散奔逃。幾日后，松花江畔的醫院里陸續收治高燒、淋巴腫脹的患者，人們這才知道，那場爆炸并非“軍需倉庫事故”，而是日軍第731部隊自毀實驗基地的最后一幕。

整整七十五年后，一場疫情讓塵封史料再度被翻檢。2020年春，《新京報》刊出上海交通大學教授曹樹基的專訪。這位1956年出生、以人口史和疾病史研究見長的學者表示，在他統計的死亡簿與醫療檔案中，并未發現足以證明日軍在華發動過系統性細菌戰的確鑿數據，“731部隊可能只是戰后構建出來的符號”。

這番話像尖銳石子落進湖面，激起巨大漪漣。人們疑惑：連鐵證如山的731，還能說成“虛構”嗎？曹教授并非無名之輩：江西鄱陽人，1989年獲復旦大學歷史地理學博士，2004年受聘交大任歷史系首任系主任，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他一向偏好大樣本量化分析，自稱“只信賬冊數字”。然而，文字記載之外，歷史現場的殘痕與幸存者回憶卻在持續發聲。

日本關東軍的“防疫給水部隊”1932年就已在東北落腳。內部檔案顯示，該部隊接受軍醫石井四郎直接指揮，分布于哈爾濱、牡丹江等多處。對外，他們高舉“公共衛生”“凈水技術”招牌，實則暗中招募醫師、獸醫、化學家數百人，興建地下隧道、冷凍室與焚尸爐，關押大批中國、朝鮮及蘇軍戰俘。囚犯被編號為“馬魯太”，意為“木頭”，剝奪姓名亦剝奪人格。

凍傷實驗最為典型。冬季午夜，犯人被驅趕到露天，手臂浸入冰水，再暴露在刺骨寒風。研究者用木棒敲擊皮膚，聽那“咔咔”脆響來判斷結冰深度，隨后將組織切片記錄。密閉干燥實驗同樣殘酷，高溫熱風持續吹襲，待受試者體重降到不足原來的四分之一才結束。《惡魔的飽食》與蘇聯1949年伯力審判記錄都確認了此類試驗的存在。

1940年秋，浙江衢州、義烏一帶出現詭異疫潮。當時天空飄下裹著稻殼的“谷?！?，孩童以為是食物，抓回家喂雞。十余日后，炭疽與鼠疫同時爆發。戰后，美軍從繳獲的日軍文件里找到“Z項目”投放計劃，地點、日期與浙贛疫情完全吻合。

臨近戰敗，關東軍高層擔心事敗追責，命石井盡快“清場”。于是有了開篇那場大火。高壓鍋爐連燒三晝夜，文件、器械、遺體一股腦塞進爐膛；但倉促中仍留缺口。蘇聯紅軍進駐后，在殘垣中發現解剖臺、冷凍機、細菌彈殼以及大批出土人骨。1949年的伯力審判上，多名部隊成員供述實驗細節，陳述與遺址實物吻合。

即便如此，戰后審判的懲戒并不徹底。為了獲得實驗數據，美方情報部門與石井達成秘密協議，換取資料以減輕其責任。直到21世紀，俄方解密的檔案、原隊員口述錄像、平房遺址的持續發掘，讓研究者得以把碎片一一拼合。哈爾濱鼠疫博物館陳列的玻璃罐里，保存著當年采集的含菌水樣；平房舊址周圍土壤，仍能檢測到高濃度炭疽芽孢。

歷史學界的常識告訴人們：單一資料難成定論，唯有檔案、遺址、口述、法庭記錄相互咬合，才可能逼近真相。曹教授堅持從人口數據切入，這本身無可厚非，但若忽視了跨學科證據，就容易產生“燈下黑”。畢竟，被焚毀的實驗日志無法提供數字，卻不能讓冰凍殘肢、干燥室骨架自己開口辯白。

一位曾在平房遺址參觀的志愿講解員回憶，展廳中央擺著一截焦黑的鐵管，據說是當年冷凍裝置遺存。有人問：“這東西還能說明什么？”他低頭摩挲那層斑駁銹跡，回答道：“它說明，有人想抹掉的東西，其實一直在這兒?！?/p>

采訪風波之后，曹樹基沉寂了許久。學術爭鳴本應鼓勵，但當質疑與審慎失衡，便容易讓研究陷入偏狹。鼠疫是否大規模暴發，確實需要更多基層記錄來核實；然而，否認731部隊存在，已與跨國證據鏈正面沖突，這一點在學界幾成共識。

從1931年到1945年，東北白雪年年落下，融水卻帶走了無數生靈的血跡。爆炸聲過去近八十載，廢墟成了紀念地，鐵證仍在地底。歷史不是賬本上的孤零數字，也不是采訪中的只言片語，而是一座座未被炸毀的水泥柱、一條條仍在發酵的檔案卷宗。

今天的平房區略顯荒涼，風一吹，荒草掠過斷墻。路過的老人偶爾會停下腳步，輕聲自語：“當年鬧過瘟的，可怕?！蹦鞘怯H歷者留給后人的短句，勝過任何華麗論文。所有關于否定的爭論，終究要面對這些沉默卻頑固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