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7日，外交部發言人林劍在記者會上說了一句話，雖然語氣克制，但分量極重：＂當前中日關系面臨嚴重困難，根源在于高市早苗發表錯誤涉臺言論，責任完全在日方。＂

這番話的背景，是高市早苗去年11月那番涉臺言論剛好過去整整半年，但日方至今沒有撤回，中方的態度也沒有任何松動的跡象。

就在這樣一個中日關系幾乎＂冰封＂的時刻，一個問題正在被越來越多人認真思考：如果有一天中日之間真的走向最壞的局面，那生活在日本的100多萬華人，處境會怎樣？先把人數搞清楚。

日本出入國在留管理廳今年3月27日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25年年末，在日中國人登錄人數為93萬0428人。如果加上取得日本國籍的華裔、臺灣地區人士及其他相關人員，廣義的在日華人總人口超過117萬人。

這不是小數目，相當于日本一個中等規模縣的全部人口。這117萬人里，構成非常復雜。

年齡結構相對年輕，30至50歲之間的群體占大多數，職業分布涵蓋制造業、商業零售、教育學術等多個領域。有扎了根的永住者，有短期務工的技能實習生，有正在念書的留學生，也有被公司派駐的白領。

每個人留在日本的理由不同，和中國的情感紐帶也深淺不一。但有一個共同點：一旦中日關系出了大問題，他們都會成為被波及的對象。

為什么這么說？因為日本社會對華人的態度，正在隨著兩國關系的惡化而明顯轉冷。

由于高市涉臺錯誤言論，中日關系陷入邦交正常化以來最困難時期，且在短期內看不到緩和的可能性。日本社會右翼極端情緒抬頭，輿論壓力與歧視風險增加。

你想，和平時期尚且如此，要是真到了兵戎相見的地步，這種情緒會被放大到什么程度？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是個什么樣的地理環境？

四面環海，沒有一寸陸地與其他國家接壤。和平年代這叫＂海洋國家＂，聽著挺浪漫。

但換個角度想：一旦進入戰時狀態，所有的出入境通道就那么幾個——幾座主要機場、幾個核心港口。政府一紙命令就能把它們全部關閉。

對于身在其中的外國人來說，這座島就變成了一個出不去的封閉空間。不是說日本一定會這么做，但從物理條件上講，它具備這個能力，而且操作起來遠比大陸型國家簡單得多。

現在來看日本政治層面的走向，你會發現一個非常清晰的＂加速＂趨勢。日本政府在今年4月新發布的《外交藍皮書》中，將中日關系由此前的＂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降級為＂重要鄰國＂。

日本在軍事領域的動作可以用＂瘋狂＂來形容。日本政府批準的2026財年防衛預算約9.04萬億日元，較前一年度增加約3349億日元，連續14年增長，再創歷史新高。

這筆錢花在哪了呢？預算重點包括構建以大量無人機為核心的沿岸防衛體系，采購高超音速導彈和改進型12式反艦導彈。

后者的射程超過1000公里，從九州發射就能覆蓋中國東部沿海多個重要區域。一個嘴上喊著＂專守防衛＂的國家，手里攥著的全是進攻性武器。

更讓人警覺的是一個＂符號性＂事件。日本政府已敲定修改自衛隊＂官階＂名稱的方案，調整后的部分稱呼包括＂大佐＂等與舊日本帝國軍隊所用存在重合。

外交部發言人林劍對此的回應很直接：自衛隊采用去軍事化的銜級名稱，意在切斷與舊軍隊的歷史聯系，體現和平憲法的精神。如今日方又謀求恢復二戰時的軍銜稱謂，并且堂而皇之地以＂榮譽感＂為由，這是在受害國人民的傷口上撒鹽。

把＂一佐＂改回＂大佐＂，把幕僚長改稱＂大將＂——這不是什么＂與國際接軌＂，而是在精神層面向戰前回歸。日本的經濟狀況也不容樂觀，而這恰恰增加了不確定性。

受中東局勢影響，日本原油進口量驟降。由于霍爾木茲海峽通行受阻，日本政府3月16日起釋放合計約8000萬桶石油儲備，相當于日本45天所需石油供應，為1978年創建國家石油儲備制度以來釋放量最多的一次。

僅僅一個月后，日本經濟產業省4月24日又宣布，從5月1日開始啟動釋放第二輪戰略石油儲備，總共釋放580萬千升石油，預計可滿足國內20天需求。兩個月內連續兩輪釋放儲備，這在日本歷史上前所未有。

更嚴重的是，石油業界團體呼吁日本政府追加投放儲備，醫療行業敦促確保石腦油供應。業內人士指出，如果當前狀況持續，日本將于6月面臨＂石腦油危機＂，危及大批患者健康。

一個連醫療用品原料供應都可能斷檔的國家，其社會穩定性是脆弱的。歷史反復證明，當一個國家的經濟承壓到一定程度，政客往往會選擇向外轉移矛盾。

日本現在的這套組合——經濟困頓、能源緊張、政治右傾——恰恰是最容易催生冒險行為的溫床。回到在日華人這個話題。

我們需要區分幾種不同的情況來看。第一類是已經取得日本國籍或拿到永住權、并且長期在日本生活的人。

按照中國法律，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取得外國國籍的人在法律上已不再是中國公民。這部分人的選擇是個人的事，外人無權干涉，也沒有必要在道德層面去評判。

但需要指出的是，他們在戰時的處境會比較尷尬——既可能被日本社會視為＂潛在的敵國人＂，又已經不在中國領事保護的范疇之內。兩頭不靠，是最危險的。

第二類是留學生和務工人員。這些人中的大多數并非出于政治立場留在日本，而是被學業、工作、合同所綁定。他們是真正需要關注的群體。

好消息是，任何大規模軍事沖突之前都會有一個局勢急劇惡化的預警期。中國在撤僑方面有豐富的實戰經驗——從利比亞到也門到蘇丹，每一次都證明了中國有能力、也有意愿在危急時刻把自己的公民接回來。

關鍵在于：你自己要有這個意識，不能等到最后一刻才行動。從邏輯上分析，在戰爭正式爆發之前，日本政府阻攔外國人正常離境的可能性不大。

這不是因為它有多善良，而是因為在沖突前階段大規模扣押外國平民，會在國際法和國際輿論層面付出極高代價。日本雖然在軍事上越來越冒進，但在外交形象管理上一向精于算計。

所以撤離的窗口是存在的——但它不會永遠敞開。反過來看，2024年在中國的日本居民人數首次跌破10萬人，降至20年來的最低水平，且連續第12年下降。

這本身就說明日本企業和個人在用腳投票，逐步減少在華的人員存在。相比之下，中國在日華人的數量卻在持續攀升，這種不對稱的人員分布，在地緣博弈中是一個不得不考慮的因素。

從經濟利益的角度看，天平是向中國傾斜的。日本在華投資體量遠大于中國在日投資。

日系汽車、電子產品、精密加工設備在中國市場深度嵌入，大量日企把利潤留在中國進行再投資。這意味著一旦＂掀桌子＂，日本的損失要大得多。

今年2月，中方將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日本軍工企業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單，精準打擊日本軍工供應鏈，就是一次非常有分寸的反制。中方傳達的信息清晰明確——做生意，我們歡迎；發展進攻性武器、妄圖擴軍備戰，不行。

那么，中日之間真的會爆發戰爭嗎？從當前來看，直接的全面軍事沖突并不是大概率事件。

但同時也必須看到，日本正在系統性地為沖突做準備：軍費暴漲、進攻性武器密集部署、軍銜體系向戰前回歸、修憲進程加速推進、高市早苗在4月12日的自民黨大會上揚言＂修憲時機已成熟＂，聲稱希望在明年召開黨大會時，能夠在提出修憲動議方面取得一定進展。

這一系列動作環環相扣，如果不加以遏制，量變終將引發質變。所以我的看法是：我們不需要恐慌，但必須清醒。

117萬在日華人是一個龐大的群體，他們的安全不是一個抽象的議題，而是涉及無數具體家庭的現實問題。從社群到個人，努力避免焦慮、提前做好準備是必要的。

當年也門撤僑、利比亞撤僑，中國海軍軍艦開到港口接人的畫面震撼了世界。但每一次成功撤僑的背后，都有一個前提——需要撤的人自己先動起來。

國家可以派船派飛機，但你得先走到碼頭和機場。至于那些看到預警信號仍然無動于衷、甚至連大使館通知都當耳旁風的人，說句不太好聽但很現實的話：每個成年人都要為自己的判斷負責。

國家不可能為了少數人的個人選擇，去調整涉及千萬人安全的整體戰略部署。中日關系的走向，正如王毅外長今年3月在兩會記者會上所明確的——＂中日關系當前面臨嚴重困難，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發表錯誤涉臺言論，責任完全在日方。＂

球在日本那邊。但無論日本怎么選，我們都要做好自己的準備——國家層面如此，每一個海外的中國人，同樣如此。

局勢還在變化，窗口還沒有關閉，但沒有人知道它還能開多久。